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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黛拉坐在班级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她一手拿着书，正大声地朗读课文：“……7片西红柿”，“8个多汁的橄榄”，“9块芝士……”她前面站着一个小女孩儿，正跟着她朗读，而小女孩儿周围则是一片混乱，就像1970年夏天的贝尔法斯特一样。有一个小女孩儿正在班里表演侧手翻。一个小男孩儿在做鬼脸。看起来，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在认真听讲。还有一些学生则完全背对斯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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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走进斯黛拉的班级，你会产生什么想法？我猜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觉得斯黛拉的学生都不守规矩。也许她所在的学校位于某个贫困地区，她的学生都来自问题家庭。也许她的学生并不尊重老师，也不热爱学习。莱特斯和沃尔夫会认为，斯黛拉应该制定几条班级纪律。像这样的孩子需要一个严厉的老师。他们需要规则。如果上课毫无秩序可言，又谈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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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黛拉所在的学校并非处于某个糟糕的地区；她的学生也并不是特别不守规矩。刚上课的时候，他们举止得体，神情专注，他们渴望学习，也做好了学习的准备。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坏孩子。只有在学习课文时他们才会行为不端，他们只是用这种行为来回应斯黛拉的行为而已。是斯黛拉引起了教室的混乱。怎么会这样？因为她教孩子们读课文的方式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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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黛拉让那个小女孩儿跟着她读课文，以便吸引其他同学的注意。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极其迟钝、僵硬。“看看她的身体语言，”弗吉尼亚的其中一个研究人员布里奇特·哈姆雷（Bridget Hamre）说道，当时我们都在看斯黛拉。“她仅仅是在对那一个孩子说话，其他人根本没有参与进来。”她的同事罗伯特·皮安塔又说了一句：“没有节奏，没有步调。什么都没有。她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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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班级开始出现混乱。小男孩儿开始做鬼脸。小女孩儿做侧手翻时，斯黛拉也完全无视。在她右边的三四个孩子鼓起勇气，想要跟着她一起读书，但是斯黛拉的视线锁定在书本上，没给他们任何鼓励。而在她右边的五六个学生则完全背对着她。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感到困惑，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守规矩。站在斯黛拉前面的那个小女孩儿完全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没办法再往下听了。我们常常认为不守规矩需要强权来纠正：因为学生行动怪异，所以老师才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斯黛拉的学生则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面对强权，所以我们才不守规矩。如果老师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学生就会变得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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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看到这样的班级时，总会认为出现了行为问题。”哈姆雷说。我们看到斯黛拉的一个学生将身体和脸都转了过去，尽力避开老师。“但我们观看这段影片的时候，发现了其中一个事实，这个班级的问题在于兴趣，而非行为。如果老师做一些很有趣的事，那么孩子们肯定会对此感兴趣。老师们不应该有‘我来控制你的行为’这种想法，相反，她应该想的是：‘我要做些什么有趣的事，才能在第一时间防止你不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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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安塔和哈姆雷播放的下一段影片，呈现的是三年级教师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的画面。老师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份作业。老师和学生一起大声朗读作业的要求。皮安塔被该画面惊呆了。“我在想，像唱歌一样对着一些8岁的小孩子念作业说明，是一种近乎不尊重的行为。”他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其中难道还有什么教学目的可言吗？”孩子们肯定知道怎么念。这就像你去餐厅，里面的服务员在给你看菜单的时候，照着菜单上的菜名给你念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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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读过程中，坐在老师旁边的一个男孩儿举起手。但老师没有看他，而是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摁了下来。另外一个孩子，他已经开始做作业了——这种行为完全符合逻辑，因为他觉得老师做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老师尖锐地对他说道：“孩子，这是家庭作业。”这是一个讲纪律的时刻；而这个孩子破坏了规矩。老师的回应强硬且直接。