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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01 另一篇201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我仅翻译标题即可：Ashley M. St. John, et. al., “Variation in Infant EEG Power across Social and Nonsocial Contexts”（“婴儿脑电波在社会情境与非社会情境中的差异”）[32]。干脆，我再推荐一篇2016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Koviljka Barisnikov, et. al., “Social Reasoning Abilities in Preterm and Full-term Children Aged 5-7 Years”（“早产儿与正常产儿在5岁至7岁时的社会推理能力”）[33]。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别来自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和洛桑大学，他们发现，早产儿（定义为在怀孕第37周之前出生的婴儿）统计显著地在5岁至7岁的社会脑发育的“时间窗口”表现出与同龄儿童交往的困难。因此，他们建议特别关注早产儿的社会脑发育问题。为强调后天环境对社会脑发育的重要性，我推荐一篇综述文章，2016年12月发表的：Alicia Phillips Buttner, “Neurobi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Dogs’ Human-like Social Competence: Ho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ress Response Systems and Oxytocin Mediate Dogs’ Social Skills”（“狗的拟人社会能力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垂体后叶激素与压力反应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于狗的社会技能的媒介作用”）[34]。家养的狗，可模仿主人的社会技能，并形成卓越的适应人类社会的社会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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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03 霍曼斯提出的第三命题，“价值命题”，基于回报的“量”—称为“价值”。虽然，价值的单位永远是核心议题。例如，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保持回报的单位不变，绝大多数回报被感受到的满意度随着回报数量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效用递减律）。第三命题，霍曼斯指出，只陈述回报的总量而不涉及回报的边际量。命题（3）：一个人的行动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越高，这个人就越可能再实施这一行动。简单注释：价值可正可负，故“价值命题”意味着价值越负，实施行动的可能性越小。但是霍曼斯指出，由此而有两类回报，其一称为“内在回报”（intrinsic reward），其二称为“规避惩罚”。对应地有两类惩罚，其一称为“内在惩罚”，其二称为“截留回报”（withholding reward）。一般而言，为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当一个人应当被鼓励采取某一行为的时候，惩罚是一种低效手段，它带给惩罚者的满足感远超过被惩罚者因行为改变而有的满足感。不过，请注意，我们是在比较两个人的满足感吗？霍曼斯指出，惩罚或许对阻止某些行为是有效的手段。也因此，哈耶克告诉我们，法的真义在于negativity —法律不允许的行为的清单称为“负面清单”，而不是允许的行为的清单，positivity，称为“正面清单”。霍曼斯继续评论：或许远为有效的手段，为了消除一项行为，就是截留对这一行为的回报，让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既无惩罚也无回报）。但是有时这样做需要很坚强的情感，如果，一名婴儿的哭仅仅是为了引起注意而不是有任何其他原因，虽然最佳策略是忽略，但婴儿的母亲很少能不理睬这种哭—不确定性，万一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惩罚的另一缺陷，霍曼斯指出，就是激发被惩罚者的负面情绪，不论惩罚者多么有理。贫困家庭的窘境在于缺乏足够的物质奖励手段，因为这些手段通常很贵。于是，儿童的学习成绩不好固然要挨打，学习成绩好则少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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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05 对于回报或价值，霍曼斯说，人类可感受的回报种类实在很多。有许多种回报是遗传的，例如食物和温暖，也包括“社会回报”的遗传。因为，他说，有迹象表明，早期的人类是成群外出打猎的，演化结果，人类似乎比人类的那些灵长类表兄有更强的社会性。注释：Richard Klein 2002年发表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人类文化的黎明》）为霍曼斯的上述推测提供了强大的考古学支持。不过，霍曼斯写这些命题的年代（他1958年的著作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创建“社会交换”理论，1961年著作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1版首次提出上述命题），诸如克莱因这样的文化考古学家尚未进入芝加哥大学读博。