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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世纪60年代，小说家彼得·德·维里的女儿因白血病夭折。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充满悲痛的小说，名为《羔羊血》（The Blood of Lamb）。维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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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了儿童病房，又看到了类似的画面：母亲们正陪着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女孩，拄着拐杖，在护士的鼓励下，熟练地下了楼。从关着的玻璃门看过去，有一个小男孩儿，他正躺在床上，他的头部到处都在流血；一个牧师警觉地靠在墙上，他正准备靠近一点。隔壁的病房里，住着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的头上插着输液管，那里面是氨甲叶酸；小男孩儿呆呆地看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那堆大型机器。他旁边有一个婴儿，正坐着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猜谜节目……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在这个诀别的地狱里，医生来来回回地穿梭；他们要抽取病人的骨髓样本，以了解病毒在孩子体内的发展状况。穿着制服的医生们仔细地检查孩子的四肢和大脑，并在关键处开刀，以了解病毒所在的位置。他们努力奋战了这么久，究竟什么才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器官里寻找那些病毒，试图将它们都赶出去，以便达到延长病人生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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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未来情绪的估计被称为“情感预测”。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我们是糟糕的情感预测家。心理学家斯坦利·J·拉赫曼（Stanley J. Rachman）就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找了一些害怕蛇的人，然后给他们看蛇；或是找一些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让他们站在小小的金属壁橱里。他发现，真正经历时的那种害怕的感受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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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K党（Ku Klux Klan），美国历史上和现在仍存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恐怖主义组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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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许多年前，我有过这样的一个病人。”纽约的精神病学专家彼得·默赞（Peter Mezan）告诉我，“他缔造了一个帝国。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6岁时，他的母亲死在了他面前——他父亲站在母亲面前，发狂似的朝她大喊大叫。他母亲当时正在抽搐。后来他父亲被人杀害了，因为父亲是一个匪徒。于是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被送到了孤儿院。他在那个地方长大。在那里他只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克服。因此他特别强烈地想要抓住那些别人没抓住的机会。我想，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输的吧。”对默赞而言，以他的多年经历来看，童年时期遭受的巨大变故，以及这类丧父（母）的孩子在成年时期取得的传奇般的成功之间确有联系。事实上，人们忍受这种创伤并活下来的原因在于自由。“有些人，他们可以打破既定世界的框架——人们信赖的事情，人们的假设、常识和熟悉的事物，以及每个人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不管是癌症，还是自然定律）。”他说，“他们不受框架的约束。他们有能力跳出框架。我认为普通的儿童框架不适合他们。这类框架会毁坏他们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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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VAMP疗法是指高剂量、四药组合的白血病疗法。V=vincristine（长春新碱）；A=amethopterin（氨甲叶酸）；M=6-meraptopurine（6-巯基嘌呤）；P=prednisone（强的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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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这种方法需要重复进行化疗，即使病人看起来已经处于无癌状态，也需进行化疗。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M·C·李（M. C. Li）和罗伊·赫兹（Roy Hertz）提出的方法。李曾碰到患有绒毛癌的病人——绒毛癌是一种罕见的子宫癌。他实行了一个又一个的化疗过程，才最终把癌细胞从病人的体内清除干净。这是化疗方式第一次治好了实体瘤。李首次提出该疗法时，曾遭到相关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做法，但李依然坚持己见。后来，他被解雇了——虽然他已经治好了病人。“当时就是这样的，”德维塔说道，“我记得当时为讨论绒毛癌，开了多场病例研讨会。会议的焦点就是，这是否是一种自发性的病情缓解过程。没有人认为氨甲叶酸真的治好了这位病人。”不用多说也知道弗赖雷克到今天依然敬畏李。有一次，在一个科学会议上，有个发言人不屑于李的成就，当时正处于会议期间，弗赖雷克见状，立刻挺身而出，咆哮道：“M·C·李治愈了患者的绒毛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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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弗赖雷克的故事太多了。他曾跑到国家癌症研究所12层的临床中心，那里是成年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病房所在地。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ML）是一种产生过量白细胞的白血病。病人的细胞再生机制超负荷运转。而弗赖雷克治疗的那些孩子则恰恰相反，他们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罹患这种癌症的病人，他们的身体会产生过量有缺陷的白细胞——因此他们在面对感染时毫无免疫力。于是弗赖雷克跑到12层的病房去，他把患有癌症的成年病人的血液，输进住在2层的患儿的身体里。从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的血液中提取白细胞是否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这是一种疯狂的做法。”弗赖雷克说道，他想起了当初做实验的情形。“每个人都说我疯了。如果孩子们也感染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怎么办？要是这种方法让他们的病情加重了怎么办？”弗赖雷克耸了耸肩，“孩子们在几个月内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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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只是简单介绍了白血病的部分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翻阅穆克吉所著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弗赖雷克和弗雷公布他们使用超剂量化疗药物治疗白血病取得的进展后，肿瘤学家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对该方法进行了研究，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平克尔的研究团队，即孟菲斯的圣朱德儿童研究医院的人员，开创了“全身疗法”，被称为VAMP四角疗法。平克尔对VAMP疗法的改进，最终使我们今天在白血病治疗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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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尤今·科贡（Eugen Kogon）在其回忆录《地狱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中描写了德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发生的事情。纳粹军队接见集中营的负责人，要求他们选择毒气室。这是一些“不人道”的毒气室，纳粹军队对它们进行了排位。不遵守命令就意味着灾难降临。纳粹军队会将监狱长当成“绿党”，他们会和犹太人、政治犯一样，在布痕瓦尔德遭受非人的虐待。科贡写道，那些“心灵纯粹”的人是做“不”出决定的。