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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1 以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更常见的原初情感是上列五种。至于派生情感，我认为，依赖于各文化传统用以表达情感的语词（参阅Duchaine, Cosmides & Tooby, 2001,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Brain”［“演化心理学与脑”］[53]）。然后，从一种原初情感依照强烈程度或情感的衰变而形成派生情感，如上所列的例。不同于这一思路，另一常见的思路是仿照从三原色复合而成各种色彩，将派生情感视为两种或更多种原初情感的复合。例如，根据仿照三原色轮制作的一种“情感轮”，在英语里：惧怕+快乐=骄傲，哀伤+厌恶=凄惨。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常伴随时间视角，例如“预期”（未来）和“接受”（过去）。第三种关于未来事件的情感是独特的，如前述的沙克尔的研究，那就是“惊讶”。根据特纳自己提出故而以他命名的情感分类，“惊讶”属于原初情感（特纳不认为“厌恶”是原初情感）。继续引述特纳2007年著作的第1章（建议读者不要读中译本），在英语里：接受+惊讶=好奇，快乐+接受=友爱，惊讶+惧怕=警觉，预期+愤怒=报复，厌恶+预期=玩世不恭。我自认对汉语的感觉超过平均水平，根据我的汉语语感，上列英语表达的情感，不能完全符合汉语表达的相应情感。虽然，大致而言，这里列举的情感，英语和汉语的表达并未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形。特纳在2007年著作第1章的表格1.2和1.3列出根据两种或更多种原初情感的不同强度而形成的几十种派生情感。不过，特纳指出，这一分类依旧缺乏神经生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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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3 以上研究大约都发生于脑科学时代之前，最晚发表的是1999年特纳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代的情感分类，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情感表达因语言且因人而异，故不存在普适的情感分类；其二，存在普适的分类方法，如果存在足以容纳对应于每一情感用语的神经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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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5 关于人类的情感演化，特纳注意到两项关键线索：（1）不像猴子那样成群结队，猿人似乎没有那样强的群性，而是更具有独立性；（2）根据不论何种分类，人类的原初情感大多是负面的，显然不利于合作。由于这两种不利于合作的倾向，自然选择的力量怎样迫使人类产生更多的趋社会行为，就成为一个值得解答的社会演化问题。特纳的解答是：（1）派生情感有助于淡化原初情感，所以，人类演化形成了许多种派生情感；（2）由于只有一种正面的原初情感，就是“快乐感”，所以，自然选择的力量倾向于使派生情感源自快乐感与某一负面情感的复合，例如下列派生情感：奇妙感、希望、宽心、感激、骄傲、赞美、安静、平复、欣赏、得意、茫然、怀旧、渴望、警惕、尊敬、抚慰和接纳。其次，特纳让读者注意，愤怒与快乐的复合，在形成“正义感”之外，还可能生成邪恶的情感，例如“报复”和“幸灾乐祸”；（3）由三种负面的原初情感（惧怕、哀伤、愤怒）复合而来的派生情感可能淡化原初情感的负面性。例如，他认为下列三种情感的每一种都是上列三种负面原初情感的复合—占主导的是哀伤，混合以较少的惧怕和愤怒：羞愧、内疚、异化。根据特纳的观察，黑猩猩没有羞愧与内疚。可见，人猿在相当晚的演化阶段才形成这两种高级情感。而且，这两种情感都是内省（反身性）的，故要求行为主体有足够发达的“自我意识”。特纳更指出，这两种情感应当是行为主体嵌入于特定群体之内，参照群体认可的行为规范，才可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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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7 根据特纳的考察，人类轻易就可感受到近百种不同情感。他建议的自我评估方法是将一部影片倒过来放映，这样就无法借助听觉，单凭视觉，他相信任何人都可辨认哪怕是外语（反正也无法借助听觉）影片里人物的表情（包括身体姿势），这些表情总计大约百种之多。事实上，人类语言的最初演化阶段是表情（包括身体语言）和情绪表达（包括猿啸）。两名新西兰学者发表于2016年的一篇文章，很完整地综述了演化心理学情感解释的思路。这篇文章是：Grant Gillett & Elizabeth Franz, “Evolutionary Neurology, Responsive Equilibrium, and the Moral Brain”（“演化精神病学，响应均衡与道德脑”）[54]。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最终返回由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情感哲学。最新参考文献，我推荐即将发表的：K. R. Monroe, 2017, “Biology, Psychology, Ethics, and Politics: an Innate Moral Sense”（“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一种内在的道德感”）[55]。第45章的这位作者认为“道德感”内在于人类，犹如嗅觉和语言。