霍曼斯继续讲解第三命题：获取更重要价值的行动若足够成功，则这一行动本身就可（通过学习强化）成为与更重要价值相联系的价值。母亲经常抱她的孩子，于是被母亲抱就有了社会价值—当孩子被认为“好”的时候，有母亲的抱。对孩子而言，“好”的行为有了正的价值，称为“获得性价值”（acquired value）。如果这些行为融入习惯，则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它们的回报。这样的因果链条当然可以不断扩展，乃至一个人可以为获得社会价值（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而终生奋斗。“通向成功”，这一链条可以很长，其中每一环节都是有价值的。社会学术语，“纵向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依赖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一个人必须获得强烈动机，才可能成功。越是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通过获取中间价值通向最终价值的愿望就越稳定。转型期社会缺乏这种稳定性，相应地，人们缺乏耐心获取中间价值。因此，转型期社会更流行的成功模式是“一夜成名”或“暴发户”，或者铤而走险—这类行为常被定义为“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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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07 将第三命题运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霍曼斯指出，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里成长并获得不同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可是人们敏感于相互比较而来的不同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欲求有更高的价值和地位—这些价值被称为“一般化价值”（generalized values）。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最后修改稿中特别增加了一段文字，提醒人们不要对“上流人士”的生活预期过高，为了不在晚年因后悔年轻时为追求想象中的上流生活所做的荒唐事情而扰乱内心的宁静—斯密认为内心宁静是真正的幸福感的来源，也许是唯一来源（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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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09 此处，我推荐一篇2016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Boris Nikolaev & Jennifer McGee, “Relative Verbal Intelligence and Happiness”（“语文相对智商与幸福感”）[35]。根据这份报告，智商测验的语文得分越高的人，幸福感相对而言就越高。注意，仅仅是智商测验的语文得分。我们常见到高智商的人报告说自己不幸福，很可能，他们的语文得分很低。语文通常意味着人文教养，在中国老龄人口幸福感调查中，人文教养越高的老人报告的幸福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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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11 基于上面的注释，霍曼斯宣称，他的命题绝不能被视为“快乐主义”命题。因为，这些命题适用于广泛的价值—道德的和宗教的，自私的和纯粹利他的。解释纯粹利他行为，霍曼斯颇费笔墨，却不能令人信服，我这样认为。他生活的年代，对于他要回答的问题，太早。例如，瑞士洛桑大学的两位演化论学者2016年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Christine Clavien & Michel Chapuisat, “The Evolution of Utility Fun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Altruism”（“效用函数演化与心理利他主义”）[36]。根据他们的论证，人类演化的基本方向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倾向，以致人们的效用函数里可能形成利他主义或其他道德变量，而这一趋势是有利于增加适存度的。又例如，伦敦大学学院和弗吉尼亚理工的脑科学家蒙塔格（P. Read Montague）带领的小组于2016年9月发表的一篇脑科学报告表明，经过正念修行训练之后的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以更高概率采取合作策略，并且他们的社会情感脑区当中的岛叶前回与中隔核（septal region），与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被试相比，有更强烈的激活。