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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并不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地区。这里的城市人口密度大，建筑密集。所以每当夏天保皇党戴着圆顶高帽，身披彩带，吹着长笛游行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那些住着天主教徒的街区。他们游行庆祝的也正是天主教的失败。西贝尔法斯特天主教街区的主要交通干线上的好几个地方，距离穿过西贝尔法斯特新教街区中心的街道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贝尔法斯特的一些地方，天主教徒的房屋后墙就抵着新教徒的后院。因为距离太近了，所以每家每户都会在后院安装一个巨大的铁丝网，防止邻居朝他们家扔垃圾和汽油弹。7月12日的前夜，保皇党会在城市的各个地方点燃营火，而他们的天主教邻居就会闻到烟味，听到他们的吟颂，还会看到他们的旗帜在熊熊火焰里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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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季期间，北爱尔兰经常会发生暴乱。1969年的一场骚乱更是成了北爱尔兰问题的导火索。当时，一支游行队伍在穿过天主教街区时引发了连续两日的骚乱。游行者在穿过西贝尔法斯特街道回家时发生了暴乱，他们烧毁了大量的房屋。[65]第二年夏天爆发的枪战也是发生在新教徒的游行过程中。而就是在这个夏天，弗里兰的耐心受到了考验。试想一下，如果每年夏天美国军队中那些来自北方诸州的退伍老兵也举行游行，以纪念他们在美国内战中取得的胜利，当他们穿过亚特兰大和里士满的街道时会发生什么事。在北爱尔兰黑暗的日子里，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扼住对方的喉咙勉强活着的时候，游行就是这样的，随时都会发生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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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午，当楼而菲的居民看到英国军队来到他们街区的时候，他们就和贝尔法斯特每个目睹他人法律和命令在此地强制执行的人一样绝望。而他们也同样渴望知道他人的法律和命令是如何强制执行的。他们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公平。那些将他们的旗帜或教皇肖像放进营火里烧毁的“12日”都已经过去了。在游行季，负责维持和平的机构是（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RUC）。但皇家警察部队里的人大部分都是新教徒。他们是属于对立方的。之前的那个夏天，皇家警察部队几乎没有为阻止骚乱做过任何努力；在新教徒点火烧毁他们的房子时，由英国政府召集的审理委员会表示皇家警察部队的警察只是“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当时在场的记者报道说，保皇党去找那些警察，还询问能否借用他们的武器。英国军队来到北爱尔兰的初衷之一，就是来这里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裁判，英军要公正，不偏不倚。但是英格兰地区绝大部分都住着新教徒，所以对北爱尔兰地区那些被围攻的天主教徒来说，这些士兵支持新教徒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复活节那天，在宵禁之前，当浩浩荡荡的保皇党游行队伍穿过巴利莫非时，英国士兵就站在游行者和普通居民之间，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确实扮演了一个缓冲器的角色。但当时军队面向街上的天主教徒，背对着保皇党——就好像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保护保皇党免受天主教徒的攻击，而不是保护天主教徒免受保皇党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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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兰将军设法在贝尔法斯特执行他们的法律。他首先应该问问自己，他执行法律合法吗？事实上，他的行为并不合法。他所掌管的机构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看来，完全偏向那些在去年夏天烧毁自己朋友和亲人房屋的人，而天主教徒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人们不会遵守无合法性的法律；相反，他们会奋起反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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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问题的一大疑团就在于为什么英国人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1969年，北爱尔兰问题造成13人死亡，且引发了73起枪杀案，8起爆炸案。1970年，弗里兰决定对这些暴徒和持枪歹徒采取强硬措施。他声称任何一个扔汽油弹的人“都可被他人枪杀”。结果如何？历史学家德斯蒙德·哈米尔（Desmond Hamill）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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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共和军声明，如果有爱尔兰人被杀的话，他们就会枪杀士兵。而由新教徒组成的北爱尔兰志愿军迅速做出回应，只要爱尔兰共和军杀害一个士兵，他们便会射杀一个天主教徒。