顺便提及，关于听觉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脑科学研究似乎比关于视觉与情绪之间关系的脑科学研究进展更为缓慢。这里，我推荐一篇2016年11月发表的脑科学研究报告：Neomi Singer, Talma Hendler, et. al., “Common Modulation of Limbic Network Activation Underlies Musical Emotions as They Unfold”（“音乐情绪展开时激活的外缘系统的共同模块”）[56]。其实，人们始终相信音乐是直觉程度最高的艺术。脑科学研究表明，欣赏由音乐表达的情感时，很可能与左脑的语言中枢有关，人脑内被激活的神经元主要分布于左脑顶叶与左脑额叶交汇的区域。值得注意，这一区域被认为是镜像神经元的密集分布区。在这篇报告中，这些科学家描述了哺乳动物脑（外缘系统）的核心结构，例如杏仁核与海马回，随音乐展开的情绪波动而表现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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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69 继续转述特纳的“情感演化学”思路。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以来，学术界逐渐认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很晚，大约十几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8万年至16万年之间的若干次失败之后终于走出了非洲，成为现代欧亚美洲和大洋洲的人类祖先。但是，在这样的人类迁徙地图里缺失了以往出土的年代早至200万年前的人类骨骼，尤其是颅骨。根据2016年6月发表的一篇回顾性文章，由基因组计划得到的这幅地图，很可能应与以往学者从出土的颅骨和石器得到的人种分布地图相互补充：Fred Smith, et. al., “The Assimilation Model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in Light of Current Genetic and Genomic Knowledge”（“在当前的遗传学和染色体组知识视角下的现代人类诸起源的融合模型”）[57]。这些作者论证的思路是，存在于现代智人的遗传基因当中的极少量（不到2%）古代智人的基因，意味着在现代智人从非洲进入欧亚大陆和澳大利亚时，与当地更早遗存的（数量极少的）古代智人发生了同化。特纳希望追溯的历史时段远比基因组计划可能追溯的更遥远，以百万年为单位，大约要追溯至2000万年前。因为，他认为，人类所属的猿类，很可能是2000万年前与灵长类的猴类相比而言演化失败的产物。在以往的1600万年里，与猴子数量的大幅增长相比，猿类的数量迅速下降。究其社会学理由，特纳指出，很显然，猴类受益于强烈的群性，猿类则因群性太弱而濒临灭绝。至少，在600万年前，树上的世界，猴子社会赢得了竞争的胜利，将猿类从树上驱逐到地上。猴子的社会以母系为核心，并有严格的权力科层。对比之下，猿类的社会显得过于松散。这两个物种之所以有这样显著的社会组织差异，他说，是由它们在更早时代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那时，猿类难以与猴子的群体竞争，逐渐移居到树的顶端。而果实茂密的树的核心区域则能够维持日益庞大的猴子群体。由于树木顶端难以养活大群的猿类，自然选择的力量促使猿类形成了在青春期离开母群另谋小群生活的习惯，并强化了相应的负面情感（惧怕、哀伤、愤怒）。弱社会纽带、为适应树顶活动而变得格外发达的上肢（从树顶跌落就意味着死亡）、流动性（从树顶跃到其他树顶的“荡秋千”技巧）、个性（与独自活动联系着的各种情感），这些变化，特纳指出，很可能最终帮助猿类逃脱了灭绝的厄运。大约400万年前，四足猿从树上落地逐渐演化为两足猿，它们的上肢演化形成灵巧的双手，于是可能制造工具（大约在250万年前），也有了更广阔的个性发展空间。当然，也形成了更弱的群性。猴子则继续保持强烈的群性，但随冰川期多次降临而不断退缩自己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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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71 我认为，特纳的思路值得重视。因为，人类脑量的爆炸性扩张，仅仅发生于最近的10万年之内，导致了“文化”的大爆炸（参阅前引的克莱因著作）。与人类身体相比而言的人类脑量，在灵长类当中是超常的。不过，根据各种研究方法得到的人类与灵长类其他物种的关系树，例如，旧大陆猴（2000万年前）的脑量大约是200立方毫米。人类的超常脑量，特纳指出，发生于最近200万年内。有迹象表明，人类的趋社会情感的演化形成时期，大约也在200万年前。我的论据，来自我在这里推荐的一篇最新文章：Oren Bader, 2016, “Attending to Emotions is Sharing of Emotions —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Social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Sharing. Comment on Zahavi and Rochat 2015”（我的翻译是：“对情感的关注就是分享情感—社会关注与情感分享的多学科视角，兼评Zahavi与Rochat 2015年发表的文章”）[58]，这篇文章支持的一种解释是，直立人在180万年前开始形成强烈的群性，因为那时他们的婴儿是在群体内共同抚养的。我们知道（参阅Phillip Tobias, 1993, “The Evolution of Early Hominids”［“早期猿人的演化”］[59]），直立人（两足猿）为它们身体的直立姿势必须支付的代价是，女性骨盆变得过于狭小以致胎儿的头必须足够小才可能从母腹产出。换句话说，每一个孩子都是早产儿。因此，更稳定的家庭成为直立人养育后代的关键环节。只有那些能够成功建构这一环节的家庭，才可以顺利繁衍后代。