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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了证明自己测试的是智力而不是其他东西，弗雷德里克将CRT测试的分数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结果显示CRT分数与更喜欢苹果还是橘子、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啤酒还是红酒、摇滚音乐会还是芭蕾没有联系。”他写道，“然而，CRT分数对人们选择《人物》杂志还是《纽约客》杂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CRT分数较低的群体中，67%会选择《人物》杂志。CRT分数较高的群体中，64%会选择《纽约客》杂志。（我是《纽约客》杂志的作者之一，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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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0年1月布兰肯霍恩出庭作证时，这件案子被称为佩里诉施瓦辛格案；2013年在最高院审判时，改称霍宁沃思诉施瓦辛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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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格雷泽的几部电影：《美人鱼》、《阿波罗13号》、《美丽心灵》、《8英里》。我在《眨眼之间》中讨论演员时也提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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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五”是社会心理学家用来定义人格的标准。社会学家一向不热衷于性格测试，如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类“外行的”测试忽略了人们的关键特征，误解了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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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应该说明的是，阅读障碍只会影响阅读。科恩的算术能力并未受到影响。科恩说过，小时候唯一相信他的人是他的爷爷。是因为他的爷爷发现小加里将他们家族管道企业的库存全部记在了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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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章很长。如果加里·科恩想要自己读的话，他就必须坐下来，腾出一段时间来读。“要想真正明白书中的内容，读懂它，理解它，我得查每一个认识的词。但查了词之后才发现，啊，这个不是词，我看错了。而我已经连续三天，每天都花两小时来查这个所谓的词了。”他说。他是大忙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希望这本我不会看的书可以卖得很好。”访问快要结束时，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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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五章 埃米尔·杰·弗赖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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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杰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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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弗赖雷克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了。弗赖雷克一家是匈牙利移民，在芝加哥经营一家餐馆。当时是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他们失去了一切。“我的家人在浴室找到了我父亲，”弗赖雷克说，“我想他是自杀的，因为他觉得孤独。他之所以来芝加哥，是因为他哥哥在这里。股市崩盘后，他哥哥就离开这里了。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但身无分文，餐馆也没了。他一定非常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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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的母亲在一家血汗工厂做事，负责缝制帽檐。一顶帽子可以赚2美分。她的英语不怎么好。“她一天要工作18小时，一周工作7天，因为这样她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支付公寓的租金，”弗赖雷克接着说，“我从没见过她。我们的公寓位于洪堡公园西侧，边上就是贫民窟。因为她不能把两个幼儿（一个2岁，一个5岁）单独留在家里，所以就找了一个爱尔兰移民女子来照顾我们，并给她提供食宿。从2岁开始，这位爱尔兰帮佣就成了我的家长。我们都很喜欢她，把她当成我的妈妈。在我9岁时，我母亲碰到了一个匈牙利男人。那人失去了他的妻子，只有一个儿子。我母亲嫁给了他。这是一桩权宜婚姻。那个男人不用亲自照顾自己的儿子，而我的母亲身边也缺少一个人。那个男人尖刻，很干瘪。我母亲辞了血汗工厂的那份工作，回到家中，他们再也请不起爱尔兰帮佣了，就把她解雇了。他们解雇了我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母亲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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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家搬到了另外一套公寓。他们每周只能补充一次蛋白质。弗赖雷克还记得他挨个商店去找4美分一瓶的牛奶的情形。正常的一瓶牛奶都要5美分，但他们买不起。他一整天都在街上闲逛。他学会了偷东西。他和姐姐并不亲近。她看起来特别严肃，且很守规矩，一点儿也不友好。他不喜欢继父。最终这段婚姻还是没能维持下去。他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她的思想都被那个血汗工厂毁了，”弗赖雷克说，“她让人觉得愤怒。她嫁给了这个丑陋的、带着拖油瓶的男人；那个挂名哥哥夺走了我一半的东西；她还解雇了我的妈妈……”他的声音渐渐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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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坐在桌子旁边，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他说的都是些很久之前的事，然而却让人有种错觉，仿佛那些事刚刚发生不久。“在我印象中，我母亲从来没有抱过我，或者亲过我。她从来都没提过我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对她好不好。我真的从没听过她说起他。你问我是否想过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不止想过，我总是在想。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弗赖雷克转了下椅子，坐到电脑面前，打开图片文件夹，点击了其中一个文件。那是一张20世纪早期的照片，那个男人看起来跟弗赖雷克很像。“这是我母亲拥有的唯一一张他的照片。”照片的边缘参差不齐，是从某张更大的家族照片中剪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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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起那个养育他的爱尔兰帮佣。她叫什么名字？他停顿了一下，他说话时很少停顿的。“我不知道。等一下那个名字会突然跳出来的，我确定。”他平静地坐在那里，神情专注。“我姐姐应该会记得，我母亲也应该记得。但是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亲人几乎都去世了，除了我的两个堂弟。”他又停了一会儿，“我想叫她玛丽。也许她就叫这个名字。可我的母亲也叫玛丽。