如果关掉声音，再来看这一幕，你会觉得这对莱特斯和沃尔夫适用。但如果你听到那位老师的说法，并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想这种行为，那事实就很清楚了：该行为不会发生任何预期的效果。这个小男孩儿不会再想去遵守规定。相反，他会觉得愤怒，而且特别失望。为什么？因为这种惩罚完全就是老师独断专横的表现。他不能说话，不能为自己辩解。他想学习。如果这个孩子以后目中无人，那就是他的老师造成的。就像斯黛拉那样，她把一个渴望学习、认真听讲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会在教室里玩儿侧手翻的顽童。当拥有权力的人们想让其他人做出某种行为时，首先要看看他们自己的行为表现——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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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共有三点基本要求。第一，那些被要求服从权力机构的人们必须要有发言的权利——如果他们发言的话，权力机构要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法律要具备可预见性。人们要能合理地对法律进行预测，明天的法律大致和今天的法律一样；第三，权力机构必须公平。他们不能歧视任何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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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好的父母都明白这三条原则的内涵。如果你想阻止弟弟打姐姐的话，你不能对着他大吼；而当姐姐打弟弟时，你也不能区别对待姐姐。如果弟弟说他真的不是有意打姐姐的，那你得给他解释的机会。你如何实施惩罚和惩罚本身的行为一样重要。因此，斯黛拉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任何一个学生都知道，对一个老师来说，受到学生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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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较难明白的一点在于在法律和秩序领域这三条原则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母、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在家里讲的合法性很好理解。但决定是否抢劫银行或枪杀他人，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行为范畴。莱特斯和沃尔夫在对抗犯罪分子和叛乱分子一事上说“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也不是神秘化”这句话时，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在这个层次上说出这样的话，即遵守法律的决定是对风险和收益的一种理性计算。这并不是在贬低他们，但他们确实错了，因为犯罪分子和叛乱分子做出这些行为的原因其实与合法性有关，就像教室里孩子们的行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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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过去几年，纽约市的布朗斯维尔街区的居民参与了一个实验。布朗斯维尔位于布鲁克杯区东部，居民只有十万人左右。要去那里，得经过帕克坡（Park Slope）那些优雅的褐色房屋以及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的犹太教堂。[59]个多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纽约市最贫困的地区。布朗斯维尔有18个公共住宅区，比城市里的任何一个区都多。这些住宅高耸入云：一层又一层黯淡无光的楼层，外墙铺设的砖毫无特色，使用的都是混凝土。虽然过去20年来纽约市的犯罪率陡然下降，布朗斯维尔的犯罪率却仍旧居高不下，该区的街上总是有成群的青少年在游荡，伺机抢劫路人。警察局时不时地会增派人手进行巡逻，但成效都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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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个名叫乔安妮·杰弗（Joanne Jaffe）的警察成为纽约市房屋管理局[60]的局长。该局的首要工作是处理布朗斯维尔的犯罪问题。杰弗决定采取一些新的举措。她列了一张过去12个月内在布朗斯维尔至少被逮捕过一次的青少年名单。名单上共有106人，他们总共被逮捕了180次。杰弗假设每一个因拦路抢劫被逮捕的人可能有20~50次犯罪时未被警察发现，按照她的算法，这106个青少年应该为去年5 000起的犯罪案件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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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成立了一个警察工作小组，让他们联系名单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你是我们项目中的一部分’，”杰弗解释道，“‘这个项目会给你选择的机会。我们想尽我们所能让你回到学校去念书，帮助你拿到高中毕业证，让你去为你的家庭努力，去了解你家里的需要。我们会给你提供工作机会、教育机会、医疗救治机会——所有我们能提供的东西。我们想要和你一起努力。但是你必须停止一切犯罪行为。如果你不停止犯罪，又因为某件案子被捕的话，我们会不遗余力，让你一直待在监狱里。我不管你犯的是多么轻的罪名。总之，我们时时都会盯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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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叫作青少年抢劫干预计划（Juvenile Robbery Intervention Program，J-RIP）。该项目并不复杂——至少从字面上来看是这样的。J-RIP是一种标准化的、高强度的现代警察服务。杰弗让J-RIP工作小组驻扎在某住宅项目停车场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里，离附近的警察局并不远。她给J-RIP小组配备了所有可用的监控工具。他们列了一张“J-RIP会员”名单——其实就是那些曾被他们逮捕过的人。