请读者阅读这篇研究报告：Ulrich Kirk, Xiaosi Gu, P. Read Montague, et. al., “Mindfulness Training Increases Co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Economic Exchanges: Evidence from fMRI”（“正念修行训练强化经济交换过程中的合作决策：功能核磁共振的证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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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13 第四命题，称为the deprivation-satiation proposition（“剥夺—饱和”命题），其实对应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律”。命题（4）：一个人在最近的过去越常获得某一特定回报，则下一次这一回报的价值对他而言就越低。注释：“最近的过去”，要求预先定义“时段”的长度。类似的，经济学家谈论边际效用递减律的时候，必须预先界定“时段”的长度—“日”“月”“年”，乃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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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15 第五命题，the aggression-approval proposition（“攻击—赞许”命题），这也是霍曼斯列出的唯一关于人类情绪行为的一般命题。他承认，更完整的心理学通常列出更多关于情绪行为的命题。例如，我立即要引述的特纳的著作。在人类的许多情绪行为当中，霍曼斯认为核心的，写在第五命题里。不过，他指出，关于焦虑感的因果关系或许应列为另一重要命题。命题（5）有两个子命题：命题（5a），也称为frustration-aggression（困惑—侵略）假设，基于194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N. E. Miller & J. Dollard, Social Learning and Imitation［《社会学习与模仿》］, Yale University Press）：若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带来他预期的回报，或带来他预期之外的惩罚，他将因困惑而感到愤怒，他将变得更可能采取攻击性行为，并且攻击性行为的后果对他而言将更有价值。霍曼斯在这里的注释是，纯粹的行为主义者不同意使用“预期”这一单词，因为它意味着不可观测的“动机”及“心智”。但是，霍曼斯认为，他可以避免使用任何不可观测的术语，但要大费周折改用那些完全外在的描述，同样可以表述这一命题的内容。例如，霍曼斯指出，这一命题若不使用“愤怒”，依照行为主义的思路，就只能使用“攻击性”这类可观测的描述。另一注释是，他指出，侵略性的行为可以产生更多愤怒，于是这里出现了正反馈机制。命题（5b）：若一个人的行动带来的回报达到或超过了他预期的，或没有带来他预期的惩罚，他将感到高兴，他将变得更可能采取这些受到赞许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的结果对他而言将更有价值。事实上，霍曼斯指出，他的研究表明，赞许，这是社会行为的最重要回报。他认为“愤怒”和“赞许”这两种情感应属于sentiments（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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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17 在结语部分，霍曼斯要求将这些命题视为一个“命题系统”。因为，在解释行为时，任一命题都要假设“其他方面保持不变”，而这一假设之所以成立，因为有来自其他命题的担保。这就相当于，计量模型同时检验由这五大命题组合的全部120组假设（5的全排列等于120）。霍曼斯继续写结语，这些命题表明，以往的“刺激—行为”构成的历史至关重要。不仅个人行为依赖于历史，而且通过儿童的教养过程将个人行为的历史（那些被养育者认为重要的价值）传递给儿童，从而社会文化传统也依赖于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史。但是他还指出，这些传统价值也面临新的环境的挑战。常见的现象是，在新环境的挑战下，传统价值突然改变，导致无法预期的激烈的而且可能也是多数人不希望发生的社会变革。当然，他又指出，没有社会能够有全新的开始，始终有一些传统价值在新环境挑战下继续维持自身的价值。于是，我们又回到诺斯的经济发展之谜和他的求解思路，在前述他的那次演讲和两部著作里。霍曼斯似乎懂得诺斯提出的谜题，因为他继续写：正是这种历史性，使解释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变得格外困难。其他科学不会遭遇这样的困难，或许磁性的研究遇到类似的由历史性带来的困难。假如作用于人类或社会的力量是“收敛的”—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占据压倒优势的时候，那么，历史性引起的上述困难可以减至最小。人类社会演化的初期，可能如此。那时通行的唯一原理是“最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演化到多元时代，历史性引起的研究困难就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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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19 在社会学领域，霍曼斯被认为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创立者，不过，他坚持运用行为学方法分析社会行为。他的两位后继，Peter Blau 和 Richard Emerson ，更系统地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用于社会学研究。现在，我回来讨论特纳2007年著作《人类情绪：社会学理论》。