我一定是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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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这段谈话时，弗赖雷克已经84岁了。但若因此把年龄和记忆缺失联系起来，你就错了。杰·弗赖雷克并没有出现记忆缺失的症状。在某个春天，我对他进行了第一次采访，6个月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在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中，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时间、名字和事实。如果他说到一些自己曾提到的细节时，他会停下来，说一句：“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他之所以忘记了那个养育他长大的女人的名字，是因为那些年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于是大脑便把那些记忆都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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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发生后的几年，英国政府忧心忡忡。只要一发生战争，德国空军就会对伦敦发动猛烈的空袭，英国军队的指挥官相信他们逃不过这一劫。当代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做出预测，在德国空袭的第一周，伦敦的伤亡群众可达到25万人。温斯顿·丘吉尔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目标，她就像一只肥大又有价值的母牛，被当作抓野兽的诱饵”。他曾预言，面对空袭，伦敦人民会感到彷徨无助，大约会有三四百万的伦敦人逃到乡下。1937年，战争前夕，英国军队的指挥官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预测了伤亡人数：德军持续地空袭将造成60万人死亡，120万人受伤，并会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市民会因此拒绝工作。工业生产会慢慢停滞。面对德军，英国军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早在抵抗敌人之前，他们就先被征调去维护秩序，稳住几百万的恐慌群众了。国家领导人考虑在伦敦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防空洞网，但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害怕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民众就再也不愿意走出防空洞了。他们在市区外建造了一些精神病院，因为他们预计会有许多民众因战争伤亡而患上心理疾病。报告指出：“任何一个机会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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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英国人早就预料到的袭击终于来临。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连续57天的轰炸），德军飞机盘旋在伦敦上空，扔下了上万颗高能炸弹，引起了100多万场火灾。4万人因此丧生，另有4.6万人受伤。100万栋建筑因此被炸毁，或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在伦敦东区，所有的街区都成了废墟。英国政府官员害怕的事都发生了——除了一件事：他们错估了伦敦人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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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中的恐慌并没有降临伦敦。建在伦敦郊区的那些精神病院成为军用医院。因为没有人需要住精神病院。空袭开始时，大批的妇女和儿童都被疏散到乡村去了。而那些需要留在城市的人大部分都留了下来。闪电战持续时期，德国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英国当局惊讶地发现人们不仅拥有面对爆炸的勇气，还在想办法进行一些反击。“1940年10月，我开车去了伦敦东南部。那里刚刚遭受了一系列空袭。”一个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在战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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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每100码就能看到一个炸弹坑，或是房子、商店的残骸。警报汽笛响了，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修女紧紧地抱住她手里的那个孩子，急急忙忙地跑着。好像只有我和她好像听到警报汽笛响了。小男孩儿们还在路上玩；顾客还在讨价还价；一个警察正在指挥交通，脸上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那些骑自行车的人无视死神和交通规则，径直骑了过去。我视野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抬头看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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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应该也会认为，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吧。闪电战是一场战争。那些爆炸的炸弹弹片飞得到处都是，随时都有可能致命。每天晚上都有街区因为这些燃烧弹而发生火灾。100多万人因此流离失所。郊外的临时避难所一到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那里。而外面，头顶上盘旋的飞机发出的噪声、爆炸声、防空枪的咔嗒声、救护车的警报声、开火声、警报汽笛声和各种噪声此起彼伏。一个有关伦敦人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40年9月12日的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睡觉，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如果纽约有一栋办公楼被炸成废墟，而这种轰炸并不只是一时的，而是持续了两个半月，你能想象纽约人的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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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敦人反应的一个典型解读就是这是一种英式的“坚定沉着”——其实说的就是英国人那种坚忍的品质。（毫不意外，这也是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解读。）然而，具有坚忍性格的又何止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面对爆炸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显然，爆炸并没有造成预料中的那种后果。原因何在？一直到战后，加拿大精神病专家J·T·麦克迪（J.T.MacCurdy）才在《士气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orale）一书中解开了这个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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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指出，当炸弹落下来时，受到影响的人们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被炸死的人，他们是那些体验过炸弹威力的人，显然，炸弹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武器。但就如麦克迪所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些冷血），“一个群体的士气依赖于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从这点看来，那些被炸死的人无关紧要。照这种方法理解的话，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死尸不会造成恐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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