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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1 现在返回前述的社会科学命题：任一社会，它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由人类智性活动的成就与多样性刻画，取决于它的“社会过程”选择的制度（Mg，Mh，Ms）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应着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基于上面的五项注释—它们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学术合法性基础，我愿意称这一命题为“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也就是说，我认为，或许我可以论证，“行为社会科学”的全部叙事都可围绕这一命题和它的五项注释展开。如我在第四项注释所论，先天智性分布大约以0.5的概率正确。既然如此，似乎我不能以先天分布为前提建构基本命题。我们知道，阿罗的博士论文，也就是成为“社会选择”理论基础的那本书《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前提是参与社会选择的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两两之间完全不可比。随后，森发表论文描述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在怎样程度上是可比的，而且假设有限度的可比性，比假设完全不可比性，对公共政策基础研究而言是更富于成果的假设（Amartya Sen, 1970, “Interpersonal Aggregation and Partial Comparability”（“人际集结与部分可比性”）[42]。关于“同情心”的脑科学研究提供了现代证据，支持斯密和休谟的苏格兰“情感学派”，也支持森。换句话说，阿罗假设偏好之间完全不可比，如果不是完全不正确也只能以0.5的概率被接受。虽然如此，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至今还是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之一，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共同支撑着公共政策研究。其次，老威尔逊1998年发表的畅销书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大融通：知识的统一》，Vintage Books）为我提供了另一案例。他在这本书里试图融通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或许引发争议。至少，我认为更可能融通全部知识领域的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又或许人类有许多问题可视为是“基本的”，于是应在最抽象的层次提出最好是唯一的基本问题。但是在这样抽象的层次，唯一基本的问题常常需要分解为更低层次各领域基本问题之后才可求解。康德在足够抽象的层次提出了三大“永恒问题”：灵魂不死？上帝存在？意志自由？我在这本书里，在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足够抽象的层次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社会选择何种制度更有利于社会发展？不同于其他学派的回答，我的回答基于行为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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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3 或许读者相信，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上述问题已有解答。诺斯（又译“诺思”）2008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演讲（Douglass North, “The Natural State”［“自然社会秩序”］），开篇就说：众所周知，明确界定产权，就有经济发展。可是，为何现实世界里有许多地方的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如果你们认为这问题很简单，那就彻底错了。事实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各自局限于专业领域，从不解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既有的经济理论是静态的，它的分析框架里缺少若干要素：信念、时间、文化，然后才是制度。接着，他要展开阐释这些缺失的要素。首先，他对听众说了两遍他使用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传承到当下并制约当下人们的可选方案集合的以往的全部信念与制度。其次，注意，他现在转而阐释“信念”。这里，他认为脑科学和认知科学还远不能提供为解答上述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例如，这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常识，即信念总是嵌入在特定文化之内的。可是，脑科学家尚未认真研究文化与认知的关系。从诺斯那次公开演讲到现在（遗憾的是他于2015年11月23日去世），脑科学家确实在研究文化与认知的关系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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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5 诺斯那次演讲的主题和论证，基于他那时主持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旨在考察现代经济发展是怎样从“自然状态”（诺斯同时也用这一短语指称由特权群体即“精英”垄断资源并维持秩序的他称为limited access的国家）涌现出来的，或者，怎样从“限制进入”的社会演变为“开放进入”（open access）的社会同时保持社会秩序不崩溃或瓦解。在诺斯的社会形态学语言中，state这一单词，首先是一种状态，其次是一种社会秩序，第三是“国家”，所以，英文很方便，同时代表这三重涵义，翻译成中文就很麻烦，需要提醒读者这样三重涵义对应于三个中文语词，并且这三个语词在中译本里是可以互换的。诺斯指出，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三种社会秩序（状态或国家形态）：（1）premitive state，原始社会或原始国家；（2）限制进入的自然社会或自然国家；（3）开放进入的社会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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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7 从自然社会演变到开放社会，历史上成功的社会，例如荷兰和英国，维持社会秩序的特权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而支持或允许这种演变。同时，特权群体设置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的机构逐渐获得了相对于特权群体的独立性。不过，诺斯指出，关键的环节在于特权群体的心态转变。伴随着心态转变的是信念转变，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与文化传统共生演化的认知方式和基本信念（诺斯称为“心智模型”）。这里，我提醒读者回顾奈特“社会过程”的基本原理。