他们从脸谱网上下载了这些人的朋友的照片，从中找出他们的帮派关系。他们和这些人的兄弟姐妹、父母谈话，为每个人制作了一张巨大的包含朋友关系、帮派联系的网状图——这和情报组织追踪可疑恐怖分子的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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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下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杰弗说，“所以一旦名单上的人被捕，我就会把此人送到工作小组去——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在布朗克斯，也不管当时是不是在深夜。只要行为不端，后果就是这样，他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整个流程很快。只要一被捕，他们马上就能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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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说：“我告诉他们：‘我去你家的时候，你可以砰的一声关上门。没问题。但我还是会在街上碰到你。我还会跟你问好。我会调查关于你的每一件事。你坐火车从布鲁克林去布朗克斯，我能查出你坐的是哪一趟车。’我们曾对某个人说，‘约翰尼，明天来J-RIP办公室一趟’，他来了，我们跟他说：‘昨天晚上，有人在布朗克斯拦住你，给了你一张传票。’他说：‘什么？’‘你当时和雷蒙·里韦拉、玛丽·琼斯在一起。’‘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开始认为我们无处不在，随时都在盯着他们。我们给每个孩子建立了一个文件夹，我们会给他们看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告诉他们：‘孩子，你的一切都在这里。我们收集了关于你的所有信息，还有你的照片。我们知道你参与了某件事，我们还知道你也许是某个帮派的成员。我们知道你的一切。’我们会查到他们在什么地方上学；在学校里都和什么人待在一起。他们不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到电话。这时我的J-RIP小组就会出动，去叫醒他们，让他们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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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杰弗的策略的一部分。她还做了其他的事，只是这些事听起来不太像警察会做的事。比如，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适合在这个小组工作的警员。“我不能随便让一个警察来这边工作，”她说。这时的她看起来更像社工而不是警官，“我必须找一些爱孩子的警察。我必须找一些对孩子们没有任何负面看法的警察，他们要能够帮助孩子们，把孩子们送上正途。”至于小组负责人，她最终选定了大卫·格拉斯贝格（David Glassberg）。他之前是一位麻醉品管理人员，他自己也有几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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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杰弗就热衷于会见这些“会员”的家人。她想要了解他们。结果证明这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她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她给每个家庭寄信，邀请他们去当地的教堂见面交谈。没有人来。然后杰弗就和她的团队挨家挨户地访问。他们又一次一无所获。“名单上共有106个孩子，我们去了他们每个人的家，”她说，“他们只会说：‘去你的。不要来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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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几个月后，终于有了突破。“有一个孩子，”杰弗说道。她叫他约翰尼·琼斯，“他是一个坏小子，当时十四五岁。他和姐姐住在一起，他姐姐十七八岁。他母亲住在皇后区。他母亲也讨厌我们。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帮助孩子。于是，就在2007年——J-RIP小组成立的第一年的11月，大卫·格拉斯贝格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当天是星期三，感恩节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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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工作组的所有人都出点钱，我们今天晚上给约翰尼·琼斯和他的家人买些感恩节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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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开玩笑吧。’”这可是个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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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他们家除了他还有7个孩子，他不听劝，我们顶多也就失去一个孩子，要是他们家的另外7个孩子都不听劝，那我们失去的孩子就多了。所以我们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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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圈红了。他说：‘还有很多家庭需要我们去关心。我们该做点什么？’当时是早上10点，感恩节的前一天。我说：‘戴夫[61]，我去找警察局局长，看是否能弄到2 000美元，我们给每个家庭买只火鸡，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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