稳定的家庭，要求两性都有强烈的趋社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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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73 不论如何，从特纳的论述，我们看到，一方面，以脑身比例测度的猿类脑量在大约200万年前至2000万年前始终保持正常水平。另一方面，猿类濒临灭绝的时段至少在600万年前。由这两方面考察的综合，导致了特纳与他的合作者（Alexandra Maryanski，参与创建了“演化社会学”）的思路：猿人的情感演化对挽救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至关重要。此处，我推荐文献：Leslie Aiello & R. I. M. Dunbar, 1993, “Neocortex Size, Group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新皮层规模，群体规模以及语言演化”）[60]。根据这篇著名文献，智人的脑容量大约在150万年前开始突破正常水平（从700立方毫米跃变至1400立方毫米）。并且，注意，这是最重要的情感交流环节，互相梳理毛发的时间占睡眠以外时间的比例从灵长类平均的不足1/5迅速增加至1/3至1/2。我甚至推测，很可能恰好因为直立人都是“早产儿”，才有了在出生之后继续发育大脑新皮层的空间，于是人类有了超常的脑量。特纳认为，猿类在树顶“荡秋千”从一棵树跃到另一棵树，需要格外精确的判断力和“手—眼”协调能力。与此相比，猴子很少能有这种精确性。远为精确的判断力意味着更大的新脑皮质—运动和感觉的中枢分别在额叶和顶叶交界（中央沟）的前后区域，由中央沟向前扩张，有了更大的前额叶和眶前额叶，同时，向后扩张，有了更大的顶叶和楔前叶，并将颞叶推展为与眶回邻接的颞极（参阅前引埃克尔斯著作中译本《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第9章）。顶叶扩张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将枕叶向下推挤，从而形成顶叶与颞叶交汇的区域—颞顶交（Brodmann脑图第39区，请检索维基百科词条“Brodmann area”），只有这一区域的神经元适合演化为语言中枢，因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为事物赋名，对于猿人身体结构而言，这就要求同一套神经元网络能够接收视觉信号与触觉信号（参阅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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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75 继续转述特纳的著作，“手—眼”协调能力导致猿人的视觉演化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几种官觉。虽然，嗅觉最早形成，嗅脑在猿人脑内却进展缓慢。手与眼的协调能力，使人类最终成为视觉导向并且能制作工具的动物。特纳指出，作为对比，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脑都是嗅觉主导的。这里，特纳列出猴子和猿类共有的五项认知与情绪特征：（1）最初形成的关于对等原则（reciprocity）的感受力，例如“相互挠背”的对等原则；（2）最初形成的相互比较的感觉；（3）最初形成关于“正义”的计算，例如对食物与性机会的分配是否公平的感受；（4）似乎已发生对于不公正的情绪反应；（5）最初形成的自我意识，至少是潜在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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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77 又因为上述的脑区扩张，猿人在语言发生之前，特纳指出，已准备好了“语言脑区”（参阅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第4章），这种现象被称为“超前适应”。但是猿人趋社会情感的强化，特纳认为是在冰川期消灭了大部分非洲热带雨林之后，剩下的是广袤的无树的草原。他讨论了几种进化途径，对猿类而言，大多归于消亡。生存下来的猿类有能力维持大规模的群体，从而得以在草原开阔区域抵御各种危险。强烈的趋社会情感，被称为deep sociality（深度社会化）。在演化论视角下，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特纳强调他自己的这一见解：猿类的趋社会情感的强化，大约经历了数百万年。也就是说，在新脑皮质形成之前。因此，哺乳动物脑（外缘系统）成为这些情感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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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79 趋社会情感的强化导致的社会行为，特纳列出五类：（1）能够强化团契性的各种正面情绪的激发活动；（2）有助于有个体之间行为预期不断细化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3）增强个体之间情绪共鸣的相互响应行为；（4）交换有价值的资源；（5）对有损于团契性的行为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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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81 由以上五类社会行为，更演化形成“符号化”的个体行为与群体规范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形成类似“图腾”的符号表达。