人生在世，我们有时候就必须为了一些更伟大的目标而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就如科贡所写：“一个人的良心越是柔软，要做这样的决定就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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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170267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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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六章 怀亚特·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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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是最狡猾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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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权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5月3日，出自美联社的摄影师比尔·哈德森（Bill Hudson）之手。哈德森当时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伯明翰种族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在这张照片中，一个少年正遭到一只警犬的袭击。直到今天，这张照片仍让人觉得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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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哈德森将胶卷交给了编辑吉姆·拉克松（Jim Laxon）。拉克松之前都没注意过哈德森的照片。直到他看到照片中男孩儿朝着一条狗前倾的姿势，他才注意起这幅照片来。后来，他承认当时为“一个面对德国牧羊犬沉着冷静的少年”而感到震惊。自从17年前他发布了一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后——亚特兰大的某间旅馆发生火灾，一个妇女从高层的窗户跳了下来——他就再也没有感受过照片所谓的震撼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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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松拿着这张照片，将其用电报发送出去。隔天，《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版的首页以原图3倍大小的版面刊登了这张照片。而国内的主流媒体也几乎都刊登了这张照片。肯尼迪总统看到这张照片后，惊骇不已。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担心这张照片会“引起海外盟友不安，并让敌人因此感到窃喜”。这张照片引起了国会的讨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学生课堂上的谈资。有那么一段时间，美国人似乎什么都不谈论了，只谈论这张照片。就像一个记者说的，这是一张“会永远燃烧的照片……那个瘦削、穿着考究的男孩儿的身子倾向那只狗，他的双臂无力地垂着，沉着地盯着前方，好像在说‘咬我啊，我就在这里’”。为消除那些在美国南部适用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律和政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已经奋斗了好几年。因为有这些法律和政策，黑人很难甚至几乎找不到工作，他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甚至不能和白人共用一个饮水机。突然间，局势发生了变化。一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人们总是说《民权法》其实是“在伯明翰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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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马丁·路德·金来到伯明翰。当时他的民权运动危机重重。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领导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运动。奥尔巴尼距离美国南部200英里远。他并未在奥尔巴尼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于是便灰心地离开了这个地方。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的判决，是民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当时，法院判决认为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措施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案件判决过去约10年后，南部诸州的公立学校依然在实行种族隔离措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南方大部分州的州长都是立场中立的政客。他们希望人们可以尊重黑人。当时，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名叫“伟大的吉姆”福尔松的州长，他总是说“人都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初，所有持中立态度的州长都离任了。州议会落入支持种族隔离的强硬派手中。南方各州的民权运动似乎在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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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伯明翰呢？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状况最严重的地区，它被称为“南部的约翰内斯堡”[43]。那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辆满载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公共汽车正开往伯明翰方向，三K党成员命令该车停靠在路边，之后便向它开火。这一行动得到了当地警察局的默许。那些试图搬进白人社区的黑人所居住的房子常被当地的三K党成员轰炸。因为这种爆炸案太多了，伯明翰有了另外一个昵称“爆明翰”。“在伯明翰，”戴安娜·麦克沃特在《带我回家》（Carry me home）一书中写道，“有这样一种犯罪科学，防止犯罪（入户盗窃、强奸等）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去，开枪打死这些犯罪嫌疑人。（‘不这样做的话，事情会失控的，’警局的某个小队长也许会这么说，‘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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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的种族公共安全委员“公牛”尤金·康纳，身材较矮，长着一对大耳朵，声如牛蛙。因为1938年的一件事，他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当时伯明翰城区正在举行一个政治会议，白人和黑人各派代表参加。康纳将绳子的一端系在礼堂外草坪的某根树桩上，绳子一直拉到了礼堂内的过道，并往下延伸。白人坐在绳子的一边，而黑人坐在绳子的另一边。这种做法响应了该市的种族隔离法律。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总统夫人埃米莉·罗斯福。但她坐“错”了位置。康纳的手下强迫她坐在白人那边。（想想如果有人这么对米歇尔·奥巴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44]康纳早晨喜欢去市区的莫顿酒店打发时间，去喝100度的老祖父波旁威士忌。他常说“犹太人的内心完全就跟‘黑鬼’一样”之类的话。人们经常会拿伯明翰开玩笑，但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笑话：住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早上醒来时告诉妻子，他梦见耶稣了，耶稣让他去伯明翰。妻子极度恐惧地说：“耶稣说过要和你一起去吗？”她的丈夫答道：“他说他要去孟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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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到达伯明翰后，就和他的策划团队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必须告诉你们，”他说，“根据我的判断，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些人可能无法活着回来了。”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给了每个人一份写好的悼词。后来，马丁·路德·金的一个助手坦承他一点也不想来伯明翰：“当我在亚特兰大的卡罗尔路吻别妻子和孩子时，我并没有想到，我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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