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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由于我再次谈到“神话”,于是想到《荣格自传》“论死后的生活”的开篇,他说,一个人或许只在临死时才获得足够的睿智来谈论死亡,以及死后的生活。然后—我提醒读者注意—荣格开始谈论“神话”。显然,神话是人类积累的许多睿智的死者的故事,不仅如此,荣格指出,神话是未完成并且等待活着的人继续探索的问题求解过程,也因此,荣格认为,才可理解“轮回”现象—前世积累的智慧被用于继续求解后世的问题。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呈现在那张瑞士土壤层次示意图里,个性的死亡,早已隐藏在集体层次里。已知最早的神话,据考证(参阅Andrew George, 1999, “Introduction” to The Epic of Gli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吉尔伽美什史诗:巴比伦的史诗以及其他阿卡迪与苏美尔文本》], English Translated by Andrew George, Penguin Classics;或可参阅:李晶,2008,厦门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吉尔伽美什史诗〉译释》;赵乐甡完成于1974年的中译本,所据的是当时的日译本和英译本,研究成果不足征,莫若直接阅读Andrew George 1999年的最新译本),由公元前2600年的苏美尔人传至公元前1300年的巴比伦人,只在百多年前才被破译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我们从这篇史诗开篇即可看到,居住在城里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出城遇见半开化的野人恩启都,后者的力量是前者的两倍。女祭司色诱恩启都进城,经过搏斗,恩启都与吉尔伽美什成为朋友,一起出征丛林。注意,出征前夜,吉尔伽美什做了一个梦,请恩启都解梦—由半开化的野人为文明人解梦。恩启都告诉吉尔伽美什:“夫征不复”(《易经》“渐卦”九三爻辞)。这是荣格考察非洲之前占易得到的卦象及爻辞。由此,意识到自己是“必死”的凡人,吉尔伽美什决定去寻找“不死”的途径,他历经挫折在海里找到“永生之草”却又被蛇偷吃了。沮丧返回城里,他求神帮助他与已死的好友恩启都的幽灵见面,并请求他传授“大地的法则”—这项法则就是“凡人必死”。理解死亡,这是这篇伟大史诗的序幕和主题,也是后世人类需要求解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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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和神话相关,我想引述《荣格自传》里记载荣格晚年回忆的一个梦境(参阅这部传记的第10章“幻象”,开篇就是荣格的这个梦),那是1944年他病重时期在死亡边缘的体验的一部分。根据汉娜的转述,荣格是这样评论的—读者可参阅《荣格自传》前引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第485—486页,但他们的中译本这一段文字颇令人费解,故我从英文版重译如下:我在这一梦境及其视觉景象中经历的客体性是完整的自性化之一部分。它意味着从评价和我们称为情感纽带的那些事情中超脱出来。一般地说,情感纽带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情感纽带仍有心理投射,为内守自我以及客体性,收回这些心理投射是至关重要的。情感关系是欲望的关系,带有压抑和约束的色彩;从他人预期某事,于是使那人和我们自己不自由。客观的认知被情感关系的吸引力遮蔽,看起来这是核心秘密。只有通过客观的认知,真正的“结合”才有可能(Jung, 1961,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Recorded and Edited by Aniela Jaff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Revised Edition, Vintage Books, 1989, p.297)。随后,汉娜的评论是:这种“客观认识”的观点很难理解,因为它在根本上超出了大多数人也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但这理所当然地在极大程度上使荣格得到了改变和发展(前引李亦雄中译本第365页)。我还注意到,荣格在这里回忆那位将他的生命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的瑞士最杰出的医生,荣格在幻象的结尾处见到这位医生以“原始形象”出现,并告诉他说他来传达的是一个“不同意他离开地球”的消息,于是他结束了荣格留恋的幻象。随后,荣格开始担心这位医生的性命,因为,他是以原始形象出现的,那就表明他已是一个更大群体的部分,那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个性”。果然,荣格随后回忆,荣格是那位医生最后一位患者,他不久就病逝了,而且荣格记得那个准确日期:1944年4月4日。现在我可以解释汉娜引用的荣格的那张瑞士土壤层次图,个性消失之前表现为更原始的形象,例如家族或民族的形象。类似的,人类族群消失之前也会表现为更原始的形象,例如动物界或无生命界的形象。关于这一幻象的体验,荣格记述: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竟会有这般的经历。这不是想象的产物。幻象和体验都是完全真实的,毫无主观臆测之处,反而具有一种绝对客观的品质。我们避而不用“永恒”一语,但是,我可以把这一经验描述成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狂喜,因为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已合而为一。凡是当时出现的事物都已被置入一个具体的整体之中。一切都没有被扩散到时间之外,一切都不能用时间概念度量(前引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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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继续讨论特纳的文化研究,即他这本书的第3章,开篇是他的三卷本著作使用的社会动力学框图。其中,“社会”一词,中译本错译为“国家”,同样的错误发生于特纳论述文化的那张框图的中译。特纳这本书的中译本,为我在“前言”结尾部分对读者的重要提醒提供了一个脚注。我浏览第3章得到的印象是,特纳全文照搬了他的三卷本著作的第一卷相关章节。事实上,第4、5、6章也是他的社会动力学原理的复述。甚至在第7章,“文化与情感唤醒”,他仍在转述他的三卷本的第二卷(尤其是第6章)“微观—中观—宏观”社会动力学的文化原理。这里出现的关键词是symbolic media,我勉强译为“符号媒介”。最早将这一短语引入社会学论域的,是齐美尔(Simmel, 1889& 1896: “The Psychology of Money”[“货币心理学”];1899 & 1914: “Money in Modern Culture”[“现代文化中的货币”];The Philosophy of Money[《货币哲学》], English Translation, 3rd edition, Routledge, 2004;华夏出版社2002年陈戎女等中译本)。不同于他的三卷本第二卷“表2.3”列出的十类广义符号媒介及相关定义,特纳在“表7.1”列出他称为“广义符号媒介”八类:(1)经济的,例如“货币”,以及其他可转换位货币的价值度量;(2)政治的,例如“权力”—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3)法律的,例如“影响”—定义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当中何为正义及何为正确的能力,以及调整社会角色之间关系的能力;(4)宗教的,例如“神圣”或“超自然”—将事件解释为不可观测的力量之影响的能力;(5)教育的,例如“知识传授”—参与各社会角色的知识过程的能力;(6)血缘的,例如“爱”或“忠诚”,或借助强烈感受状态催生强烈依恋及血亲投入;(7)科学的,例如“可验证的知识与真理”,或在披露关于世界运作真相的经验世界里的知识探索过程;(8)医学的,例如“健康”—维持人类身体正常功能的能力。我提醒读者注意,特纳的三卷本第二卷发表于2010年(以下简称“2010年著作”),晚于特纳2007年发表的《人类情感》,故可推测,特纳仍在不断修正自己的分类。例如,在2010年发表的《社会学的理论原则》第二卷“微观动力学”的第2章表格2.3列出的广义符号媒介,比2007年多了两类:(9)体育的,例如“竞争性”或根据参与者努力程度而决定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游戏的定义;(10)艺术的,例如“审美”或投入根据对象和表演带给观众美感与快感之标准的制作和评价过程。更重要的是,特纳在2010年著作第2章给出的“图2.2”(the culture of embedding for all encounters,将一切人与人相遇的过程嵌入于文化),与2007年著作第3章给出的“图3.2”(culture and levels of social reality,文化与社会现实诸层次)相比,有显著的改进,表达更加清楚。根据特纳的更清楚的表达,借助于广义符号媒介,每一社会成员的“价值”,要么直接从这些广义符号媒介得到评估,要么在各种制度的作用域之内得到评估,要么在社会预期中得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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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学想象,特纳在自己的系列著作中描述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微观—中观—宏观”动力学原理。他的描述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出现了太多的原理。似乎,社会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分化为太细致的作用域,并且特纳不能提供例如三项或五项原理,如霍曼斯所做的那样,统一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他在2007年著作的最后一章试图列出更少的原理,但他认为不妥,所以,作为这本书的总结,他还是列出了16项原理(各项之内有若干细则)。因为主题仍是人类情感,特纳列出的这些原理颇接近霍曼斯阐释的5项“社会行为学”原理。请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neuroanthropology”,即可看到,我在这里引述的特纳学说,属于“神经人类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基本视角是“文化与脑的共生演化”(the co-evolution of brain and culture)。