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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这段谈话时，弗赖雷克已经84岁了。但若因此把年龄和记忆缺失联系起来，你就错了。杰·弗赖雷克并没有出现记忆缺失的症状。在某个春天，我对他进行了第一次采访，6个月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在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中，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时间、名字和事实。如果他说到一些自己曾提到的细节时，他会停下来，说一句：“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他之所以忘记了那个养育他长大的女人的名字，是因为那些年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于是大脑便把那些记忆都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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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发生后的几年，英国政府忧心忡忡。只要一发生战争，德国空军就会对伦敦发动猛烈的空袭，英国军队的指挥官相信他们逃不过这一劫。当代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做出预测，在德国空袭的第一周，伦敦的伤亡群众可达到25万人。温斯顿·丘吉尔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目标，她就像一只肥大又有价值的母牛，被当作抓野兽的诱饵”。他曾预言，面对空袭，伦敦人民会感到彷徨无助，大约会有三四百万的伦敦人逃到乡下。1937年，战争前夕，英国军队的指挥官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预测了伤亡人数：德军持续地空袭将造成60万人死亡，120万人受伤，并会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市民会因此拒绝工作。工业生产会慢慢停滞。面对德军，英国军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早在抵抗敌人之前，他们就先被征调去维护秩序，稳住几百万的恐慌群众了。国家领导人考虑在伦敦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防空洞网，但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害怕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民众就再也不愿意走出防空洞了。他们在市区外建造了一些精神病院，因为他们预计会有许多民众因战争伤亡而患上心理疾病。报告指出：“任何一个机会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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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英国人早就预料到的袭击终于来临。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连续57天的轰炸），德军飞机盘旋在伦敦上空，扔下了上万颗高能炸弹，引起了100多万场火灾。4万人因此丧生，另有4.6万人受伤。100万栋建筑因此被炸毁，或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在伦敦东区，所有的街区都成了废墟。英国政府官员害怕的事都发生了——除了一件事：他们错估了伦敦人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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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料中的恐慌并没有降临伦敦。建在伦敦郊区的那些精神病院成为军用医院。因为没有人需要住精神病院。空袭开始时，大批的妇女和儿童都被疏散到乡村去了。而那些需要留在城市的人大部分都留了下来。闪电战持续时期，德国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英国当局惊讶地发现人们不仅拥有面对爆炸的勇气，还在想办法进行一些反击。“1940年10月，我开车去了伦敦东南部。那里刚刚遭受了一系列空袭。”一个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在战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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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每100码就能看到一个炸弹坑，或是房子、商店的残骸。警报汽笛响了，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修女紧紧地抱住她手里的那个孩子，急急忙忙地跑着。好像只有我和她好像听到警报汽笛响了。小男孩儿们还在路上玩；顾客还在讨价还价；一个警察正在指挥交通，脸上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那些骑自行车的人无视死神和交通规则，径直骑了过去。我视野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抬头看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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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应该也会认为，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吧。闪电战是一场战争。那些爆炸的炸弹弹片飞得到处都是，随时都有可能致命。每天晚上都有街区因为这些燃烧弹而发生火灾。100多万人因此流离失所。郊外的临时避难所一到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那里。而外面，头顶上盘旋的飞机发出的噪声、爆炸声、防空枪的咔嗒声、救护车的警报声、开火声、警报汽笛声和各种噪声此起彼伏。一个有关伦敦人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40年9月12日的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睡觉，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如果纽约有一栋办公楼被炸成废墟，而这种轰炸并不只是一时的，而是持续了两个半月，你能想象纽约人的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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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敦人反应的一个典型解读就是这是一种英式的“坚定沉着”——其实说的就是英国人那种坚忍的品质。（毫不意外，这也是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解读。）然而，具有坚忍性格的又何止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面对爆炸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显然，爆炸并没有造成预料中的那种后果。原因何在？一直到战后，加拿大精神病专家J·T·麦克迪（J.T.MacCurdy）才在《士气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orale）一书中解开了这个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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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指出，当炸弹落下来时，受到影响的人们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被炸死的人，他们是那些体验过炸弹威力的人，显然，炸弹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武器。但就如麦克迪所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些冷血），“一个群体的士气依赖于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从这点看来，那些被炸死的人无关紧要。照这种方法理解的话，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死尸不会造成恐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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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第二种称为侥幸脱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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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感受过炸弹的威力，目睹了炸弹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们害怕大屠杀。也许有的人受伤了。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生意志。这种“强烈的意志”是爆炸所带来的恐惧的加强型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导致“震惊”，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目击恐怖场景引起的任何反应，如晕眩、目瞪口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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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远离灾难的人。这些人听到了警报，看到了头顶上盘旋着的敌人的轰炸机，还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不过这些炸弹炸的是其他街或隔壁街区。他们对于轰炸袭击后果的看法与第二种人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活下来了。第二次或第三次发生爆炸时，麦克迪写道，他们“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受伤”。侥幸逃脱会让人受到皮外伤；远离灾难地点则会让人觉得自己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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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经历过闪电战而活下来的伦敦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中，能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下面就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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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我就赶紧带着孩子躲到花园的防空洞里去了。我想我们要被炸死了。结果一阵清风吹过，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的时候，我很确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得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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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下面这个。是一个年轻女人写的，她家的房子因为附近的爆炸而摇晃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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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那里，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和胜利感。“我被炸弹炸到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我正在试穿一条新裙子，看它是否合身一样。“我被炸弹炸到了！……我被炸弹炸到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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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又有很多人被炸死或炸伤了，说起来真悲伤。但是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感受过这么纯粹和完美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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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伦敦人不害怕闪电战？因为这个大都市里共有800多万人，而死亡的只有4万人，受伤的只有4.6万人，这说明那些远离灾难的人——因炸弹袭击而具有勇气的人，比那些受了外伤的侥幸逃脱的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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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不只会害怕，”麦克迪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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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惧会让我们产生狂喜的情绪……我们害怕自己会在遭受空袭时变得恐慌。而当空袭真的发生时，我们却会因为风平浪静的环境而感到窃喜，现在我们安全了，之前的担心与害怕与现在的宽慰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安全感会产生自信，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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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闪电战期间，曾有人问一个纽扣厂的中年工人，他是否愿意去乡村躲避空袭。他曾在家门口经历过两次空袭。而他和妻子始终安然无恙。他拒绝去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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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那样不就没办法经历这么刺激的事情了？”他大声喊道，“那里又不是一定安全！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了！永远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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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困难都是负面的。阅读量少会成为一种真正的障碍，除非你是大卫·博伊斯——能将这种障碍变成优势，让自己变成一个极好的听众；或除非你是加里·科恩——因为有这种障碍，而有勇气去抓住一些从没遇到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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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的士气理论也是一种“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只不过外延更为宽泛。德国袭击伦敦之所以会让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军队感到如此忧虑，是因为他们都认为类似爆炸这样的惨痛经历给每个人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侥幸脱险的人和远离灾难的人受伤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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