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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的这些行为是不是特别出人意料？要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同事说成是“凶手”的，因为我们懂得换位思考；我们可以想象他人的感觉，并且感同身受。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中得到了支持、安慰和理解。这种支持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如何体会别人感受的模式：这就是共鸣的基础。但在弗赖雷克性格的形成期，亲人们有的离世，有的抛弃了他。这是一段昏暗的童年，留给他的只有痛苦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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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弗赖雷克回想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突然痛批起将癌症末期病人送进临终关怀所的做法。“既然你们有这么多医生可以做临终关怀——我的意思是，那你们怎么不把这些力气花在治疗病人这件事上？”弗赖雷克讲到动情之处，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下巴开始打颤，“你要对一个病人这样说——‘你得了癌症，你一定会死的。你会很痛，这一切太可怕了。我送你去一个可以快乐死去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对一个病人这样说的。我会告诉他‘你正在遭受痛苦。我知道很痛。我来帮你减轻痛苦。你会死吗？不一定的。我每天都在目睹奇迹的发生’。如果病人把你当成他们唯一的希望，那你绝对不能表现出悲观的情绪。星期四早上，我要去查房。有时候一些同事就会说，‘这个病人已经80岁了，没什么希望治好了’。当然不是这样了！他是有希望治好的，只不过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必须让某些事发生。你必须想出方法帮他们，因为人活着一定要有希望。”这些话几乎是喊出来的。“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作为医生，我不该做这种事。作为父母，我也许会这样做。如果我的孩子死了，我大概会疯掉。我想说的是，作为医生，你一定要给病人希望。这是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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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又说了几分钟。他的个性此刻展露无遗。我们都想要遇到一个不会放弃、不会丧失希望的医生；但我们也想要一个可以替我们考虑，理解我们感受的人。我们希望得到有尊严的对待。而要有尊严地对待某个人则需要共鸣。弗赖雷克能做到吗？“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如果我们去问其他人——是否想要一个和弗赖雷克一样的童年，我想没有人会说想要，因为这样的童年没什么好的。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一直跟随着你，你压根儿没法“远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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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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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马文·艾森施塔特（Marvin Eisenstadt）的心理医生开设了一个“创意人”访谈节目，邀请的都是发明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他试图通过这节目研究成功的模式和趋势。他在分析受访者的回答时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有很多人在童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艾森施塔特调查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于是他认为他可能只是凑巧得到这个结果。但这个事实一直困扰着他。如果这不是凑巧呢？万一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数据呢？在心理学文献中都会有一些线索的。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学家安妮·罗伊（Anne Roe）在研究一些著名的生物学家时，发现大多数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至少有一个）就去世了。几年后，一个关于著名诗人、作家（如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斯威夫特、爱德华·吉本、萨克雷等）的信息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有一半以上的诗人、作家在15岁之前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很多人都不知道事业的成就和童年的丧亲之痛是有联系的。然而该事实也只是人们知之甚少的众多事实之一。于是艾森施塔特决定做一个更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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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或1964年的时候，”艾森施塔特说道，“我开始研读《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后来又加上了《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艾森施塔特列了一张名单，从霍默一直到约翰·F·肯尼迪，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值得被写入任何一本百科全书，并详细记录。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他列了一张共有699人的名单，之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寻找名单中每个人的传记资料。“我用10年时间完成了这件事。”艾森施塔特说，“我阅读了各类外文书籍，去了加州，也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纽约市家谱图书馆。我找了许多丧父或者丧母的人物的档案，我希望这些档案可以让我得到一个准确的统计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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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施塔特找到了其中573位名人的传记资料，这些资料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大约有1/4的人在10岁之前就丧父或者丧母。15岁时，34.5%的人都至少失去了一位至亲；而到20岁时，这个比例则达到45%。这是一些惊人的数据。即使20世纪之前的几十年，人的平均寿命因疾病、事故和战争等因素而比现代人的平均寿命短，这些数据也仍会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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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森施塔特进行研究的这段期间，历史学家露西尔·里芒戈（Lucille Iremonger）开始撰写英国首相的历史。她把重点放在了19世纪早期到“二战”初期这段时间。里芒戈寻思着，在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候，这些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背景和品质，才能成为英国政治领域的巅峰人物？就像艾森施塔特，他是因为某个事实的指引，才有了这次的调查。他这样描述这个事实——“这太经常出现了，于是我开始思考这里是不是隐含着某些重大的意义”。而里芒戈描写的首相中，16岁前丧父或者丧母的比例高达67%。这个数字是同期英国上流社会（大多数首相都来自该阶层）人士丧父或者丧母比例的两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44届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巴拉克·奥巴马）中有12位均在年幼时就丧父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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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艰难童年和父母丧失研究便时常出现在各类学术文献中。例如，心理学家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就在他的论文中写了特别精彩的段落。他在这些段落中，分析了天才儿童无法获得显著成就的原因。他总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过多心理健康”。他说，这些失败的孩子“太传统，太因循守旧，太没有想象力，所以他们没能贡献出突破性的思想以影响所处时代”。他接着说：“人们通常认为天才儿童大多出现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然而事实是，天才通常都来自一些条件不是太好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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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研究仿佛在告诉我们，失去父（母）亲是一件好事。“人们常会跟我开玩笑说：‘哦，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父母，或者我把我父母杀了，我会变得更好，是吗？’”艾森施塔特说，“‘一些人可以在无父（母）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理念，因为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父母是可以帮助你的。