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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玛丽·劳勒如今已经60多岁了。她是一个坚强刚毅的老人，面颊红润；有着一头铂金色的短发，头发都向一边梳去。她是个女裁缝，穿衣很有品位：她穿着一件鲜艳的花衬衫，一条白色的过膝宽松裤。虽然她说的是那些发生在前半生的事，但她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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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说：‘那些英国军队说他们是来这里保护我们的。但其实他们是来向我们发动攻击的——你等着看吧。’他说得一点儿都没错。他们确实向我们发动了攻击。宵禁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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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地区陷入混乱的同年，两位经济学家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和小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撰写了一份如何处理叛乱的报告。莱特斯和沃尔夫为兰德公司工作。兰德公司在“二战”后由美国国防部创立，是著名的智囊机构。他们的报告名为《叛乱和当局》（Rebellion and Authority）。在那个年代，当世界爆发暴力战争时，人人都会去读《叛乱和当局》。该报告为越南战争、警察部门处理动乱、政府对付恐怖主义提供了方案。它得出的结论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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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基础是假设人们——包括个人和群体都“理性”地采取行为；是假设人们实施不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是可计算的，并且他们能依此做出选择……因此，要想影响大众的行为，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心，也不是神秘化，而是要理解个人或者群体实施行为时的成本和收益，以及这两项内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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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叛乱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数学问题。如果贝尔法斯特街上发生暴乱，那是因为暴乱者火烧房屋和砸碎窗户的成本不够高。莱特斯和沃尔夫写道，“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心，也不是神秘化”，意思是叛乱只与计算结果相关，与其他无关。如果你是当权者，你就不必担心犯法者会如何看待你的所作所为。你只需要表现得强硬，让他们在行动之前学会三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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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和当局》一书中描写了当时英国军队派驻在北爱尔兰的一个叫伊恩·弗里兰（Ian Freeland）的指挥官。他在“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中表现优异，并于之后参加了镇压塞浦路斯、桑给巴尔叛乱的战争。他身材修长，背部挺直，下巴方正，手臂坚硬有力：他是“那种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并且会去做的人”。他刚到北爱尔兰时，他就知道，自己的耐心有限。他不惧怕使用武力。英国首相给他下了命令：英国军队“要采取强硬措施，要让人看到他们对暴徒、持枪歹徒敢于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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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30日，英国军队得到小道消息，说楼而菲地区巴尔干街24号的一栋房子里藏有炸药和武器。弗里兰立即调集了5辆车前往楼而菲地区。每辆车都坐满了士兵和警察。他们在房子里搜出了私藏的枪支和弹药。屋外聚集着一群人。一些人扔出了石头；之后则开始扔汽油弹。暴乱开始了。晚上10点钟，英国军队终于忍受不了了。一架装有扩音器的军用飞机飞到了楼而菲地区的上空。他们要求所有居民都待在家里，谁出门的话就会被逮捕。街道清理完毕后，军队便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违抗命令者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隔天早上，得意扬扬的弗里兰带了新教的两个政府官员和一行记者，站在卡车后的平板上，视察该地区的情况，环顾那些荒无人烟的街道——某个士兵后来形容他们是“正在猎杀老虎的英国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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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队是怀着好意来到北爱尔兰的。当地的警力其实很充足，英国军队来这里仅是为了帮助他们，充当北爱尔兰战斗双方的和平使者。这里并不是遥远的外国疆土，这是他们国家的土地，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拥有同样的文化。英国军队拥有的资源、武器，他们的士兵数量、素质以及作战经验使叛乱分子相形见绌。那天早上，弗里兰在空荡荡的楼而菲街区巡查，他相信自己和士兵们这个夏末就能回到英格兰了。但他们并没有如期回到自己的故土。相反，这场本来只应持续几个月的暴乱却演变成了一场长达30年的血腥屠杀和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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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队在北爱尔兰自治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们掉进了一个陷阱，误以为他们拥有的资源、武器，他们的士兵数量、素质和作战经验使叛乱分子相形见绌，他们就可以不理会北爱尔兰人民对他们的看法。弗里兰将军相信莱特斯和沃尔夫，相信他们说的那句“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心，也不是神秘化”。然而莱特斯和沃尔夫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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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最彻底的变革起初并不是由革命者——而是由愚蠢、粗暴的政府挑起的。”肖恩·麦克斯蒂奥芬（Séan MacStiofáin）回首北爱尔兰的那些早年岁月时曾这么说。麦克斯蒂奥芬是临时被派到爱尔兰共和军（IRA）上任的第一任参谋长。“没错，北爱尔兰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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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明白英国军队到底在北爱尔兰犯了什么错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教室的故事。这是一个幼儿园班级，教室的墙上粉刷着明亮的颜色，上面还有许多孩子们的画。这个班的老师叫斯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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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教室的影片是弗吉尼亚大学科里教育学院某项目的一部分。影片很长，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斯黛拉老师的性格，以及这个班级学生的性格。影片播放了几分钟后，我们就知道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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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黛拉坐在班级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她一手拿着书，正大声地朗读课文：“……7片西红柿”，“8个多汁的橄榄”，“9块芝士……”她前面站着一个小女孩儿，正跟着她朗读，而小女孩儿周围则是一片混乱，就像1970年夏天的贝尔法斯特一样。有一个小女孩儿正在班里表演侧手翻。一个小男孩儿在做鬼脸。看起来，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在认真听讲。