如特纳所说，社会学家关于人类情绪的研究实在很不充分，以致在这本书之前的30年里积累的文献，差不多只够填满由他联合主编的一套大约600页的手册《情绪社会学手册》（Jan E. Stets & Jonathan Turner, 2006, eds.,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Springer）。因此他认为应当写这部专著，以补学术文献之不足。他指出，情绪是人类维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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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1 回到我常用的三维理解框架，社会生活这一维度的实质，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和《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都引述海勒女士的见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emotional envolvement）。人类演化至今，早已超出“家庭”这样的社会单元。在大范围的社会活动中，一方面，社会学家所说的“弱纽带”联系，或缺乏深层情感交流的联系，最为普遍。另一方面，有许多经济活动（例如“投资”）很难仅仅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弱纽带联系。由这样两方面的情形可知，当人类合作的秩序扩展到家庭之外时，交易费用（例如“信任”的费用）成为扩展秩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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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3 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定义的讨论中，阿罗认为任何制度运行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张五常认为“鲁滨孙荒岛”上不发生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根据我阐释的哈耶克《复杂现象论》（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要义》），“社会”是从许多“鲁滨孙荒岛”的相互关系中涌现出来的稳态秩序。有许多秩序涌现之后就瓦解，不能算稳态秩序。根据我理解的诺斯的“制度”定义，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是稳态秩序，它最常见的外延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法律和军事、宗教组织（信仰的制度化）、艺术创作以外的“文化活动”（可定义为“文化传统”之为一种“存量”的维护过程），这些活动都涉及人际交往。关键是，协调这些活动的被我们称为“制度”的人际关系，是诺斯所说的“可预期的”（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的）人际关系，故而是“稳态关系”—我们说一个人是“可信任的”，就意味着某种稳态的“可预期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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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5 对哺乳动物而言，脑演化形成“胼胝体”，从而有了左右半球的分化及专业化过程，维持这些稳态关系的“生理—心理”过程是涉及情感的。甚至，我可以将社会脑的起源回溯到爬行动物演化阶段。以人脑为例，最早演化形成的是“嗅球”（大脑额叶由嗅觉神经元构成的灰质区）及“嗅脑”（rhinencephalon，与外显记忆相对而言的内隐记忆的脑区，而且似乎总是在人熟睡时才活跃）。很可能因为演化阶段早于哺乳动物脑，嗅觉神经的一部分直接连接到杏仁核，另一部分通过“中隔核”（medial septal nucleus）神经团块（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被发现是“性快感”的神经中枢）、覆盖胼胝体的“灰背”（indusium griseum）神经束和“齿回”（dentate gyrus），最终接入海马回（长期记忆中的外显记忆的脑区）。嗅觉相关的另一神经团块，因形状而被称为“乳头体”（mammillary body），与嗅觉记忆相关联，并通过“穹隆”（fornix）连接到丘脑和海马回。与杏仁核直接沟通的最重要结构常称为“尾状体”—纹状体的三结构当中最外侧的结构，是脑内“鸦片回报系统的主要结构”（由于是“多巴胺敏”的结构，从而被称为“幸福感”发生中枢或opium-rewarding system）。杏仁核是“脑信任”的核心结构，它负责产生“恐惧感”，而且很可能这是演化阶段最早的一种动物情绪。爬行动物有恐惧感，这是例如鳄鱼能够表达的一种重要情绪。视觉信号通过optical chiasm（视交叉）分流，一部分成为左右脑交叉接收的信号然后送达丘脑，另一部分直接送达丘脑。丘脑将统觉整合之后的视觉信号传入枕叶（大脑的视觉脑区）。人见到诸如蛇这类天敌，杏仁核恐惧感强烈激活，以致通常的反应是身体“冻结”，然后或者“逃跑”或者“斗争”。注意，冻结（frozen）意味着两种源于恐惧的信号（逃跑和斗争）的强烈程度相等。这就意味着，视觉信号经过丘脑整合再送达大脑皮层，发出“天敌”信号反馈给杏仁核系统。由此推测，杏仁核承担的面部表情识别功能，演化阶段晚于杏仁核基于嗅觉产生恐惧感的功能。由于这是一个仍很活跃的研究领域，我强烈推荐一篇2016年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Emilie Meaux & Patrik Vuilleumier, “Facing Mixed Emotions: Analytic and Holistic Perception of Facial Emotion Expressions Engages Separate Brain Networks”（“面对复杂情感：分析的和整合的面部表情涉及分离的脑内网络”）[38]。