父母是你生命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艾森施塔特强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父母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失去父亲或者母亲都是灾难性的打击。精神病学专家菲力克斯·布朗（Felix Brown）发现，在囚犯中，童年丧父（母）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这个差别太大了，显然不会是巧合。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丧父（母）会给孩子带来各方面的打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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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艾森施塔特、里芒戈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有些人会像战争中那些“远离灾难的人”一样，战胜丧父（母）带来的负面影响。你的父亲自杀了，于是你拥有了一个苦不堪言的童年，然后你把这段经历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而这些经历也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并不是说当孤儿和身处贫困状况是好事，”布朗写道，“但是这些伟大的孤儿证明了一件事：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原本负面的东西会起到正面的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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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杰·弗赖雷克来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并向癌症治疗方面的负责人戈登·朱布罗德（Gordon Zubrod）报到。朱布罗德安排他去儿童白血病中心工作。该中心位于研究所中央的医院主楼二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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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白血病是最严重的癌症之一。它的发病没有任何预兆。一两岁的幼儿发病时会持续高烧不退，之后是一种因感染导致的持续的剧烈头痛，最后幼儿会丧失身体的免疫力，身体开始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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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布罗德医生一周检查一次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弗赖雷克说，“他告诉我：‘弗赖雷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屠宰场！到处都是血。我们必须把这里清理干净！’他说得对。孩子们身上都在出血——甚至连大小便都带血，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他们的耳朵、皮肤都在出血。血液染红了天花板，还有其他的东西。早上，护士穿着一袭白衣来护理病人，晚上回去时衣服上都是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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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也有内出血的情况，肝脏和脾都会出血。这种出血会带来剧烈的疼痛。他们痛得从床上翻下来，身上都摔青了。有时候，鼻子出血也可能是致命的。你捏住孩子的鼻子，并在上面放上冰块，但是没用；你给孩子的鼻子塞上纱布，也没用。你找来了耳鼻喉专家，他会通过嘴巴，把鼻道的后面用纱布堵住，然后将纱布慢慢推进鼻子里。该做法的原理是从鼻腔内部给血管施加压力。你能想象，这有多痛。更可怜的是，这种方法不管用，所以还得把纱布取出来。纱布取出后，又会开始流血。弗赖雷克所在的研究小组就是要找出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但问题是出血情况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大多数儿童在医生未找到治疗措施之前就已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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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送到医院的儿童，有90%都会在6周内死亡。”弗赖雷克说道，“他们一直出血，最后就没命了。如果你的嘴巴和鼻子出血的话，你就吃不了东西，那你自然也就不再吃东西，你不能喝东西，你会恶心呕吐，腹泻，大便里都带血……所以就会饿死了。也有可能你会因为感染而患上肺炎，然后发烧、抽搐，最终……”他的声音慢慢地变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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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都不想在这个中心长时间停留。工作量太大了。“我们早上7点钟来，”一个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医生说，“晚上9点钟走，什么事都要做。我每天回家时精神都极度疲惫。后来我成了一个集邮爱好者。每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便会坐下来欣赏邮票，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让我放松的方式。患儿们的父母都很害怕，没有人敢走进病房。他们只会站在门外。没有人想在那里工作。那一年，我医治的孩子有70个都死了。真是一场噩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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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赖雷克不这么认为。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弗赖雷克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另一个研究员汤姆·弗雷（Tom Frei）合作进行研究。他们确信白血病是由血小板缺失引起的。血小板是一种形状不规则的细胞碎片，游离在人体的血液之中。白血病会破坏孩子们的造血功能，没有血小板，血液就不会凝结。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乔治·布雷克尔（George Brecher）是弗赖雷克在国家癌症研究院的其中一个上级领导，他是血液学领域的专家，对此有所怀疑。但弗赖雷克认为布雷克尔在研究时计算出的血小板数量是错误的。弗赖雷克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采用的是一种更为精密的方法：在血小板数量非常少时，观察细微的生理变化。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确有关系：血小板越少，出血情况越严重。孩子们需要大量新鲜的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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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血库并没有为弗赖雷克的输血理论提供新鲜的血液。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弗赖雷克握拳猛击桌子，大喊道：“你们是在杀人！”“如果是你，你在说这些话之前，肯定会深思熟虑，”弗赖雷克的研究所同事迪克·西尔弗（Dick Silver）说，“但杰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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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出去寻找愿意献血的志愿者。他其中一个病人的父亲是牧师，一下就给他带来了20个教徒。20世纪50年代中期，输血的一般用具就是针头、橡胶管和玻璃瓶。然而结果证明血小板都会黏在这些器具表面。因此弗赖雷克决定使用新的器具：硅针和塑料袋。这些袋子很大。“袋子真的很大。”文斯·德维塔（Vince DeVita）说——他当时是弗赖雷克的同事——他伸出双手比了比。“而你的病人，才这么大。”他缩小了双手的距离，“感觉就像在用消防水龙头浇花。如果你做得不好，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心脏衰竭的状况。当时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临床主任名叫柏林，他看到了这些袋子后，对杰说：‘你真是疯了。’他告诉杰，如果他坚持给患者输血小板的话，就要解雇他。”但弗赖雷克没理睬他。“杰就是杰，”德维塔接着说，“他已经决定了，如果他没办法做成这件事，他也不会再待在这里了。”后来，孩子们出血的状况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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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雷克的勇气来自哪里？他长得高大威猛，令人不禁心生胆怯。人们很容易就认为他的这种勇气是天生的。而麦克迪的“侥幸脱险的人和远离灾难的人”理论则有不同的看法：勇气可以后天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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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麦克迪是如何描写伦敦闪电战期间的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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