北爱尔兰志愿军是一个极端且非法的准军事组织。《时代周刊》引用了一个贝尔法斯特居民的话：“在这里，每一个即便不糊涂的人，也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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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死亡人数达到25人，共计发生了213起枪杀案，155起爆炸案。英国军队始终坚持己见，他们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1971年，死亡人数达到184人，发生了1 020起枪杀案，1 756起爆炸案。紧接着英国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英军实施了一项被称作“拘禁”的政策。北爱尔兰的民权被废除了。该地涌入大量军队。英军声称，他们会逮捕任何一个可疑的恐怖活动分子，并在没有指控或者审判的情况下将可疑人员送进监狱，而且会判处无期徒刑。在这项政策实行期间，有许多年轻的天主教徒被围捕。于是在当时的天主教街区里，例如在巴利莫非，每个人都有一个兄弟、父亲或者一个堂兄弟被抓进监狱里。假如你身边有很多人都曾蹲过监狱，你会觉得法律是公平的吗？法律是否是可预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自己可以发言，并且意见会被别人听到吗？局势持续恶化。1972年，贝尔法斯特发生了1 495起枪杀案，531起持枪抢劫案，1 931起爆炸案，被英军杀害的人达到497人。在这497人里面有一个名叫埃蒙的17岁男孩儿，他是露丝玛丽·劳勒的弟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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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蒙来到我家，”劳勒说，“他说，‘我想在你这儿待上一两天。’我说：‘好的，怎么了？’他说：‘妈妈生气了，她勃然大怒。’之后他向我和我丈夫坦白，原来他一直被英军骚扰。每次他出门时，或每次他拐进一个街角时，总之不管他去哪里，英军都会拦住他，然后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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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为爱尔兰共和军工作吗？劳勒不知道，她说这不重要。“在他们眼里，我们个个都是嫌疑犯，”她接着说，“就是这样的。埃蒙后来被杀害了，被一个英国士兵杀死了。他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抽烟时，英军朝他们开了一枪，埃蒙中枪了。之后，他的生命维持了11周。最后他在1月16日去世了，当时他才17岁半。”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我父亲就再也没去码头工作。我母亲心碎了，整个人都垮了。那是40年前的事了，可想起来还是那么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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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勒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年轻的母亲。她住在现代化都市贝尔法斯特，她期待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她却失去了她的家。她受到威胁和骚扰。山那边的亲人都被关押在自家的屋子里。她的弟弟被杀害了。她并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而她同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的生活，我的新生活。”她说，“我是被逼的。我走了。一切都不对了。你知道吗？这里有跟我一起上学的朋友，他们的房屋都被烧毁了。那些说要来保护我们的英军对我们发动了攻击，他们破坏了一切。我学会了吸毒。这并不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我之所以会变成那样，是因为事情发生时我没办法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我无法做一个朝九晚五工作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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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称这个事件为北爱尔兰问题，”她接着说道，“这是战争！英军开着他们的装甲车，带着他们的武器开进了这里。你明白的。我们住在一个战场上。英军带着所有能把我们扳倒的武器来到了这里。我们就像那种橡胶娃娃，凹下去了还会再弹起来，就是这样。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受伤了。很多人都心痛不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愤怒，很愤怒。我愧对我的孩子。但这都是环境所迫。我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并不是生来就这样的。我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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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兰将军的士兵突然出现在楼而菲地区时，居民们第一时间就跑到了圣彼得大教堂。这是当地的天主教堂，离居民区很近。楼而菲和西贝尔法斯特其他的天主教街区一样，这里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居民都十分笃信宗教。圣彼得大教堂是街区的中心。