与符号行为密切相关的是“仪式”激发的情感—例如个体对群体的忠诚感或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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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83 在上述社会行为的基础上，特纳指出，人类开始获得语言能力。这也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可能结果，因为语言最初的功能就是更加准确地表达各种情感，并且最初的语言（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也是由各种情感表达的。并且，语言能力使人类的认知与情感相互作用。详细论证，读者可参阅前引达马西奥著作的中译本《笛卡尔的谬误》（我索引英文版）第8章“The Somatic-marker Hypothesis”（身体标识假说）和第9章“Testing the Somaticmarker Hypothesis”（检验身体标识假说）。特纳的另一项推测是：认知与情感的相互作用激发了人脑的记忆能力。很可能因此，我们脑内最重要的外显记忆集中于海马回—这是哺乳动物脑结构（外缘系统）当中最接近大脑皮层的一套结构。特纳指出，认知、情感、记忆，三者共生演化的或许最重要的后果是“自我意识”的发生。如果个体能够意识到它的行为处于其他个体的视线监督之下，那么，个体就能够预先估算偏离其他个体预期可能带来的惩罚。特纳指出，这正是米德描述的儿童的“社会自我”形成过程。认知、情感、记忆的共生演化产生的另一重要后果是“文化”—社会行为的或许最高级的形态。虽然，关于文化传统，特纳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即这本书的第3章，标题是“社会结构，文化与情感”。 在第2章和第3章之间，特纳插入了一个神经学附录，取自他1999年发表的文章。所以，这篇附录索引的脑科学文献是1999年以前发表的，不足征，且可能有很多修正。前引埃克尔斯的著作发表于1989年，与特纳这篇附录的脑科学根据大致相同。但是，特纳写这篇附录的主旨是要在社会学视角下审阅神经学原理，将人类情感演化的生物学脉络嵌入社会学理解框架。他指出，人类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上百种情感，其中大多数都足够精致以致人类的灵长类表亲根本不能辨识。更值得注意的是，脑内存在几十种已知的和数百种未知的神经化学递质，它们影响或产生的情绪种类有数千种之多。这些情绪的绝大多数，停留在人类的无意识世界里。究其社会学原因，特纳认为，在人际交往中能够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语言和表情，大约只有百种之多。太细致的情绪，不仅难以察觉，也很难被他人理解。由此推测，将来的社会行为可能远比现在精致，人类因此可能使用上千种情感语言。又据此，特纳推测，由于脑的思考使用的主要是情绪语言而不是人类语言，所以，我们日常所想的，尤其包括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情绪语言导致我们的脑想到的，绝大部分不在我们的意识之内，而是在我们的无意识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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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85 这里，我再次提醒读者注意关于文化传统的荣格学派的见解。沿着荣格的深层心理学思路，文化传统可视为由“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构成。关键是文化的无意识，使生活在特定文化里的人很难反省自己的文化。著名的心理学思想史家罗宾森（Daniel N. Robinson）读了神经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转入心理学思想史研究，他借用西方口语譬喻文化传统与思想的关系：“鱼想要发现水是什么”（it is like fish trying to find what water is）。虽然，关于“文化无意识”的研究有待展开。当一个文化传统表现为集体意识时，认同这一集体意识的人群可称为“民族”。不过，这样定义的民族，与通常由英文nation表达的民族有显著差异，后者要求这一人群有固定的居住地域。我坚持使用我的定义，因为，我写过另一文章论证“自由移民”是后工业时代的最终议题。例如，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域就不算“中国人”，显得荒唐。又例如，如果地球上的人类最终实现自由移民于是“民族”的定义里不再有地域这一要素，因此就说人群之间不再有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也显得荒唐。况且由于（下述的理由）文化差异以及有差异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交往，人类可能获得更精致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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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87 所以，我继续使用如上界定的民族观念，继续探讨我理解的文化无意识。如果没有普遍历史观这一康德历史哲学的视角，我认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几乎不可能使这一民族的个体察觉自己文化传统的文化无意识。如果我们采取康德的历史哲学视角，那么，我认为肯定可以察觉在人类的普遍历史演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特有文化的文化无意识，只要这一民族的文化能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有充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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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89 以上推断的合理性，可由前述关于集体无意识的论述加以论证。