特权群体，也就是垄断了社会过程参与权的群体，诺斯定义的“限制进入”其实是限制进入奈特定义的“社会过程”。特权群体的文化传统与心智模型，根据诺斯的论述，决定了自然社会能否演化为开放社会。纵观历史，更常发生的是“精英失灵”，从而最终由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革命之后更常发生的是新的精英在解决了他们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之后再度变得官僚化，于是再度失灵，导致新的革命。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大多数文化传统里，与文化共生演化的认知方式和基本信念，总是导致精英失灵。或者，在前述“行为社会科学基本命题”的视角下，人类的文化与认知和信念的共生演化，大多数社会制度（Mg，Mh，Ms），由于精英失灵而不能使制度（社会秩序）朝着更有利于先天智能分布峰值群体发展的方向演化，因此不能有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不仅如此，精英的官僚化通常会使社会“锁入”于毫无希望的社会演化路径，最终导致社会解体。诺斯2005年发表的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钟正生等中译本），尤其是第2章“Uncertainty in a Non-ergodic World”（在一个“非各态历经”世界里的不确定性）—顺便提及，“非各态历经”这一借自随机过程的术语对应于奈特定义的“不确定性”，而“各态历经”对应于奈特定义的“风险”—特别强调了人类社会演化的这一“大数定律”。由于大多数经济发展过程都以失败告终，故不能有经济的“发展”，而只能讨论更一般的“经济变迁”。又考虑到经济变迁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用这本书“前言”里的文字：理解包括西方兴起和苏联衰落在内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变迁比理解经济变迁更加宽泛），因为它是下列变化的结果：（1）人口的数量与质量，（2）人类的知识存量—人对自然的以及人对人的，（3）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故这本书的标题不能仅仅是“理解经济变迁”，而应当是“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他认为，多数社会锁入失败的演化路径，对于经济史学而言是需要破解的“经济发展之谜”。诺斯后来参与的研究项目，其实是试图从少数成功地从自然秩序演化为开放秩序的社会历史（“小数定律”与“大数定律”相互参照）中寻求一般历史规律。他在第1章“经济变迁过程概述”的引论部分结尾时强调了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本书也是关于想象力（perceptions）的研究，这些认知或想象能够引致旨在减少不确定性或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制度创新。这里，我注意到诺斯试图将奈特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本质差异的企业家创新原理融入他的经济变迁之为创新失败或成功的漫长过程的心智理论（认知与信念）—概述于第1章第2节和第2章第1节。而且，继承诺斯的“制度企业家”研究思路的晚近著作，我推荐：Frederick Betz, 2012, Societal Dynamics: Understanding Social Knowledge and Wisdom, Springer（标题可译为“社会动力学：理解社会知识与智慧”）。这本书的主旨在于寻求使社会能够持续创新的路径，所谓sustainable enterpreneurship（可持续的企业家能力）。制度创新，主要依靠智慧，“转识成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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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09 诺斯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的主要内容来自他与另外两位学者合作于2009年发表的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文明史的概念框架》（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考察涌现秩序，如前述，不能只有逻辑的视角，因为涌现性质不能预先有逻辑表达。诺斯采取的是历史视角，他考察从一种社会秩序怎样涌现出另一种社会秩序。我在《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里强调，正确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逻辑视角与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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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1 这三位作者在“前言”第一段指出，任何关于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解释都包含一套经济学理论、一套政治学理论和一套社会行为的理论。诺斯是正确的。为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可认为始于“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我和我的朋友们至少需要动员来自上述三领域的学术资源，我们通常需要动员远比这三大领域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依照我的叙事顺序，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阐释了我的经济学理论，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阐释了我的政治学理论，现在应当阐释我理解的“社会行为理论”，或“行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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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3 社会学理论派别繁多，浏览特纳（Jonathan Turner）的两卷本《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邱泽奇等中译本），一共七编，分别讨论七个主要的“社会学视角”（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功能主义视角、演化论视角、冲突理论的视角、交换理论的视角、互动理论的视角、结构主义的视角、批判理论的视角。在每一视角下，他列出若干重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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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5 我的学术训练（数学与经济学）让我很难习惯于这样一个有繁多学派的研究领域，于是我更多关注的是“宏大叙事”。虽然，如特纳在他的新著开篇所言，宏大叙事早已不再是学术主流。因为，任何好的理论必须能够导出可检验（可否证的）命题，因此理论家们倾向于炮制狭义的小理论而不是宏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也因此，当代社会科学被表达为无数细碎的小理论，缺乏统一视角，也缺乏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能力。有鉴于此，我在这本书里主要讨论“大理论”而不是“小理论”。