在工作日，来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的就多达400人。当地的牧师是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人。他跑着赶过来。他朝士兵走去，警告他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麻烦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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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分钟过去了，士兵们带着大批武器装备出现了，这些装备有15支手枪，一支步枪，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还有一些炸药和弹药。巡逻队整装待发，他们拐进了一条小巷。过了这条小巷，他们就能离开楼而菲地区了。然而，在穿过小巷的时候，一群人集结在了一起。当装甲车拐进街角时，一些年轻的男子便冲出来朝士兵扔石头。巡逻队停了下来。扔石头的那群人愤怒了。士兵们朝那些男子扔了一些催泪瓦斯弹。人群更愤怒了。刚开始是扔石头，后来变成扔汽油弹，再后来就发展成枪战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他看到有个人拿着一把冲锋枪，朝着巴尔肯街走去。暴徒设置了路障，以阻挡军队前进；一辆卡车着火了，把街尾堵住了。士兵们扔了更多的催泪瓦斯弹。一阵风吹过，楼而菲到处都飘荡着这种气体。人群更加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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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巡逻队要停下来？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向前走？牧师已经告诉他们了，不要在这个街区停留。牧师回去找那些士兵，请求他们赶紧走。他说，如果他们不再向人群扔催泪瓦斯弹的话，他会让那些人们也停止扔石头的。但是士兵不听他的。上级下令让他们采取强硬措施，要让人们看到他们对暴徒、持枪歹徒采取强硬措施。牧师转身朝着人群走去。在他走的时候，士兵又扔了许多催泪瓦斯弹。一些霰弹筒滚到了牧师脚下，他蹒跚地穿过了街道，靠着窗台大口地喘着气。在这样一个虔诚的街区里，一个在工作日会有400人参加弥撒的街区里，英国军队差点毒死了一位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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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暴乱开始了。弗里兰征调了援军。这个街区共有8 000个居民，他们的房屋都很小，沿着狭窄的街道排列。为了征服这个街区，英军派了军队过来——共有3 000名士兵。开进这里的不只有军队；为了对付这些被激怒的天主教徒，弗里兰还从皇家苏格兰部队调来了士兵。皇家苏格兰部队是最具自觉意识的新教徒部队之一。军用飞机在楼而菲上空盘旋，军官通过扩音器喊话，要求人们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街区的每个入口都设置了路障。他们在这里实行宵禁，并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那些士兵年纪在二十一二岁左右，因为天主教徒朝他们扔石头和汽油弹感到痛苦而愤怒。他们去了一户又一户人家，他们朝着墙和天花板开枪，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弹孔，他们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来听听英国士兵如何描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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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着睡衣裤的男子出来了，嘴里骂着粗话，拿起一盏灯就朝斯坦的头砸了过去。斯坦躲开了，他用步枪枪柄击倒了那个人。发生的事无法改变，所以很多人都借此机会来发泄他们的愤怒。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人们的头被打破了，房子也被毁了。屋里的东西都成了一堆废墟。然而在这片混乱中，仍有一些东西存在着：学校照片；家族照，相片里的人都微笑着（相框裂了）；小摆件以及耶稣受难十字架（突然断裂）；孩子的哭声；装有教皇像的相框玻璃嘎吱断裂的声音；五颜六色的玩具、电视机的噪声和收音机的噼啪声；彩绘盘子；鞋子；大厅里有一个婴儿，被扔在墙边……我们闯进别人家里时，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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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有337人被捕，60人受伤。一个名叫查尔斯·奥尼尔的退伍空军士兵被一辆英军的装甲车撞死了。他的尸体就晾在大街上，一个士兵用棍子戳了戳其中一个看热闹的人，说道：“去，你们这些爱尔兰小杂种，死不足惜。”晚上8点时，英军在瀑布路枪杀了一个叫托马斯·伯恩斯的人。当时他和朋友站在一起，朋友正在用木板把商店的窗户封上。他的姐姐来认领尸体时，英军告诉她，他们之所以会枪杀他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无权上街。晚上11点，一个叫帕崔克·埃利曼的老人穿着拖鞋和睡衣出门去进行睡前散步。他想最坏的时刻应该已经过去了。然而他死在了英军的枪口下。一个经历过宵禁的邻居谈到了埃利曼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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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夜晚，英军进入了那个被射杀老人的家里，他们在那里住了下来。老人的姐姐已经搬到街上另一个兄弟的家里了。