这两位脑科学家借助功能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扫描被试在辨认面部表情图谱的快乐与愤怒这两种原初情感时的脑结构激活状况，尤其是分离的面部表情，例如上部愤怒与下部快乐或上部快乐与下部快乐等等组合。他们的结论是：辨认整体的面部表情的脑结构主要是杏仁核、纺锤体（位于颞上沟的下方）、下枕叶。辨认不相关的局部表情的脑结构主要是颞上沟与前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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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7 维系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稳态，首先依赖于上述的两种情感（情绪的较高级的演化形态），即信任和恐惧。费尔等人2008年发表的关于“信任”的脑科学实验报告，这两种情感均可由杏仁核激活水平来测度。与恐惧感统计显著相关的是杏仁核被激活，而与信任感统计显著相关的是杏仁核被抑制（Baumgartner& Fehr, et. al., “Oxytocin Shapes the Neural Circuitry of Trust and Trust Adaptation in Humans”［“垂体后叶激素影响人类的信任和信任适应过程的神经回路”］ [39]）。费尔实验当中随机选取注射“水替代剂”的被试，杏仁核没有受到抑制，故在信任博弈中表现出正常的不信任感（怕被对方背叛）。而那些真实注射了催产素（垂体后叶激素的希腊名称意为“快速生育”）的被试的正常的不信任感几乎完全被抑制，于是以超正常的概率采取信任合作策略。不过，催产素对女性的影响似乎更值得关注。在晚近报告的另一实验中，注射了催产素的女性被试对威胁信号表现出超常的杏仁核激活水平（Lischke & Domes, et. al., 2012, “Oxytocin Increases Amygdala Reactivity to Threatening Scenes in Females”［“垂体后叶激素增加女性对威胁图景的杏仁核反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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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29 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神经肽”，垂体后叶激素，保存于“脑垂体”（pituitary glad），对这种激素敏感的神经元分布于海马回、杏仁核、纹状体、中脑以及循环系统。垂体有前后两叶（前叶和后叶的起源、功能和结构都有实质差异）和左右两侧（分属脑的两半球）。垂体的位置很独特，在正对鼻梁的颅内侧，故对应于左右脑半球的左右两侧神经团块在外部是联合为一体的。在三维可旋转脑图（例如Human Anatomy Atlas的iPad版）里，只要隐去鼻骨就可见到红灰色的直径大约1厘米的垂体。它与下丘脑直接连接，它分泌并储存的激素（例如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调节内分泌系统的各种功能。垂体前叶起源于软腭空腔，它分泌荷尔蒙并且占据垂体总体积的大部分。垂体后叶是脑的一个外延部分，如上述，它保存由下丘脑分泌的各种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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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1 除了上面介绍的两种激素（多巴胺和催产素）之外，调节人类的社会行为的第三种激素，常称为“血清素”（serotonin，学名“五烃色胺”）。此外，与人类在风险和不确定情境里的决策密切相关的，还有第四种荷尔蒙，常称为“雄性激素”（testosterone），由肾上腺分泌并进入血液并由血液带到各脑结构，尤其激活下丘脑、纹状体和杏仁核的神经递质受体。这里，我要推荐一部重要的工具书：Ernst Fehr & Paul Glimcher, 2014, eds.,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2nd edition（《神经经济学：决策与脑》第2版）, Academic Press of Elsevier。根据这部工具书的第14章“经济与社会决策的药理学”，尤其是这一章的“图14.1”，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参与“逃跑”或“斗争”决策），由位于脑干的神经核团分泌与保存。这三种激素当中，多巴胺敏的脑结构是纹状体，以及埋在前额叶与扣带前回之间的“伏核”（nucleus accumbus，又译“伏隔核”）与丘脑之间的狭小空间之内。但是对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敏感的神经元广泛分布于全脑，但集中于大脑皮层和海马回。值得注意的是，纹状体不是去甲肾上腺素敏型的脑结构。关于血清素的研究，我推荐晚近出版的手册：Christian Muller & Barry Jacobs, eds., 2010, Handbook of the Behavioral Neurobiology of Serotonin（《血清素的行为神经生物学手册》）, Academic Press。血清素的起源，早于上列全部激素。根据Efrain Azmita 撰写的这部手册第1章“Evolution of Serotonin: Sunlight to Suicide”（“血清素的演化：从阳光到自杀”），地球生命的单细胞演化阶段，在绿藻和菌类细胞里就有了血清素，它在有丝分裂和单细胞生命维持中发挥作用。然后，在生命的多细胞体演化阶段，尤其在植物光合作用中发挥核心作用—可能承担了感受白天与黑夜转换的功能，于是在植物细胞里这种化学分子的密度迅速上升。在动物界的时代，血清素在动物细胞里的密度反而大幅下降，可能仍与动物在白天和黑夜的作息时间有关，因此也与情绪（从白天的紧张转入夜晚的放松）有关。