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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时，弗赖雷克的物理老师告诉他，他也可以上大学，这给他的生命带来了一缕阳光。“我问老师：‘我该怎么做？’他说‘如果你有25美元的话，我想你应该就能去上大学了’。那是1942年，经济情况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但人们还不是很富裕。25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甚至在想，我母亲应该也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跟她说这事的时候，她只是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吧’。几天后，她露面了。我母亲找到了一个匈牙利妇女，她的丈夫死了，留给她一笔钱。然后她就给了我母亲25美元。很巧。我母亲没把钱留着，而是给了我。所以我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我16岁，对一切都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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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从芝加哥乘火车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所在的乌尔班纳市。他在一套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为了赚取学费，他去女生联谊会所当服务员。这份工作提供的额外福利，就是能吃到剩菜剩饭。他成绩很好，后来被该校医学院录取了。之后他便开始在库克郡医院实习。这家医院是芝加哥大型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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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医生被认为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职业。医生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医生的主要都是些中上阶层人士。而弗赖雷克不是。虽然现在弗赖雷克已经80多岁了，但他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他身高6英尺4英寸，胸脯和手臂依然壮实。他身躯庞大，头也很大，因此看起来就更高大了。他很健谈，讲话流畅，语速缓慢，声音洪亮。因为他是芝加哥人，所以有时候讲话会穿插出现一些重音。讲到重点的时候，他便习惯喊出来，握拳捶桌子。记得有一次，他把一个玻璃会议桌给捶碎了。（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据说那是有史以来弗赖雷克唯一一次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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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正同一个女孩儿约会。女孩儿家庭条件比他家好很多。她举止优雅，高贵时髦。而弗赖雷克是一个来自洪堡公园的粗壮大汉。他的体形，还有声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萧条时代的匪徒。“她带我去听交响乐。那是我第一次听古典音乐。”弗赖雷克沉浸在回忆里，“在认识她之前，我从没看过芭蕾舞表演，也从不看戏。我母亲买的那台小电视是我唯一的学习来源。在家里，我没受过什么教育，什么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统统都没有，有的只是食物。我只知道自己不能被杀死或者被打倒。我完全就是一个原始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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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是波士顿的一名血液科助理研究员。他在当地应征入伍，选择在华盛顿郊外的国家癌症研究所服兵役。据说，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工作时特别投入，总是最早一个到医院，最后一个离开医院。不过他仍然是暴脾气。他没有耐心，也不友善。弗赖雷克的一个同事，至今仍记得他对弗赖雷克的第一印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巨人，打电话时又喊又叫的。”另一个同事则说：“他完全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当医生这些年，总共被开除过7次。第一次是在芝加哥长老医院实习时，他公然与护士长对抗。一个曾与弗赖雷克共事的医生说，有一次弗赖雷克偶然发现自己所带的一个住院医生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忽略了一个细微的实验检查结果。“病人死了，”那个医生说，“不过不是因为那个错误。但是杰·弗赖雷克就在病房里，当着五六个医生和护士的面，朝他大喊大叫，说他是凶手，那个年轻小伙子顿时就崩溃了，泣不成声。”弗赖雷克的朋友说起他的时候总会说“但是”。我爱他，但是我们有一次差点儿打起来了。我邀请他来我家，但他却羞辱我的妻子。“一直到今天，弗赖雷克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万·贺什说道。他是一位肿瘤学家，刚开始当医生时就和弗赖雷克共事了。“我带他去参加我们的婚礼和受诫礼[29]。我像爱父亲一样爱他。不过那时候他就像一只老虎。我们曾经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口角。我曾经连续好几周都不跟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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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的这些行为是不是特别出人意料？要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同事说成是“凶手”的，因为我们懂得换位思考；我们可以想象他人的感觉，并且感同身受。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中得到了支持、安慰和理解。这种支持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如何体会别人感受的模式：这就是共鸣的基础。但在弗赖雷克性格的形成期，亲人们有的离世，有的抛弃了他。这是一段昏暗的童年，留给他的只有痛苦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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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弗赖雷克回想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突然痛批起将癌症末期病人送进临终关怀所的做法。“既然你们有这么多医生可以做临终关怀——我的意思是，那你们怎么不把这些力气花在治疗病人这件事上？”弗赖雷克讲到动情之处，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下巴开始打颤，“你要对一个病人这样说——‘你得了癌症，你一定会死的。你会很痛，这一切太可怕了。我送你去一个可以快乐死去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对一个病人这样说的。我会告诉他‘你正在遭受痛苦。我知道很痛。我来帮你减轻痛苦。你会死吗？不一定的。我每天都在目睹奇迹的发生’。如果病人把你当成他们唯一的希望，那你绝对不能表现出悲观的情绪。星期四早上，我要去查房。有时候一些同事就会说，‘这个病人已经80岁了，没什么希望治好了’。当然不是这样了！他是有希望治好的，只不过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必须让某些事发生。你必须想出方法帮他们，因为人活着一定要有希望。”