隔天下午，在“宵禁”的间歇时间里，英军这种擅闯家宅的行为被发现了。当时来的是埃利曼的哥哥、他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发现门被砸了，一扇窗户破了，衣服杂乱无章地扔在地上，剃须工具则胡乱地放在沙发上，洗碗槽里还有许多用过的杯子。邻居告诉他们，英军还去了楼上，并在上面的卧室睡过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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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被砸了。一扇窗户破了。洗碗槽里还有脏碟子。莱特斯和沃尔夫认为最重要的是规则和理性；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权力机构为取得合法性做的、或者没做的那几百件小事，就如在那个突然就被他们射杀的无辜居民的家里睡觉，把他家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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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楼而菲地区的局势变得让人愈发绝望了。楼而菲并不是一个富裕的街区。很多成年人如果不去做那些计件工作的话，压根儿就没有工作。街上总是挤满了人。这里的房子都很狭窄，是一些建于19世纪的联排式住宅，造价低廉。房子沿斜坡而建，外墙铺设红砖，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浴室则建在后院。几乎没有人家里有冰箱。这些屋子阴暗且潮湿。人们每天都会去买面包，一次性买太多的话，面包都会发霉。但是宵禁到现在已经实行36个小时了，家里已经没有面包了。西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联系紧密，他们之间很多都有血缘和姻亲关系，因此关于楼而菲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哈里特·卡森在巴利莫非街上奔走，边走边敲着锅盖。之后玛丽·德拉姆也开始在街上奔走。[68]她拿着扩音器，边走边在街上对着妇女大喊：“大家赶紧出来吧！把牛奶和面包都装进婴儿车里！孩子们没有东西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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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些女人便聚集在一起，2个、4个、10个、20个……一直到几千人。“有些人头发上还卡着塑料发卷，丝巾还披在头上，”劳勒回忆道，“我们手挽着手歌唱，‘我们会胜利的。我们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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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山下，”她接着说，“那里的气氛很紧张。英国士兵戴着头盔，持枪站在那里——他们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的警棍也亮出来了。于是我们拐弯去了格罗夫纳路，我们一边唱一边大喊。我想那些英国士兵应该很吃惊吧。这些推着婴儿车的女人竟敢来挑战他们，太难以置信了。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英国士兵，他站在那儿抓着头无奈地说：‘我们能对这些女人做什么？我们要在此地发动暴乱吗？’我们接着拐进了斯莱特街，我的母校就在那条街上。那里也有英国士兵。他们愤怒地从学校里跑出来，开始了徒手搏斗。我们的头发被他们大把扯掉。英国士兵拽着我们，直接把我们扔到墙边。对，他们殴打了我们。你要是跌倒的话，你得马上起来，不然你有可能被人踩死。他们冲出来的时候都一脸凶相。我记得自己当时站在车顶上，正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接着我看到一个男人，脸上还带着剃须泡沫，那人正在整理他的背带，突然间所有的士兵都停下来，不再打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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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正在整理他的背带的人正是斯莱特街检查站的指挥官。那天，他也许是英国军队中唯一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了，也是唯一一个明白眼前的灾难有多严重的人。一个重型军团的士兵殴打一群推着婴儿车，要去给楼而菲地区孩子喂饭的女人。[69]他命令他的手下都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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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知道，人们还在游行，后面的人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劳勒接着说，“他们还在一直往前走。女人们正在大喊。人们纷纷从屋子里跑出来帮忙抬伤员。伤员实在太多了。而人们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英国士兵对局面失去了控制。每个人都跑到大街上，街上一下子出现了数万人。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的。一条街的人们出来了，那么另一条街的人们也会出来，走上大街；再接着，又一条街的人也出来了。英国士兵放弃了。他们不再挣扎了。这些女人强行——我们强行，我们强行闯进去了，我们闯进去了，我们打破了宵禁这一政策。我经常想起这件事。天啊，每个人都很开心。就是那种感觉——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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