最后，在生命演化到人类的时代，血清素与自杀意念有关。能够缓解血清素水平过低导致的紧张情绪或抑郁症状的，基于常识，应当是增加血清素水平，或增加多巴胺和催产素水平。我检索最新文献，得到一篇2016年11月发表的实验报告：Nancy S. Woehrle, et. al., “Effects of Oxytocin on Serotonin 1B Agonist-induced Autism-like Behavior in Mice”（“垂体后叶激素对由五烃色胺1B促效剂诱致老鼠的类自闭行为的效应”）[41]。这三位作者建议临床尝试五烃色胺1B促效剂与催产素联合使用治疗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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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3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根据目前发表的研究结论，大致而言，密切依赖于上述三种荷尔蒙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早将“信任”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并建构数学模型的，以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应当是克莱门特研究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那所大学神经经济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及罗马琳达医学院教授扎克（Paul Zak）2001年发表的文章，“信任与增长”（Zak & Knack, “Trust and Growth”[42]）。在他的增长模型里，人们的时间可投资于两类活动，其一是正常的生产活动，其二是关于他人可信任度的调查活动。于是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可表达为社会成员投入于第二类活动的时间总量。在一般均衡状态，显然，信任程度高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在随后几年里，扎克领导的实验室集注于研究催产素与信任感的关系。基于这些研究，他建立了称为“HOME”的模型，这是四个单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写：Human Oxytocin Mediated Empathy（人类由催产素媒介的同情）。 这一模型于2011年发表在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权威杂志《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 Zak, “The Physiology of Moral Sentiments”（“道德情操的生理学”）[43]。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行为“荷尔蒙三角形”—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与脑内的荷尔蒙三角形对应的是“社会情感三角形”—同情、慷慨、惩罚。扎克认为，这一模型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生与维持稳态提供了生理心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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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5 荷尔蒙三角形的顶角，根据扎克这篇文章的插图，是催产素。对社会性哺乳动物而言，产前和产后脑内分泌的催产素激发母兽对幼兽的关爱。并且，抚养幼兽需要稳定的家庭关系，演化结果是，两性都分泌催产素，增加对配偶的依赖性。荷尔蒙三角形的右下角是多巴胺，它强化动物对可带来好处的（与食和性相关）各种目标的欲望，故以往也被称为“鸦片回报”或“快感激素”（它的分子结构也因此成为可卡因类毒品模仿的对象）。多巴胺水平的上升，导致趋社会行为的鸦片回报上升。这是因为趋社会行为降低了因孤独感而来的恐惧。抱团取暖，这是使弱小的灵长类动物得以生存的群性。荷尔蒙三角形的左下角是五烃色胺（血清素），与它的分泌水平呈统计负相关的是焦虑感。社会行为的荷尔蒙三角形是这样运作的：正向的趋社会行为激励催产素水平上升（慈爱），后者诱致中脑的多巴胺分泌水平上升（快感），同时诱致前额叶与颞叶的突触间隙血清素水平上升（安全）。在多巴胺的鼓动下，行为主体有了社会交往的冲动。同时，血清素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社会交往不确定性及潜在威胁的担忧。关于病态行为，扎克指出，中等程度的紧张压力可使催产素水平上升，但太高程度的紧张压力可抑制催产素分泌，从而抑制荷尔蒙三角形的正常运行。对经济学家而言，扎克的荷尔蒙三角形学说，与以往的经济学模型相比，优势在于可观测性极高。例如，催产素水平的变动，不仅从脊髓液可测，而且从血液或尿液就可直接检验。另一方面，通过注射人工合成催产素，我们能够直接干预社会行为的水平。最后，根据扎克的这份报告，雄性激素水平（与催产素类似是实验可控的）与社会行为的慷慨程度有统计显著的反比关系，并且与惩罚不慷慨的行为冲动有统计显著的正比关系。但是，由神经经济学领袖Aldo Rustichini 参与发表于2016年10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雄性激素与不合作行为之间没有统计显著的关系，不论是负向的还是正向的。