这些话几乎是喊出来的。“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作为医生，我不该做这种事。作为父母，我也许会这样做。如果我的孩子死了，我大概会疯掉。我想说的是，作为医生，你一定要给病人希望。这是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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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又说了几分钟。他的个性此刻展露无遗。我们都想要遇到一个不会放弃、不会丧失希望的医生；但我们也想要一个可以替我们考虑，理解我们感受的人。我们希望得到有尊严的对待。而要有尊严地对待某个人则需要共鸣。弗赖雷克能做到吗？“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如果我们去问其他人——是否想要一个和弗赖雷克一样的童年，我想没有人会说想要，因为这样的童年没什么好的。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一直跟随着你，你压根儿没法“远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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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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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马文·艾森施塔特（Marvin Eisenstadt）的心理医生开设了一个“创意人”访谈节目，邀请的都是发明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他试图通过这节目研究成功的模式和趋势。他在分析受访者的回答时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有很多人在童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艾森施塔特调查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于是他认为他可能只是凑巧得到这个结果。但这个事实一直困扰着他。如果这不是凑巧呢？万一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数据呢？在心理学文献中都会有一些线索的。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学家安妮·罗伊（Anne Roe）在研究一些著名的生物学家时，发现大多数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至少有一个）就去世了。几年后，一个关于著名诗人、作家（如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斯威夫特、爱德华·吉本、萨克雷等）的信息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有一半以上的诗人、作家在15岁之前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很多人都不知道事业的成就和童年的丧亲之痛是有联系的。然而该事实也只是人们知之甚少的众多事实之一。于是艾森施塔特决定做一个更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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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或1964年的时候，”艾森施塔特说道，“我开始研读《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后来又加上了《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艾森施塔特列了一张名单，从霍默一直到约翰·F·肯尼迪，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值得被写入任何一本百科全书，并详细记录。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他列了一张共有699人的名单，之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寻找名单中每个人的传记资料。“我用10年时间完成了这件事。”艾森施塔特说，“我阅读了各类外文书籍，去了加州，也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纽约市家谱图书馆。我找了许多丧父或者丧母的人物的档案，我希望这些档案可以让我得到一个准确的统计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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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施塔特找到了其中573位名人的传记资料，这些资料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大约有1/4的人在10岁之前就丧父或者丧母。15岁时，34.5%的人都至少失去了一位至亲；而到20岁时，这个比例则达到45%。这是一些惊人的数据。即使20世纪之前的几十年，人的平均寿命因疾病、事故和战争等因素而比现代人的平均寿命短，这些数据也仍会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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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森施塔特进行研究的这段期间，历史学家露西尔·里芒戈（Lucille Iremonger）开始撰写英国首相的历史。她把重点放在了19世纪早期到“二战”初期这段时间。里芒戈寻思着，在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候，这些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背景和品质，才能成为英国政治领域的巅峰人物？就像艾森施塔特，他是因为某个事实的指引，才有了这次的调查。他这样描述这个事实——“这太经常出现了，于是我开始思考这里是不是隐含着某些重大的意义”。而里芒戈描写的首相中，16岁前丧父或者丧母的比例高达67%。这个数字是同期英国上流社会（大多数首相都来自该阶层）人士丧父或者丧母比例的两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44届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巴拉克·奥巴马）中有12位均在年幼时就丧父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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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艰难童年和父母丧失研究便时常出现在各类学术文献中。例如，心理学家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就在他的论文中写了特别精彩的段落。他在这些段落中，分析了天才儿童无法获得显著成就的原因。他总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过多心理健康”。他说，这些失败的孩子“太传统，太因循守旧，太没有想象力，所以他们没能贡献出突破性的思想以影响所处时代”。他接着说：“人们通常认为天才儿童大多出现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然而事实是，天才通常都来自一些条件不是太好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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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研究仿佛在告诉我们，失去父（母）亲是一件好事。“人们常会跟我开玩笑说：‘哦，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父母，或者我把我父母杀了，我会变得更好，是吗？’”