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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都不是。没有谁让谁失望。精英学校对尖子生来说是一片宏伟天地，对尖子生以外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困境。这便是卡洛琳·萨克斯大学经历的另一种解释。大池塘录取了那些非常聪明的学生，却又使他们变得意志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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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问一下，你知道是哪所学校在近五十年来研究发现了大池塘效应的威胁论吗？是哈佛大学！20世纪60年代，弗雷德·格兰普（Fred Glimp）是学校招生部主任，他实行了著名的“快乐的垫底区域”策略。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本备忘录上写道：“不管一个班级的学生多么厉害，总有一些人是垫底的。在这样一个强手如云的班级里，觉得自己平庸的这种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垫底区域，是否会有某些可辨别的心理模式？是否会有一些人能‘快乐地’处在这个区域？或者尽管他们成绩垫底，但却能够学到最多的知识？”他很清楚地知道，大池塘打击的只是除最优秀学生外的任何人。对格兰普来说，他的职责就是找出那些足够坚强，在学习领域外足够成功，可以顶得住压力——在哈佛这个非常大的池塘里做一条小鱼，而生存下来的学生。因此哈佛开始研究大量有天赋但学术能力在班级排名靠后的学生。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理论表明，如果某些人在班级里是炮灰的话，那很可能他会是足球场上最优秀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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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逻辑也可适用于平权法案的辩论。在美国国内，有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焦点是学校和技校是否应该降低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族裔考生的录取率。平权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帮助少数族裔考生进入精英学校体现的是一种不歧视的观点，符合历史潮流。反对者则认为，精英学校地位重要，所以只能录取那些适合进入这类学校学习的考生。中间派认为通过种族来决定优先权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给那些穷人优先权。这三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进入优秀学校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而优秀学校的名额有限，因此值得大家去争取。但到底是因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些顶尖的学校值得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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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类学校的平权法案行动更为激烈。在这类学校中，黑人学生申请的名额约占学校名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真正能进入这些学校的黑人学生却没有这么多。结果如何？根据法学教授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的研究，在美国，一半以上（确切来说是51.6%）的非裔美籍法律专业学生，都成了法律学校排名倒数10%的学生，而排在倒数20%的学生则多达四分之三。[19]当你了解如果你在班级垫底，而你要拿到一个科学学位有多难时，你大概就会承认这些数据的可怕性了。还记得卡洛琳·萨克斯说了什么吗？哇，其他人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即使有些人他们刚开始和我一样都很笨，但最后他们还是变厉害了。不管怎么做，我似乎就是没办法像他们那样思考。萨克斯并不笨，相反她很聪明。但是布朗大学让她觉得自己很笨。如果她真的想拿到一个科学学位的话，她最好就是“屈就”去马里兰大学。我相信，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建议萨克斯去一所竞争力更强的学校，如斯坦福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以解决她的困境。而在平权法案这点上，我们却这么做了。我们给像卡洛琳·萨克斯（她刚好是一个黑人）这样的人以承诺，我们抬高了他们。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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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平权法案是错误的。只是好心做了坏事。精英学校有多余的资源去帮助这些穷人，而其他学校则没有。但事实并不会因此改变，就像赫伯特·马什说的，进入大池塘的结局好坏参半。很奇怪，人们几乎很少谈到大池塘的负面影响。在选择学校时，父母还是会告诉孩子，让他们尽量去上那些最好的学校，因为那些学校可以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大池塘里的机会多，就像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小班更好一样。我们对优势有自己的一套定义，但这种定义却是错误的。结果呢？我们犯错误了。我们误读了弱者和巨人之间的战争。我们低估了那些看似是劣势的东西的发展空间。只有在小池塘，你才能获得最多的机会，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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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萨克斯在申请学校时，并不知道她会因此减少自己拿到一个科学学位的机会。而现在她知道了。谈话结束时，我问她如果她当初选择去马里兰大学——即做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她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仍会留在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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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特别活泼热情的学生，我热爱学校，热爱学习，而且我也学得很好”，史蒂芬·鲁道夫开口说道。[20]这是一个高个子年轻人，有着一头精心打理的深棕色头发，穿着卡其色服装，十分整洁。“我从四年级就开始学习高中代数了。五年级就学了代数二，六年级又学了几何。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去高中旁听数学、生物、化学、高级美国历史课程了。还有，我从五年级开始就去社区大学了，学了一些数学；那时候还学了一些其他的学科课程。那时我就想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应该立刻就能从乔治亚大学拿到一个学士学位了。我特别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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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念完高中，鲁道夫每天都打着领带去上课。“说出来有些尴尬，”他说，“这是很疯狂的一件事。但我还是做了。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了。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我想打领带去上课，于是就打了。之后便一直打着领带去上课。我猜我肯定特别讨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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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作为他所在班级的毕业生代表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几乎拿到了满分。他同时被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他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上大学的第一周，他走过哈佛的校园，感叹自己运气太好了。“我感觉我在校园里看见的每个人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挺疯狂的想法。我想哈佛的每个人应该都是风趣幽默、聪明能干的。哇，在哈佛的日子一定会很棒的。我太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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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上了大学之后的遭遇就和卡洛琳·萨克斯一样。再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我们也就更加清楚印象派画家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了。他们都是艺术天才。他们用一种罕见的智慧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透过那些被我们称为“优势”的东西，看清了它们的本质。莫奈、德加、塞尚、雷诺阿和毕沙罗都选择了他们的“第二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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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史蒂芬·鲁道夫在哈佛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你能猜到的。他大三时选修了量子力学这门课。“我学得不是很好，”他承认道，“我记得我应该是得了一个B–。”他从没得过这么低的分数。“我觉得要么是自己不够认真，要么就是自己不够优秀。我想，只有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或者擅长这个领域的天才，我才有继续下去的意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看起来都学得比我快。