人类全体的无意识，从荣格的定义可知，当然不能出现在任何人类群体或个体的意识之内，于是只能通过分析人类全体的意识当中共同的要素（例如构成“神话”的共同要素）来推测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原型）。对比而言，文化无意识，可出现于不同文化的意识之内。也因此，我们常说，西方与中国互为“他者”。借助于这样的他者，我可以认识我自己的无意识世界。类似的原理也适用于儿童交往，仅当儿童在与其他儿童交往时才可充分意识到他自己的“自我”，也就是说，通过人际交往，个体无意识才有机会进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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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91 这里，由于我再次谈到“神话”，于是想到《荣格自传》“论死后的生活”的开篇，他说，一个人或许只在临死时才获得足够的睿智来谈论死亡，以及死后的生活。然后—我提醒读者注意—荣格开始谈论“神话”。显然，神话是人类积累的许多睿智的死者的故事，不仅如此，荣格指出，神话是未完成并且等待活着的人继续探索的问题求解过程，也因此，荣格认为，才可理解“轮回”现象—前世积累的智慧被用于继续求解后世的问题。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呈现在那张瑞士土壤层次示意图里，个性的死亡，早已隐藏在集体层次里。已知最早的神话，据考证（参阅Andrew George, 1999, “Introduction” to The Epic of Gli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吉尔伽美什史诗：巴比伦的史诗以及其他阿卡迪与苏美尔文本》］, English Translated by Andrew George, Penguin Classics；或可参阅：李晶，2008，厦门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吉尔伽美什史诗〉译释》；赵乐甡完成于1974年的中译本，所据的是当时的日译本和英译本，研究成果不足征，莫若直接阅读Andrew George 1999年的最新译本），由公元前2600年的苏美尔人传至公元前1300年的巴比伦人，只在百多年前才被破译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我们从这篇史诗开篇即可看到，居住在城里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出城遇见半开化的野人恩启都，后者的力量是前者的两倍。女祭司色诱恩启都进城，经过搏斗，恩启都与吉尔伽美什成为朋友，一起出征丛林。注意，出征前夜，吉尔伽美什做了一个梦，请恩启都解梦—由半开化的野人为文明人解梦。恩启都告诉吉尔伽美什：“夫征不复”（《易经》“渐卦”九三爻辞）。这是荣格考察非洲之前占易得到的卦象及爻辞。由此，意识到自己是“必死”的凡人，吉尔伽美什决定去寻找“不死”的途径，他历经挫折在海里找到“永生之草”却又被蛇偷吃了。沮丧返回城里，他求神帮助他与已死的好友恩启都的幽灵见面，并请求他传授“大地的法则”—这项法则就是“凡人必死”。理解死亡，这是这篇伟大史诗的序幕和主题，也是后世人类需要求解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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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93 与死亡和神话相关，我想引述《荣格自传》里记载荣格晚年回忆的一个梦境（参阅这部传记的第10章“幻象”，开篇就是荣格的这个梦），那是1944年他病重时期在死亡边缘的体验的一部分。根据汉娜的转述，荣格是这样评论的—读者可参阅《荣格自传》前引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第485—486页，但他们的中译本这一段文字颇令人费解，故我从英文版重译如下：我在这一梦境及其视觉景象中经历的客体性是完整的自性化之一部分。它意味着从评价和我们称为情感纽带的那些事情中超脱出来。一般地说，情感纽带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情感纽带仍有心理投射，为内守自我以及客体性，收回这些心理投射是至关重要的。情感关系是欲望的关系，带有压抑和约束的色彩；从他人预期某事，于是使那人和我们自己不自由。客观的认知被情感关系的吸引力遮蔽，看起来这是核心秘密。只有通过客观的认知，真正的“结合”才有可能（Jung, 1961,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Recorded and Edited by Aniela Jaff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Revised Edition, Vintage Books, 1989, p.297）。随后，汉娜的评论是：这种“客观认识”的观点很难理解，因为它在根本上超出了大多数人也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但这理所当然地在极大程度上使荣格得到了改变和发展（前引李亦雄中译本第365页）。我还注意到，荣格在这里回忆那位将他的生命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的瑞士最杰出的医生，荣格在幻象的结尾处见到这位医生以“原始形象”出现，并告诉他说他来传达的是一个“不同意他离开地球”的消息，于是他结束了荣格留恋的幻象。随后，荣格开始担心这位医生的性命，因为，他是以原始形象出现的，那就表明他已是一个更大群体的部分，那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个性”。