艾森施塔特说，“‘一些人可以在无父（母）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理念，因为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父母是可以帮助你的。父母是你生命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艾森施塔特强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父母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失去父亲或者母亲都是灾难性的打击。精神病学专家菲力克斯·布朗（Felix Brown）发现，在囚犯中，童年丧父（母）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这个差别太大了，显然不会是巧合。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丧父（母）会给孩子带来各方面的打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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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艾森施塔特、里芒戈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有些人会像战争中那些“远离灾难的人”一样，战胜丧父（母）带来的负面影响。你的父亲自杀了，于是你拥有了一个苦不堪言的童年，然后你把这段经历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而这些经历也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并不是说当孤儿和身处贫困状况是好事，”布朗写道，“但是这些伟大的孤儿证明了一件事：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原本负面的东西会起到正面的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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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杰·弗赖雷克来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并向癌症治疗方面的负责人戈登·朱布罗德（Gordon Zubrod）报到。朱布罗德安排他去儿童白血病中心工作。该中心位于研究所中央的医院主楼二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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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白血病是最严重的癌症之一。它的发病没有任何预兆。一两岁的幼儿发病时会持续高烧不退，之后是一种因感染导致的持续的剧烈头痛，最后幼儿会丧失身体的免疫力，身体开始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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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布罗德医生一周检查一次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弗赖雷克说，“他告诉我：‘弗赖雷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屠宰场！到处都是血。我们必须把这里清理干净！’他说得对。孩子们身上都在出血——甚至连大小便都带血，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他们的耳朵、皮肤都在出血。血液染红了天花板，还有其他的东西。早上，护士穿着一袭白衣来护理病人，晚上回去时衣服上都是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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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也有内出血的情况，肝脏和脾都会出血。这种出血会带来剧烈的疼痛。他们痛得从床上翻下来，身上都摔青了。有时候，鼻子出血也可能是致命的。你捏住孩子的鼻子，并在上面放上冰块，但是没用；你给孩子的鼻子塞上纱布，也没用。你找来了耳鼻喉专家，他会通过嘴巴，把鼻道的后面用纱布堵住，然后将纱布慢慢推进鼻子里。该做法的原理是从鼻腔内部给血管施加压力。你能想象，这有多痛。更可怜的是，这种方法不管用，所以还得把纱布取出来。纱布取出后，又会开始流血。弗赖雷克所在的研究小组就是要找出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但问题是出血情况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大多数儿童在医生未找到治疗措施之前就已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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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送到医院的儿童，有90%都会在6周内死亡。”弗赖雷克说道，“他们一直出血，最后就没命了。如果你的嘴巴和鼻子出血的话，你就吃不了东西，那你自然也就不再吃东西，你不能喝东西，你会恶心呕吐，腹泻，大便里都带血……所以就会饿死了。也有可能你会因为感染而患上肺炎，然后发烧、抽搐，最终……”他的声音慢慢地变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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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都不想在这个中心长时间停留。工作量太大了。“我们早上7点钟来，”一个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医生说，“晚上9点钟走，什么事都要做。我每天回家时精神都极度疲惫。后来我成了一个集邮爱好者。每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便会坐下来欣赏邮票，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让我放松的方式。患儿们的父母都很害怕，没有人敢走进病房。他们只会站在门外。没有人想在那里工作。那一年，我医治的孩子有70个都死了。真是一场噩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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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赖雷克不这么认为。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弗赖雷克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另一个研究员汤姆·弗雷（Tom Frei）合作进行研究。他们确信白血病是由血小板缺失引起的。血小板是一种形状不规则的细胞碎片，游离在人体的血液之中。白血病会破坏孩子们的造血功能，没有血小板，血液就不会凝结。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乔治·布雷克尔（George Brecher）是弗赖雷克在国家癌症研究院的其中一个上级领导，他是血液学领域的专家，对此有所怀疑。但弗赖雷克认为布雷克尔在研究时计算出的血小板数量是错误的。弗赖雷克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采用的是一种更为精密的方法：在血小板数量非常少时，观察细微的生理变化。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确有关系：血小板越少，出血情况越严重。孩子们需要大量新鲜的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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