与这一名称密切相关几乎成为同义语的是,我建议读者检索维基百科词条“cultural neuroscience”(文化神经科学)和“neuroculture”(神经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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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20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显著的甚至突破性的发展。两位作者(William Butz & Barbara Boyle Torrey)发表于《科学》杂志2006年6月30日(New Series, vol. 312, no. 5782, pp. 1898-1900)的综述文章,标题是“Some Frontiers in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领域的若干前沿议题”),列出了6项显著的发展:(1)长期的跟踪调查数据,(2)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脑科学和行为社会科学数据,(3)改进了的互联网统计方法,(4)地理信息系统数据,(5)基因组学和神经生理学基础上的生物社会学,(6)跨国数据采集。我提醒读者注意,第(5)项发展被名为“生物社会学”,包括了特纳在系列著作中阐释的原理,也包括霍曼斯阐释的社会行为学原理,以及,与生物社会学相关的老威尔逊阐释的社会生物学原理。这两位作者声称,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这些发展以及由于行为与社会如此迅速的多元化以致很难区分噪声与数据,对社会科学的根本挑战正在从澄清复杂的各类相关性转化为获得有各种实际用途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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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当然可将它的命题转化为预测。不过,提供有用的预测,这是实证理论的功能。与这一功能互补,规范理论探讨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施特劳斯说,人是介于兽与神之间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既需要实证理论—帮助他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又需要规范理论—帮助他追求更美好的世界。荣格在他自传的最后部分谈及死后的生活及人的使命时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前引刘国彬、杨德友中译本第526页):人既不应该坚持人的无意识,也不应该同一于他的存在的无意识因素,进而回避他的命运,即创造越来越多的意识。就我们的认识而言,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一般存在的黑暗之中点起火光。甚至可以假设,正如无意识会影响我们那样,我们的意识的增长也会影响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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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4, no. 5, pp. 6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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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 vol. 20, no. 4, pp. 26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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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 vol. 63, pp. 59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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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 NeuroImage, vol. 60, pp. 1055-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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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 NeuroImage, vol. 109, pp. 40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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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vol. 49, pp.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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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神经生物学进展》), vol. 145-146, Oct.-Nov. 2016, p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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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vol. 71, pp. 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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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社会生物学”不同,另一新兴学科,“生物社会学”(biosociology),主旨与特纳的“演化社会学”思路完全一致。参阅Rosemary Hopcroft, 2015,“Evolutionary Sociology”(“演化社会学”),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2版), pp. 46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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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理论生物学杂志》), vol. 7, p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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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 Nature(《自然》), vol. 466, August 2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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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 Natural History(《自然史》), vol. 106, pp.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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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aniel Kahneman, 2003,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 vol. 93, no. 5, pp. 1449-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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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n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Piscologia(《拉丁美洲心理学评论》), vol. 48, pp. 1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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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欧洲政治经济杂志》), vol. 40, pp. 36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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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vol. 54, pp.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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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人格与个体差异》), vol. 104, pp. 49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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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 63, pp.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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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 46, pp. 18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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