果然，荣格随后回忆，荣格是那位医生最后一位患者，他不久就病逝了，而且荣格记得那个准确日期：1944年4月4日。现在我可以解释汉娜引用的荣格的那张瑞士土壤层次图，个性消失之前表现为更原始的形象，例如家族或民族的形象。类似的，人类族群消失之前也会表现为更原始的形象，例如动物界或无生命界的形象。关于这一幻象的体验，荣格记述：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竟会有这般的经历。这不是想象的产物。幻象和体验都是完全真实的，毫无主观臆测之处，反而具有一种绝对客观的品质。我们避而不用“永恒”一语，但是，我可以把这一经验描述成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狂喜，因为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已合而为一。凡是当时出现的事物都已被置入一个具体的整体之中。一切都没有被扩散到时间之外，一切都不能用时间概念度量（前引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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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95 我现在继续讨论特纳的文化研究，即他这本书的第3章，开篇是他的三卷本著作使用的社会动力学框图。其中，“社会”一词，中译本错译为“国家”，同样的错误发生于特纳论述文化的那张框图的中译。特纳这本书的中译本，为我在“前言”结尾部分对读者的重要提醒提供了一个脚注。我浏览第3章得到的印象是，特纳全文照搬了他的三卷本著作的第一卷相关章节。事实上，第4、5、6章也是他的社会动力学原理的复述。甚至在第7章，“文化与情感唤醒”，他仍在转述他的三卷本的第二卷（尤其是第6章）“微观—中观—宏观”社会动力学的文化原理。这里出现的关键词是symbolic media，我勉强译为“符号媒介”。最早将这一短语引入社会学论域的，是齐美尔（Simmel, 1889& 1896: “The Psychology of Money”［“货币心理学”］；1899 & 1914: “Money in Modern Culture”［“现代文化中的货币”］；The Philosophy of Money［《货币哲学》］, English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Routledge, 2004；华夏出版社2002年陈戎女等中译本）。不同于他的三卷本第二卷“表2.3”列出的十类广义符号媒介及相关定义，特纳在“表7.1”列出他称为“广义符号媒介”八类：（1）经济的，例如“货币”，以及其他可转换位货币的价值度量；（2）政治的，例如“权力”—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3）法律的，例如“影响”—定义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当中何为正义及何为正确的能力，以及调整社会角色之间关系的能力；（4）宗教的，例如“神圣”或“超自然”—将事件解释为不可观测的力量之影响的能力；（5）教育的，例如“知识传授”—参与各社会角色的知识过程的能力；（6）血缘的，例如“爱”或“忠诚”，或借助强烈感受状态催生强烈依恋及血亲投入；（7）科学的，例如“可验证的知识与真理”，或在披露关于世界运作真相的经验世界里的知识探索过程；（8）医学的，例如“健康”—维持人类身体正常功能的能力。我提醒读者注意，特纳的三卷本第二卷发表于2010年（以下简称“2010年著作”），晚于特纳2007年发表的《人类情感》，故可推测，特纳仍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分类。例如，在2010年发表的《社会学的理论原则》第二卷“微观动力学”的第2章表格2.3列出的广义符号媒介，比2007年多了两类：（9）体育的，例如“竞争性”或根据参与者努力程度而决定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游戏的定义；（10）艺术的，例如“审美”或投入根据对象和表演带给观众美感与快感之标准的制作和评价过程。更重要的是，特纳在2010年著作第2章给出的“图2.2”（the culture of embedding for all encounters，将一切人与人相遇的过程嵌入于文化），与2007年著作第3章给出的“图3.2”（culture and levels of social reality，文化与社会现实诸层次）相比，有显著的改进，表达更加清楚。根据特纳的更清楚的表达，借助于广义符号媒介，每一社会成员的“价值”，要么直接从这些广义符号媒介得到评估，要么在各种制度的作用域之内得到评估，要么在社会预期中得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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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97 基于社会学想象，特纳在自己的系列著作中描述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微观—中观—宏观”动力学原理。他的描述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出现了太多的原理。似乎，社会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分化为太细致的作用域，并且特纳不能提供例如三项或五项原理，如霍曼斯所做的那样，统一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他在2007年著作的最后一章试图列出更少的原理，但他认为不妥，所以，作为这本书的总结，他还是列出了16项原理（各项之内有若干细则）。因为主题仍是人类情感，特纳列出的这些原理颇接近霍曼斯阐释的5项“社会行为学”原理。