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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奈特的社会演化学说，社会变革往往源于它的上层人士对占据主导位置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不满—古代巴比伦的僧侣、中世纪人文主义者以及当代都市里社会批判家们。一般而言，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段内，有一些社会成员被全体社会成员认为是“重要的”—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力相比而言。这些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某些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可能达成共识。这些达成共识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并为此而引发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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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要性”（importance），学术活跃时期稍早于奈特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晚年曾提出一个命题，我称之为“演化理性的哲学表达”：在任何理解（understanding）之前先有表达（expression），在有所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feeling of importance）。此处，“有”是存在性的描述。如果一个人关于某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尚未有感受，那么基于这一感受的表达是不可能的—注意，怀特海使用的是“ex-pression”，与“im-pression”相对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外在表达，后者是休谟哲学（怀特海哲学的两大思想渊源之一）由以出发的概念—在任何“观念”（idea）之前先有“印象”（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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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奈特社会演化学说，在两方面需要更详细的叙述。首先，如果一个社会格外缺少社会学家所谓的“纵向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那么该社会的重要成员的集合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从而基于该群体共识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未必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重要性的事务。其次，奈特指出，现代的理性社会的真正基础是“自由讨论”（free discussion）。真正自由的政府，不是根据美国人通常相信的与林肯总统的伟大名声联系着但缺乏实证准则的“人民的和人民参与并为着人民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而是根据“基于讨论的政府”（a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这是一项可实证准则。奈特强调指出，我们判断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着人民的自由，不应根据它的文字宪法或它遵守文字宪法的程度，也不应根据它的政治不民主的程度，而应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压制或操纵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讨论”。奈特想象的自由讨论，十分类似于我们已有了足够多体验的“互联网社会”的自由讨论。只不过，与奈特的理想境界尚有差距，今天，我们期待互联网讨论的参与者们对自己的言论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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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可以自发涌现出一些权威意见—被参与者们公认为“重要的”意见。奈特相信，这是理性社会最初的政府形态，因为这些意见的权威不需要强迫性力量的支撑，它们的权威是韦伯所谓“内在权威”—多数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希望服从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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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动）过程”这一语词—procedure，奈特指出，它不同于“（被动）过程”—process。后者是无意识的和机械的，前者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奈特认为，一个社会的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及这些活动的文字或符号描述，都是社会主动过程的外在特征，都是“overt”（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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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特想象的理想情境里，只有自由讨论才构成社会主动过程。能够参与自由讨论的人，是摆脱了习俗和威权束缚的现代人。根据奈特的社会演化学说，一个社会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依赖于它的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文明和批判文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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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三）重要性的感受、政治表达、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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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表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代表了足够多的重要社会成员关于最具重要性的问题的感受，从而成为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的“政治表达”。在韦伯看来，群体行动使社会成其为社会，“政治”则是群体行动的社会理论概括。在韦伯“政治社会学”视角下，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政治的维度，并且任何政治活动都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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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特、阿罗、布坎南的叙事传统内，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视角可转换为采取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的“新政治经济学”视角：每一社会成员感受到的重要性，也就是小米尔（John Stuart Mill）关于“效用”的定义—utility is importance felt（效用就是感受到的重要性）。对一切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就是我们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偏好”（preference）。经验地，一个社会的各成员具有的偏好的差异程度，或每一社会成员被允许形成的各种偏好之间的差异程度，以简单的方式测量着该社会的“自由”程度。如此界定的自由，我称之为“简单自由”或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谓“天真的自由”（naïve freedom），与吉尔伯特界定的“复杂的自由”（synthetic freedom）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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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每一社会成员已在公共事务方面具有自己的偏好，共识的达成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能否通过任一形态的“公共选择过程”—不论那是“以手投票”还是“以脚投票”—就各项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形成一套可称为“社会偏好”的关于重要性的表达。阿罗早年的“社会选择”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偏好的理性程度与社会偏好的其他性质（自由、民主、效率）之间可能的冲突。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研究，关注的是这些冲突之间各种可能的达成共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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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往3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上述的理论视角下，可表述为这样的社会主动过程：主要利益群体关于各自重要性感受的不同政治表达之间的冲突及因冲突的协调而获得的福利增长，为政治对话提供了理由。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表现为习俗、威权、理性共识等不同类型的正当性资源的并存，参与政治对话的那些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可借助习俗社会和威权社会的政治资源，也可借助“奇理斯玛”类型的个人魅力以及各种偶然因素提供的说服力。总之，只要某一政治表达获得足够大的认同，社会就可达成它在重要性排序上的选择。也是由于上述过程充满着偶然因素，社会选择不可能服从任何“历史必然性”。我同意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历史不是决定的也不是无决定的，而是“非严格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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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 （四）价值排序、情感生活与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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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一社会成员可能具有的价值排序，我提出一种主要受了海勒（Agnes Heller）思想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美好人生”（good life）嵌入在三维度的空间内。第一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先天禀赋”获得后天发展机会及“被实现的”（materialized）可能性，第二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political life）关于“正义”的感受，第三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情感生活的深度（emotional involvement）。类似地但有重要差异的，是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描述的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三维想象：物质维度刻画社会成员对物质利益的诉求，精神维度刻画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维度刻画权威的正当性资源的类型或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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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社会成员都追求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人生，这一追求在不同文化之内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尽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及不同的表达。每一社会成员在先天禀赋获得了发展之后，关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可有十分不同的想象，从而导致生活理想及生活意义的演化。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教育”，它的外在特征便是受教育的权利—当这一重要性在社会主动过程中获得共识之后。不过，正规教育可能“失败”，恰如中国目前的状况。失败的教育可能压制了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发展。于是，正规学校之外的各种生活经历，包括家庭教育和在职培训，就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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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外，对先天禀赋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卫生”，它维护和延续劳动能力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依赖于不同社会可能达成的关于卫生之重要性的共识，卫生可以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也可以主要表现为私人卫生或公共努力与私人努力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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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幸福感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好人生的情感维度。许多关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正比或反比关系的研究表明—例如罗贾思（Mariano Rojas）2007年关于西方人幸福感与精神诉求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和浙江省2006年关于“老年”人口和“老老年”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涂尔干担忧的因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有的个人主义及物质利益追求对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正是导致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反向变动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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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培根和边沁的著作里，而且在当代脑科学研究报告中，我们知道，人类情感大致可分为若干层次。首先是三种“原初情感”（primary feelings）—幸福、恐惧、悲哀；其次是许多“次生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希望、怜悯、羞愧、嫉妒、内疚、仇恨……还有或许层次更高且更细腻的情感—惆怅、无奈、爱恨交加、悲喜掺半、百感交集……至少就人类的脑结构而言，三种原初情感分别源自三个不同的脑区，几十种次生情感则接受来自不同脑区的信号，并由此形成远比原初情感复杂微妙的次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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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人类情感，多数是负面的，少数是正面的。可名的情感—不是“无以名之”的情感，通常由许多因素联合作用而生，并且在不同情境内可分解为不同因素的组合。如前述，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种。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是“外缘系统”，它的解剖位置在大脑之外，它只接受理性中枢（大脑）的调节，但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在脑的各项功能当中，只有“理性”是一种可将具体感受抽象为普遍规则的能力。与此相比，一般动物和植物只生活在具体情境内，它们的情感离开了它们生活的具体情境就可发生障碍—“精神症状”。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人类行为不能也不应完全地理性化。因为人类情感与哺乳动物情感一样，离开了本土社会就可发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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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下，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其实是它的社会成员寻求更好的社会选择（也称为“社会集结”）从而使每一社会成员实现美好人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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