你知道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注意他们，而不是注意那些比你差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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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材料特别感兴趣，”他接着说，“但我却感到自卑。你和别人一样坐在班级里，但你什么都不懂，你觉得‘自己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些东西’；你整理出了错题集，这些你搞懂了一点，那些你又搞懂了一点，但你永远都觉得其他同学懂得比你多。我想哈佛就是这样的，这里有那么多聪明人，于是在这里你很难觉得自己也是聪明人。”他后来放弃了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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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解决某个数学难题会给人以满足感。”鲁道夫突然说道，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渴望的表情。“你碰到了一个难题，刚开始你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但你确信一定有某种规律可循，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碰到比先前更棘手的问题，然而最终的答案却很简单。在解题的过程中，你会获得某种乐趣。”鲁道夫去了他想去的学校。但他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总的来说，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认清了事实。”他说完便笑了，那笑容带着一丝丝苦涩。“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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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结束时，鲁道夫决定参加法学院的考试。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去了曼哈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哈佛让世界损失了一个物理学家，却出现了一个律师。“我学的是税法，”鲁道夫说，“说来还真有趣。有相当一部分学数学和物理的人最终都转去学税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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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为化名，且做了细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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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空军部（Air Corps），为现代美国空军（Air Force）的前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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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个例子取自经济学家玛丽·戴利（Mary Daly）的研究。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另一个例子则取自卡洛·格雷厄姆（Carol Graham）的《世界上的幸福：幸福农夫和悲惨富豪的悖论》。有两个穷人，一个来自智利，一个来自洪都拉斯，你认为谁更幸福？逻辑会告诉你来自智利的。智利是一个现代的发达国家。智利穷人赚的钱可能是洪都拉斯穷人的两倍，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住在更漂亮的房子里，食用更好的食物，还能买更舒服的物质产品。但如果你比较一下两个国家穷人的幸福指数，你会发现洪都拉斯人比智利人幸福。为什么？因为洪都拉斯人在意的只是其他的洪都拉斯人。格雷厄姆指出，“因为幸福感与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无关，但是与距离平均收入水平还有多少有关。洪都拉斯的穷人之所以感觉比较幸福，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差距更小。”在洪都拉斯，穷人的财富更接近中产阶级的财富，智利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因此洪都拉斯的穷人会觉得比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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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TEM代表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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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些数据来源于报纸上一篇名为“在优秀教育机构中，种族在选择科学专业、放弃科学专业方面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Ethnicity in Choosing and Leaving Science in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的文章，由社会学家罗杰斯·埃利奥特（Rogers Elliott）和A·克里斯托弗·斯根塔（A. Christopher Strenta）撰写。这些SAT数据均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今天的数据或许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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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是一个关键数据，因此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解释。张和合著者研究了几千名大一的新生，发现了那些最有可能使学生放弃科学专业的因素。那么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学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越高，其越有可能放弃科学专业。“大一新生的入学成绩比SAT平均分每高出10分，他们获得学位的可能性便会减少2%。”他们如此写道。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少数族群的学生，这个数据还会更高。SAT成绩每增加10分，拿到学位的几率就会减少3%。“那些如愿以偿进入第一志愿学校的学生，他们坚持读生物科学或者行为科学专业的可能性更低。”他们写道。你认为你去了对自己来说最好的一所学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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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需要澄清的一点：康利和昂德的图表说明的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总数。确切来说，这是一个加权平均数——主要是取自被最著名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者《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收录的论文数量，也取自部分被名气不那么大的期刊收录的论文数量。换言之，这些数据并不是一个学术人士发表的论文总数，而是他们发表的高质量的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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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学教授理查德·桑德是大池塘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他反对平权法案。他和斯图亚特·泰勒（Stuart Taylor）合著了一本名为《失调：意在帮助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如何伤害学生，以及为什么大学不赞同开展平权法案》（Mismatch: 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ended to Help, 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我在本书后附了一些桑德论点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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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这是桑德研究的其中一个问题：少数族裔学生上越好的学校，就越难成为律师。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但如果说这个学校的学位更有价值呢，那这样的困难是不是会因此被抵消一部分？桑德和泰勒坚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一个好学校取得优异成绩与在一个优秀学校取得好成绩是一样的，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好。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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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毕业于排名第30位的福德汉姆大学，成绩排在班级前50名的学生，他的工资待遇与一个毕业于排名第5位、更优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差不多，并最终让她晋身到比中产阶级稍低一点的阶层。我发现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福德汉姆大学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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