还有一些学生则完全背对斯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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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走进斯黛拉的班级，你会产生什么想法？我猜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觉得斯黛拉的学生都不守规矩。也许她所在的学校位于某个贫困地区，她的学生都来自问题家庭。也许她的学生并不尊重老师，也不热爱学习。莱特斯和沃尔夫会认为，斯黛拉应该制定几条班级纪律。像这样的孩子需要一个严厉的老师。他们需要规则。如果上课毫无秩序可言，又谈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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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黛拉所在的学校并非处于某个糟糕的地区；她的学生也并不是特别不守规矩。刚上课的时候，他们举止得体，神情专注，他们渴望学习，也做好了学习的准备。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坏孩子。只有在学习课文时他们才会行为不端，他们只是用这种行为来回应斯黛拉的行为而已。是斯黛拉引起了教室的混乱。怎么会这样？因为她教孩子们读课文的方式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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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黛拉让那个小女孩儿跟着她读课文，以便吸引其他同学的注意。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极其迟钝、僵硬。“看看她的身体语言，”弗吉尼亚的其中一个研究人员布里奇特·哈姆雷（Bridget Hamre）说道，当时我们都在看斯黛拉。“她仅仅是在对那一个孩子说话，其他人根本没有参与进来。”她的同事罗伯特·皮安塔又说了一句：“没有节奏，没有步调。什么都没有。她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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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班级开始出现混乱。小男孩儿开始做鬼脸。小女孩儿做侧手翻时，斯黛拉也完全无视。在她右边的三四个孩子鼓起勇气，想要跟着她一起读书，但是斯黛拉的视线锁定在书本上，没给他们任何鼓励。而在她右边的五六个学生则完全背对着她。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感到困惑，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守规矩。站在斯黛拉前面的那个小女孩儿完全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没办法再往下听了。我们常常认为不守规矩需要强权来纠正：因为学生行动怪异，所以老师才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斯黛拉的学生则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面对强权，所以我们才不守规矩。如果老师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学生就会变得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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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看到这样的班级时，总会认为出现了行为问题。”哈姆雷说。我们看到斯黛拉的一个学生将身体和脸都转了过去，尽力避开老师。“但我们观看这段影片的时候，发现了其中一个事实，这个班级的问题在于兴趣，而非行为。如果老师做一些很有趣的事，那么孩子们肯定会对此感兴趣。老师们不应该有‘我来控制你的行为’这种想法，相反，她应该想的是：‘我要做些什么有趣的事，才能在第一时间防止你不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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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安塔和哈姆雷播放的下一段影片，呈现的是三年级教师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的画面。老师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份作业。老师和学生一起大声朗读作业的要求。皮安塔被该画面惊呆了。“我在想，像唱歌一样对着一些8岁的小孩子念作业说明，是一种近乎不尊重的行为。”他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其中难道还有什么教学目的可言吗？”孩子们肯定知道怎么念。这就像你去餐厅，里面的服务员在给你看菜单的时候，照着菜单上的菜名给你念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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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读过程中，坐在老师旁边的一个男孩儿举起手。但老师没有看他，而是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摁了下来。另外一个孩子，他已经开始做作业了——这种行为完全符合逻辑，因为他觉得老师做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老师尖锐地对他说道：“孩子，这是家庭作业。”这是一个讲纪律的时刻；而这个孩子破坏了规矩。老师的回应强硬且直接。如果关掉声音，再来看这一幕，你会觉得这对莱特斯和沃尔夫适用。但如果你听到那位老师的说法，并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想这种行为，那事实就很清楚了：该行为不会发生任何预期的效果。这个小男孩儿不会再想去遵守规定。相反，他会觉得愤怒，而且特别失望。为什么？因为这种惩罚完全就是老师独断专横的表现。他不能说话，不能为自己辩解。他想学习。如果这个孩子以后目中无人，那就是他的老师造成的。就像斯黛拉那样，她把一个渴望学习、认真听讲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会在教室里玩儿侧手翻的顽童。当拥有权力的人们想让其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时，首先要看看他们自己的行为表现——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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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共有三点基本要求。第一，那些被要求服从权力机构的人们必须要有发言的权利——如果他们发言的话，权力机构要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法律要具备可预见性。人们要能合理地对法律进行预测，明天的法律大致和今天的法律一样；第三，权力机构必须公平。他们不能歧视任何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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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好的父母都明白这三条原则的内涵。如果你想阻止弟弟打姐姐的话，你不能对着他大吼；而当姐姐打弟弟时，你也不能区别对待姐姐。如果弟弟说他真的不是有意打姐姐的，那你得给他解释的机会。你如何实施惩罚和惩罚本身的行为一样重要。因此，斯黛拉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任何一个学生都知道，对一个老师来说，受到学生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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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较难明白的一点在于在法律和秩序领域这三条原则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母、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在家里讲的合法性很好理解。但决定是否抢劫银行或枪杀他人，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行为范畴。莱特斯和沃尔夫在对抗犯罪分子和叛乱分子一事上说“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也不是神秘化”这句话时，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在这个层次上说出这样的话，即遵守法律的决定是对风险和收益的一种理性计算。这并不是在贬低他们，但他们确实错了，因为犯罪分子和叛乱分子做出这些行为的原因其实与合法性有关，就像教室里孩子们的行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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