好在晚近出版的著作当中，确实有以大理论为主旨的。回溯社会学思想史，不乏宏大叙事理论家。这里，我引述霍曼斯1964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演讲（George Homans, 1964, “Bringing Men Back In”［“将人带回来”］[43]）。他这篇演讲的“摘要”（即演讲第三节的主题）描述他认为理论应当具有的样式：关于一类现象的理论是这类现象的一个解释，它昭示它的一般命题在演绎体系之内怎样可以导出以这类现象为案例的结论。然后他开始批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并由此转入他认为更具社会学解释力的行为学派。这篇演讲的标题“将人带回来”意味着，在霍曼斯的社会学想象中，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丢失了“人”这一主角。例如，结构主义或功能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系统及构成这一系统的各种功能组件。虽然，这是系统论的信条，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但是当霍曼斯试图以这一系统理论来解释社会行为时，他指出，这些功能组件必须借助于诸如行为心理学这样的解释才具有说服力。与其如此，为何不直接承认“行为社会学”的合法性呢？广义而言，凡旨在解释社会行为的理论，都可列在行为社会学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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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7 我再强调一次：正确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虽然这很难。至少，在讨论“社会过程”时，由于它的涌现性质，我们应同时保持逻辑视角与历史视角。就此而言，诺斯的制度史研究，以及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史研究，是对“奈特—哈耶克”思路的必要补充。关于“涌现”，晚近发表的最佳哲学探讨，我推荐这篇：Robert Michael Francescotti, 2007, “Emergence”[44]。作者是加州圣迭戈州立大学哲学教授，他同时还研究一般动物的心智与动物痛苦问题。在这篇分析哲学风格的文章里，他逐层深入地分析了“涌现”的最常被学术界讨论的若干性质：novelty（新奇性），unpredictability（不可预期性），supervenience（从构成整体的局部性质结合而来的后果），relationality（由局部之间的联系性而有的性质），downward caused influence（从涌现性质向着它由之涌现的层次传导的因果影响）。与其他学者一样，他追溯“涌现”思想到小密尔的“归纳逻辑”名著《一种逻辑学体系》（严复译本的标题是“穆勒名学”）。不过，最核心的涌现性质，应遵循格式塔原理：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当代哲学家试图澄清的是整体与局部之和，二者差异的各种性质—“涌现性质”。这里有认识论的问题，因为主体必须注意到整体有某些性质是构成整体的各局部性质及局部性质的各种组合无法解释的。不过，这位作者不认为“涌现”仅仅是主观认知的过程。例如，从“物理—生理—心理”涌现出来的“意识”现象，如果仅仅是主观认知的结果，就将陷入“唯我论”，而唯我论的荒唐性在于，“我”的死亡意味着我认知中的全部“他人”的意识不能继续存在。涌现的客观性意味着，涌现性质不必呈现任何对认知主体有意义的因果关系。因为，任何因果关系都是主观认知过程之内的现象—休谟的著名的“因果性联想”。我读这篇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涌现”的核心性质是不可预期性，即根据组成整体的各局部性质及这些性质的各种组合，不可能正确预测整体的性质。可见，归根结底，涌现是一种主观认知现象。虽然，哈耶克讨论的“涌现秩序”具有客观性。当若干涌现性质构成被参与者共同意识到的秩序并且成为“稳定的”秩序时，也就获得了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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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1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受到与荣格决裂的激励，弗洛伊德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的起源，发表了《图腾与禁忌》（Sigmund Freud, 1918, Totem and Taboo: Resemblances Between the Psychic Lives of Savages and Neurotics, English translation, Moffat, Yard and Company, 1919），他认为，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深层心理积淀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结”，他相信，俄狄浦斯“弑父娶母”是早期人类社会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并因此形成对父亲的图腾崇拜，同时确立“乱伦禁忌”。这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秩序（哈贝马斯在1996年对我说过，俄狄浦斯情结或许是西方文明最深刻难解的议题），继而有“家族”谱系和“祖先”崇拜（图腾的延续）。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7年，他发表了关于宗教的心理学解释《一种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English translation, Hogarth Press, 1928），在这本书里，继续思考俄狄浦斯情结，他认为宗教起源于儿子（俄狄浦斯）幻想与父亲重新复合为一，当然是只能在幻觉里出现的情形。最后，1930年，他发表了以往十几年思考的总结性作品《文明及其不满》，又译《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English translation, Hogarth Press, 1930），在这里，他指出人类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被文明压抑的本能冲动无处宣泄。根据社会学教授（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荣休教授）迦叶（Howard L. Kaye）在晚近著作与论文中的考证，弗洛伊德毕生（从17岁至临终前）努力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实不是心理学或生理学，而是社会理论和人类文明的前途。我检索得到的迦叶教授最晚发表的论文是： 2003, “Was Freud a Medical Scientist or a Social Theorist? The Mysterious ‘Development of the Hero’”（“弗洛伊德是医学科学家还是社会理论家？神秘的‘英雄之发展’”）[45]。迦叶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从心理学到生物学，以及思想史。不过，他发表的论文数目不多。他的另一篇重新解释弗洛伊德人生志向的文章是：1993, “Why Freud Hated America”（“弗洛伊德为何恨美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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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21 以上回顾提醒我们，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奈特—哈耶克”的涌现秩序学说，诺斯的“演化秩序”研究，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构成原理。