请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neuroanthropology”，即可看到，我在这里引述的特纳学说，属于“神经人类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基本视角是“文化与脑的共生演化”（the co-evolution of brain and culture）。与这一名称密切相关几乎成为同义语的是，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cultural neuroscience”（文化神经科学）和“neuroculture”（神经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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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99 晚近20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显著的甚至突破性的发展。两位作者（William Butz & Barbara Boyle Torrey）发表于《科学》杂志2006年6月30日（New Series, vol. 312, no. 5782, pp. 1898-1900）的综述文章，标题是“Some Frontiers in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领域的若干前沿议题”），列出了6项显著的发展：（1）长期的跟踪调查数据，（2）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脑科学和行为社会科学数据，（3）改进了的互联网统计方法，（4）地理信息系统数据，（5）基因组学和神经生理学基础上的生物社会学，（6）跨国数据采集。我提醒读者注意，第（5）项发展被名为“生物社会学”，包括了特纳在系列著作中阐释的原理，也包括霍曼斯阐释的社会行为学原理，以及，与生物社会学相关的老威尔逊阐释的社会生物学原理。这两位作者声称，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这些发展以及由于行为与社会如此迅速的多元化以致很难区分噪声与数据，对社会科学的根本挑战正在从澄清复杂的各类相关性转化为获得有各种实际用途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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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901 行为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可将它的命题转化为预测。不过，提供有用的预测，这是实证理论的功能。与这一功能互补，规范理论探讨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施特劳斯说，人是介于兽与神之间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既需要实证理论—帮助他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又需要规范理论—帮助他追求更美好的世界。荣格在他自传的最后部分谈及死后的生活及人的使命时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前引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第526页）：人既不应该坚持人的无意识，也不应该同一于他的存在的无意识因素，进而回避他的命运，即创造越来越多的意识。就我们的认识而言，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一般存在的黑暗之中点起火光。甚至可以假设，正如无意识会影响我们那样，我们的意识的增长也会影响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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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903 [1]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4, no. 5, pp. 6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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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905 [2]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 vol. 20, no. 4, pp. 26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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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907 [3]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 vol. 63, pp. 59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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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909 [4] In NeuroImage, vol. 60, pp. 1055-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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