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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应该也会认为，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吧。闪电战是一场战争。那些爆炸的炸弹弹片飞得到处都是，随时都有可能致命。每天晚上都有街区因为这些燃烧弹而发生火灾。100多万人因此流离失所。郊外的临时避难所一到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那里。而外面，头顶上盘旋的飞机发出的噪声、爆炸声、防空枪的咔嗒声、救护车的警报声、开火声、警报汽笛声和各种噪声此起彼伏。一个有关伦敦人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40年9月12日的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睡觉，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如果纽约有一栋办公楼被炸成废墟，而这种轰炸并不只是一时的，而是持续了两个半月，你能想象纽约人的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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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敦人反应的一个典型解读就是这是一种英式的“坚定沉着”——其实说的就是英国人那种坚忍的品质。（毫不意外，这也是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解读。）然而，具有坚忍性格的又何止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面对爆炸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显然，爆炸并没有造成预料中的那种后果。原因何在？一直到战后，加拿大精神病专家J·T·麦克迪（J.T.MacCurdy）才在《士气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orale）一书中解开了这个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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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指出，当炸弹落下来时，受到影响的人们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被炸死的人，他们是那些体验过炸弹威力的人，显然，炸弹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武器。但就如麦克迪所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些冷血），“一个群体的士气依赖于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从这点看来，那些被炸死的人无关紧要。照这种方法理解的话，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死尸不会造成恐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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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第二种称为侥幸脱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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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感受过炸弹的威力，目睹了炸弹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们害怕大屠杀。也许有的人受伤了。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生意志。这种“强烈的意志”是爆炸所带来的恐惧的加强型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导致“震惊”，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目击恐怖场景引起的任何反应，如晕眩、目瞪口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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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远离灾难的人。这些人听到了警报，看到了头顶上盘旋着的敌人的轰炸机，还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不过这些炸弹炸的是其他街或隔壁街区。他们对于轰炸袭击后果的看法与第二种人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活下来了。第二次或第三次发生爆炸时，麦克迪写道，他们“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受伤”。侥幸逃脱会让人受到皮外伤；远离灾难地点则会让人觉得自己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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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经历过闪电战而活下来的伦敦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中，能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下面就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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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我就赶紧带着孩子躲到花园的防空洞里去了。我想我们要被炸死了。结果一阵清风吹过，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的时候，我很确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得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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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下面这个。是一个年轻女人写的，她家的房子因为附近的爆炸而摇晃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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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那里，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和胜利感。“我被炸弹炸到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我正在试穿一条新裙子，看它是否合身一样。“我被炸弹炸到了！……我被炸弹炸到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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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又有很多人被炸死或炸伤了，说起来真悲伤。但是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感受过这么纯粹和完美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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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伦敦人不害怕闪电战？因为这个大都市里共有800多万人，而死亡的只有4万人，受伤的只有4.6万人，这说明那些远离灾难的人——因炸弹袭击而具有勇气的人，比那些受了外伤的侥幸逃脱的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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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不只会害怕，”麦克迪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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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惧会让我们产生狂喜的情绪……我们害怕自己会在遭受空袭时变得恐慌。而当空袭真的发生时，我们却会因为风平浪静的环境而感到窃喜，现在我们安全了，之前的担心与害怕与现在的宽慰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安全感会产生自信，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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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闪电战期间，曾有人问一个纽扣厂的中年工人，他是否愿意去乡村躲避空袭。他曾在家门口经历过两次空袭。而他和妻子始终安然无恙。他拒绝去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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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那样不就没办法经历这么刺激的事情了？”他大声喊道，“那里又不是一定安全！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了！永远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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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困难都是负面的。阅读量少会成为一种真正的障碍，除非你是大卫·博伊斯——能将这种障碍变成优势，让自己变成一个极好的听众；或除非你是加里·科恩——因为有这种障碍，而有勇气去抓住一些从没遇到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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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迪的士气理论也是一种“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只不过外延更为宽泛。德国袭击伦敦之所以会让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军队感到如此忧虑，是因为他们都认为类似爆炸这样的惨痛经历给每个人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侥幸脱险的人和远离灾难的人受伤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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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麦克迪看来，闪电战证明了一个事实：惨痛的经历会给人们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这类经历在深刻伤害某个群体的同时，也让另一个群体变得强大。那个纽扣厂的工人和自家房子因爆炸摇晃的年轻女人都因为他们的经历变得更强大了。对吧？他们处在战争中，他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但在残酷的战乱时期，他们可以选择不害怕，继续过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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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障碍就是这类经历的一个典型事例。很多存在阅读障碍的人都没想过做些什么去弥补他们的缺陷。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后来都进了监狱，比如，那些无法完成最基本学习任务的人，他们被这类失败压垮了，于是就开始做一些出格的事；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如加里·科恩和大卫·博伊斯等，这类神经功能障碍带来了完全相反的影响。阅读障碍给科恩的生命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远离了坐牢的悲剧和焦虑的心情。当然了，这与他本身的条件也有关。他很聪明，而且家里有条件支持他，他还有一点小运气；因为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他可以挺过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我们常常会犯英国人那样的错误，断然认为那些恐怖、惨痛的经历都只会带来一种影响。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种经历会带来两种影响。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杰·弗赖雷克和那段他不允许自己记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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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弗赖雷克9岁那年，他的扁桃体发炎了，身体十分虚弱。当地的医生罗森布鲁姆先生来到他们家居住的公寓，为他切除了发炎的扁桃体。“在那些年里，我从没见过男人。”弗赖雷克说，“我认识的只有一个女人。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他浑身脏兮兮的，还穿着工装裤，你会想认识他吗？但是罗森布鲁姆先生不是这样的——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高贵而友好。于是我从10岁开始梦想要当一位著名的医生。我以前从没想过任何有关职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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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时，弗赖雷克的物理老师告诉他，他也可以上大学，这给他的生命带来了一缕阳光。“我问老师：‘我该怎么做？’他说‘如果你有25美元的话，我想你应该就能去上大学了’。那是1942年，经济情况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但人们还不是很富裕。25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甚至在想，我母亲应该也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跟她说这事的时候，她只是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吧’。几天后，她露面了。我母亲找到了一个匈牙利妇女，她的丈夫死了，留给她一笔钱。然后她就给了我母亲25美元。很巧。我母亲没把钱留着，而是给了我。所以我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我16岁，对一切都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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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从芝加哥乘火车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所在的乌尔班纳市。他在一套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为了赚取学费，他去女生联谊会所当服务员。这份工作提供的额外福利，就是能吃到剩菜剩饭。他成绩很好，后来被该校医学院录取了。之后他便开始在库克郡医院实习。这家医院是芝加哥大型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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