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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策略就更完善了。“我质疑我的每一次成绩，”他接着说，“每次我收到成绩单，知道自己的分数时，我都会回去找老师，挨个儿地和他们核对。我会同老师争论，让他把D改成C，把C改成B。几乎每一次——90%的情况下，老师都会给我修改分数。我一直缠着他们，他们没办法只好给我改了。我特别擅长做这样的事。于是我渐渐有了信心。我知道在大学里，我要开始和教授们磨嘴皮子了，所以我要学习。我学着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推销自己的事。这真的是很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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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称职的父母都会教孩子如何去说服别人。然而一个能够很好适应社会的正常孩子并不需要认真地上这门课。假如你在学校得的都是A，你就没必要为了及格而去跟老师“谈判”，也不会像一个9岁的孩童一样六神无主，还得计划着怎么熬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格雷泽在练习谈判时就像博伊斯在练习听力一样，他已经有了一门利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练习谈判。格雷泽说这是“很好的训练”，他的意思是，学会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去和强者对话，这对他日后的职业十分有益。如今，格雷泽是好莱坞过去30年来最成功的电影制片者之一。[24]如果布莱恩·格雷泽不是阅读障碍患者的话，他今天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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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进一步挖掘神经功能障碍和成功职业生涯之间的这种奇特联系。在介绍大池塘的章节中，我提到过：在一个精英较少、较没有特权的环境中，做一个局外人能够使你获得更多追求自我思想和学术兴趣的自由。假如卡洛琳·萨克斯选择的不是第一志愿的学校，而是第二志愿的学校，那么她去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的可能性更大。同理，如果印象派画家们没有选择举办自己的展览，他们的作品可能就会被挂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小画廊里，而不是那些最顶级的艺术展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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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障碍患者亦是局外人。在学校里，他们因为达不到学校的要求，被迫远离其他的同学。这种“局外人主义”是否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某种完全的优势？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思考一下那些发明家和企业家的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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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通过所谓的“大五人格模型”（或称“大五”[25]理论）来定义人格。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描述来评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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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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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紧张Vs安全/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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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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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爱交际Vs孤独/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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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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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好奇心Vs遵守惯例/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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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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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勤劳Vs随意/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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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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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移情Vs自私/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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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指出，发明家和革新者多为混合性格——尤其是后面三种性格：开放性、尽责性、随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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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家一定要具有开放的性格。他们要能想出其他人想不到的东西，要愿意去挑战他们的先入为主之见。他们还需要具备认真负责的品质。一个拥有好主意却缺乏将主意变成现实的自律和坚持的发明家只能是一个梦想家。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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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关键的是，发明家必须是不随和的。我这里说的并非粗鲁或者令人讨厌。我的意思是，他们处在“大五”人格理论中“随和性”的边缘。他们这类人愿意承担社会风险，做那些别人可能不会认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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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社会中，不随和是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人类生来就有寻求周围人的认可的本能。如果没有挑战传统的意愿，一个激进、具有改革意义的想法寸步难行。“如果你有一个新想法，而这个想法具有破坏性，而你又一向随和，你该怎么办？”彼得森问道，“如果你担心伤害到别人，扰乱到社会秩序，你也就不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就像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的：“一个理智的人会让自己去适应社会；而不理智的人则会固执地让社会去适应他。因此，这个社会所有的进步都依赖于这些不理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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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在论证观点时列举了瑞典家具零售商宜家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由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创立。他的伟大革新之处在于他发现家具的价格大多都由组装这一步骤拉上去的：给桌子安上桌腿不仅要多花钱，而且还会使桌子的运费变得十分昂贵。所以他就出售那些还未组合的家具，运输时只要装在平盒里就可以了，运费也便宜。此外，他出售的家具价格也比竞争对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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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坎普拉德曾一度陷入困境。瑞典家具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宜家。宜家的低价惹怒了他们，他们决定不做他们的订单。宜家几近破产。在绝望之际，坎普拉德将目光转向了南方。从瑞典经过波罗的海后便可到达波兰，而波兰是一个劳动力更廉价、木材丰富的国家。这体现了坎普拉德的开放性：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公司会实行这种外包服务。之后坎普拉德就将工作中心放在了波兰的联络工作上。这在当时并不容易。20世纪60年代，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内一片混乱。它没有基础设施，没有机器，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工人；而在这里，西方国家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坎普拉德成功了。“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老板。”安德斯·阿斯隆（Anders Aslund）说道。阿斯隆是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这就是他取得成功，别人失败的原因。他去了条件恶劣的国家，确保一切都运行正常。他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这是尽责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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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拉德这个决定中最不寻常之处在哪里？是他转向波兰的时间。那是1961年，柏林墙建立，冷战到达顶峰。这一年，由于古巴导弹危机，东西方世界处在核战边缘。今天，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沃尔玛身上。他们决定开拓朝鲜市场。大多数公司都因为害怕被当成卖国贼，而不曾想过要在敌人的土地上开展生意。而坎普拉德并不怕。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这是不随和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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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少数人会想出那种将家具放在扁平盒子里运输的创意，同时还懂得在面对联合抵制时采取外包服务这种方式。而拥有这种眼界，具备在经济如一潭死水时建造一个一流制造公司的自制力的人就更少了。那些有创意、认真负责且拥有公然和冷战对抗的强大思想的人呢？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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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障碍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变得更开放，变得更认真负责（虽然也有这种可能）。阅读障碍最吸引人之处，是它有可能会让人更容易变得不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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