参阅Cueva& Rustichini, et. al., “Testosteron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Affect Men’s Rejections of Low Ultimatum Game Offers or Aggressive Mood”（“注射雄性激素不影响男性被试拒绝最后通牒博弈的低比例分成方案和攻击性心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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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7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扎克指出，荷尔蒙三角形是否正常运行，敏感依赖于幼年接受的养育方式。缺乏或完全没有接受过母爱的幼兽，催产素敏感脑区的催产素受体密度显著低于正常水平，于是毕生惧怕社会交往。在大约1000名本科生当中，扎克检测发现大约2%有催产素分泌失灵问题。据此，扎克将这种社会交往恐惧症称为“催产素缺失症”。临床检测表明，患有这一类社交恐惧症的人基础催产素水平正常，但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信任时，却很少分泌催产素，于是他们不能对信任行为回以对等信任的行为。这些学生很少有朋友，也很少恋爱。此处，我补充一篇由经历复杂的蒋田仔教授领衔发表于2016年10月的研究报告：Tianzi Jiang, et. al., “Altered Structural Connectome in Adolescent Socially Isolated Mice”（“社会隔离的青春期鼠的全脑网络的另类结构”）[45]。根据蒋教授的报告，哺乳动物在青春期与社会隔离可导致前额叶白质微观结构损害，但他的小组通过对比研究正常的家养鼠与隔离鼠的全脑网络连接，发现社会隔离导致的分布式脑结构改变，范围远比前额叶脑区更广泛，包括例如嗅脑这样的长期记忆脑和眶前额叶这样重要的社会脑。这篇文章标题里的“另类结构”，就是指隔离鼠的全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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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39 其次，扎克报告说，制度（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对荷尔蒙三角形的正常运行也有影响。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来自不同国家的被试表现出的可信任程度（trustworthiness）差异极大。信任度最高的被试来自挪威，65%。信任度最低的来自巴西，2%。各国的正规和非正规制度，以及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解释大约60%的样本差异，不过，扎克指出，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可由“信任与增长”模型得到解释。制度的影响在于，长期降低行为不确定性，导致那里的儿童在长大之后习惯于信任和被信任的社会环境，于是荷尔蒙三角形很容易被趋社会行为激发。而在转型期社会或者因为社会动荡而长期无法在有较高行为确定性（信任与被信任）的社会环境里养育的儿童，脑内形成了正常的趋社会行为难以激发的荷尔蒙三角形。晚近发表的文献，参阅Dan Zahavi, 2015, “You, Me, and We: the Sharing of Emotional Experiences”（“你，我，我们：分享情感经验”）[46]；以及Dan Zahavi & Rhilippe Rochat, 2015, “Empathy≠Sharing: Perspectives from Phenomenology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同情并非分享：现象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视角”）[47]；V. Reddy, 2015, “Joining Intentions in Infancy”（“婴儿当中的意向共享”）[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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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1 第三，扎克指出，特定的组织能够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有利于或有害于荷尔蒙三角形的正常运行。例如，“安然丑闻”的主角安然公司长期实施“季度业绩最差的20%雇员被淘汰”规则。这样的残酷竞争诱发了雇员之间极端的不信任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谷歌”的口号—“不做坏事”。谷歌的基本规则是“合作”—公司要求员工每周必须有1/5时间参与业余时间自己开发的项目或朋友的项目，公司鼓励员工努力进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级别—“自我实现”。扎克回忆说，这也正是他在克莱门特研究大学的老同事德鲁克（Peter Drucker，1909—2005）一直倡导的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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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3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扎克写了一部科普著作《道德分子：爱与繁荣的源泉》（2012, The Moral Molecule: the Source of Love and Prosperity, Penguin Books）。最近，2016年4月13日，扎克在一次演讲中介绍了“POP”模型。与“HOME”类似，POP是三个单词（People-Organization-Purpose）第一字母组成的缩写。