恰如另一位犹太人马克思青年时期确立的志向，青年弗洛伊德也决心要拯救人类。迦叶认为，我们应将弗洛伊德的社会理论从他的心理学理论边缘移到中心，因为，他指出，弗洛伊德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未来议题：人的本性和人的文化，宗教、道德与传统的起源以及它们超常的力量，社会秩序与社会失序的原因，当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在一个“祛魅的”（林毓生译为“不再使人着迷的”）和心理贫瘠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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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23 [1] In Ethics, vol.52, no.3, pp. 25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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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25 [2] I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 64, pp. 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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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27 [3] In Schizophrenia Research （《精神分裂症研究杂志》）, vol. 178, Issues 1-3, Dec. 2016, pp.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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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29 [4] In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yschiatry（《行为心理治疗与实验的心理分析学杂志》）, vol. 50, pp. 2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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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31 [5]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社会学年鉴》）, vol. 19, pp. 2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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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33 [6]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 vol. 61, no. 2, pp. 25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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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35 [7] In Mind，New Series（《心智杂志》新序列）, vol. 117, no. 467, pp. 54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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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37 [8] In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经济思想与方法论的历史研究》）, vol. 23-B, pp.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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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39 [9]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vol. 92, no. 1, pp. 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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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41 [10] Chap. 11, in Gaus & Kukathas,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政治理论手册》）,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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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43 [11] In Futures（《未来》）, vol. 44, pp. 57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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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45 [12]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英国政治科学杂志》）, vol. 33, no. 1, p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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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47 [13]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4, pp. 75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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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549 [14]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 vol. 110, no. 2, pp. 34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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