这些著述活动表明，扎克决定全力普及推广这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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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5 事实上，行为经济学思路大约2006年开始已不再局限于理论研究，在它主导下形成的行为金融学，最近10年被引入金融机构，成效显著。例如，根据2010年出版的《行为金融学》，从金融机构的“操盘手”征集被试，实验者随机安排一半被试注射“水替代剂”，另一半被试则注射雄性激素。由于是随机安排，被试无从知晓自己是否接受了真实的雄性激素注射。实验结果，与水替代剂被试相比，雄性激素被试的行为统计显著地过度承担了金融风险，导致严重亏损，并导致股票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过，这一效应在制度严格的金融机构的操盘手当中并不很严重，与此相比，在“散户”当中的效应非常显著。由于检测方便，一部分金融机构已开始要求操盘手每天提交尿样。如果雄性激素含量超过正常水平，如果机构对股市的预测是熊市导向的，那么，机构就临时调整这些操盘手的岗位，避免机构承担过度风险。如果机构对股市的预测是牛市导向的，则那些愿意在牛市行情中承担更大风险及博取更高回报率的金融机构可能临时增加这些操盘手的责任范围。关于这些晚近的发展，读者可参阅Robert Bloomfield, Chap. 2, “Traditional versus Behavioral Finance”（“与传统金融学两相比较的行为金融学”，in Kent Baker & John Nofsinger, 2010, eds., Behavioral Finance［《行为金融学》］, John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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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7 在2013年《神经社会学手册》的第2章“Neural Social Science”（神经社会科学），加州大学的神经语言科学家拉科夫（George Lakoff）开篇讨论的主题是“理性”—以往的理解和基于脑科学的理解。因为，“理性”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观念，而百年以来，韦伯是例外，社会科学家很少讨论这一核心观念。拉科夫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争议。韦伯（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的一份提纲》］,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8）讨论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因为他需要为宗教行为提供理性解释。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论伦理学与经济学》］, Blackwell Publishing）讨论两种工具理性（逻辑一致性的和价值最大化的），因为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或许可以统一的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和欧洲大陆工程学的）。对社会科学而言，“理性”这一观念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理性这一观念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实世界里被认为理性的行为—how people really think（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思考的）。以往30年行为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进展，改变了社会科学关于理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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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676849 拉科夫宣称：reason is neural（理性是基于脑的），社会科学应超越以逻辑为核心的“启蒙理性”，转向“情感”与“逻辑”兼有的“现实理性”。在神经语言学视角下，拉科夫指出，启蒙理性的谬误之一是相信“理性”是可以意识到的，谬误之二是相信个体不依赖任何他人就可以理性决策，谬误之三是相信独立于身体的思考，谬误之四是相信语言的涵义由外在世界的性质确定，谬误之五是相信理性不带情感，谬误之六是相信理性是不带偏见的和符合逻辑的，谬误之七是相信范畴可由充分必要条件加以定义，谬误之八是相信理性存在是为了优先服务于自我利益，谬误之九是相信概念体系的整全性，谬误之十是相信语词意义是确定的并且概念有不变的逻辑，谬误之十一是相信真理解放人类，只要足够多的人知道关于社会的真理，人们就将变革社会以增进全体的福利。搁置语言学问题，我希望讨论的是逻辑与情感如何统一地构成理性。这里，我推荐2016年9月发表的一篇论文：Jaak Panksepp & Ryan Smith, et. al., “Reconciling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s on the Brain Basi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以脑的情绪体验为基础统一认知的与情感的神经科学思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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