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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违反法律会受到惩罚与不会受到惩罚之间区别甚大，就如同一个40人的班级和一个25人的班级也相去甚远一样。在倒U曲线左侧，干涉会产生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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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记住，倒U曲线的逻辑是同一个策略，刚开始它会发挥积极作用，一旦过了某个点，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犯罪学家正是循着这条路径在讨论惩罚对犯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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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几年前，犯罪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和斯科特·迪克（Scott Decker）采访了86个持械抢劫的罪犯。他们听到的话大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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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不去想被抓住这件事……这事儿让人分心。如果你总是想“如果这件事不成功，会发生什么事？”你就无法集中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以前，如果我想去抢劫，我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做这件事，其他的一概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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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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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和我父母觉得过瘾的原因。我们觉得过瘾，也跟着变迟钝了，所以没能逃离被抓捕的命运。会怎样，会怎样……那个时候你不会在乎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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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和怀特采访的那些罪犯即使在有制裁压力的情况下，也“仍旧对即将到来的制裁表现得无所谓”。他们不会考虑那些遥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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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被害，使雷诺兹想让加州那些想要成为罪犯的人感受到上帝的可怕——他想让他们在逾越雷池前先三思。但如果罪犯都像上述罪犯那样想的话，这种策略就不会奏效了。那两个在每日星球餐厅外面将欣贝尔·雷诺兹逼入困境的歹徒乔·戴维斯和道格拉斯·沃克，他俩都有冰毒成瘾症。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们就试图在弗雷斯诺主交通干道肖大街上抢劫车辆。还记得沃克说什么吗？我真没想那么多。你懂吧，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它就这样突然地发生了。我们就是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这种人会三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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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那些认识乔和他兄弟的亲戚朋友聊过，他们问他为什么要杀害欣贝尔，”雷诺兹又想起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悲剧，“他说他已经拿到钱包了，所以其实不必动手杀人的。但他还是动手了，就因为欣贝尔看他的眼神。他杀欣贝尔是因为她鄙视他，她一点也不尊重他。”雷诺兹的话与三振出局法是相互矛盾的。乔·戴维斯杀害欣贝尔·雷诺兹是因为乔认为，当他用枪指着欣贝尔的头并夺走她的钱包时，她没有给他应有的尊重。增加惩罚的严厉程度究竟要如何阻止大脑像这样运转的人去犯罪？你和我对于加重惩罚都十分敏感，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生存是有风险的。但罪犯显然不这么认为。犯罪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写道：“这些人通常都很冲动，思维也有一定缺陷，今天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做那些在他们看来受到严厉制裁概率很小的事情；明天他们同样会做好准备，去做同样的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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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出局法的第二个假设是：一个罪犯在监狱里多待一年的话，他就少了一年的犯罪时间。这也未必。数学又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例如，2011年被三振出局法宣告有罪的加州罪犯平均年龄为43岁。在三振出局法通过以前，某罪犯可能因为某项重罪要坐5年牢（打个比方），他可在48岁出狱。而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后，他至少要坐25年牢，68岁才能出狱。从逻辑上来讲，问题是：罪犯在48~68岁之间会犯多少项罪？不多。看看下面的图，它说明的是年龄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罪名包括加重攻击罪、谋杀罪、抢劫罪和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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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刑期的惩罚对于年轻罪犯能起到作用。但当罪犯过了25岁之后，他们对公众安全的威胁性越来越小，对他们实施更长的刑期惩罚其实只是对民众的一种无谓的保护。这再一次证明，一个看似卓有成效的措施不再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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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侵害人身罪和谋杀罪（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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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罪和盗窃罪（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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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出现了：犯罪和惩罚曲线是否也存在右半部分，是否过了某个点之后，事情会因此变得更糟？犯罪学家托德·克利尔（Todd Clear）提出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论点，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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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对犯罪有直接影响：一个罪犯被关进监狱之后，他就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但监狱对犯罪同样有间接影响，它会影响那些和罪犯有关系的人们。例如，绝大多数被关进监狱里的人都是父亲。（1/4的青少年罪犯都已有孩子。）而父亲坐牢会给孩子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在这类罪犯中，有些人并不是称职的父亲，他们情绪暴躁，对孩子恶言相向，而且不和孩子居住在一起；但也有很多的称职父亲，他们把赚来的钱，不管是合法收入还是犯罪所得，都用于家庭开销。对孩子来说，失去父亲（进监狱）是一个难以过去的坎。父母一方被监禁使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犯罪的概率增加到300%~400%；同时，也会使孩子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概率增加到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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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服刑完毕后，都会回到自己原来居住的社区。其在监狱服刑而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很大，因此他的工作前景堪忧。在监狱里，他与大部分不犯罪的朋友失去联系，转而跟那些同是罪犯的人成了朋友。而当他刑满释放回到家，面对家里更重的情感压力和经济压力时，他首先会想通过逃避来解决问题。监禁造成了一些附带损害。在大部分情况下，监禁造成的伤害比带来的好处少；所以把罪犯送进监狱是有好处的。不过克利尔指出，如果你关押的人太多，关押的时间太长，附带损害便会比这样做带来的好处多。[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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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尔和他的一个同事迪娜·罗斯（Dina Rose）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对他的假设进行了测试。[73]他们遍访该市，并将一年内某个街区的被监禁人数与该街区第二年的犯罪率进行比较，试图从数学上找出倒U曲线发生转变的那个点。他们最终找到了那个点。“假如一个街区被监禁人数比例超过街区总人口的2%，”克利尔得出结论，“监禁便会对犯罪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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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到布朗斯维尔时也是这么说的。她试图通过拥抱和赠送火鸡去弥补人们受到的伤害。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并不是这里缺乏法律和规则，而恰恰是这里有太多的法律和规则了：因为在该街区，有太多人的父亲、兄弟和堂兄弟都曾被关进监狱，所以他们就把法律当成了他们的敌人。布朗斯维尔就处于倒U曲线的右半部分。1989年，加州有7 600名罪犯在监狱服刑。10年后，监狱的服刑人数增加了一倍。这些人大多是因为违反三振出局法才被送进监狱的。进入21世纪后，加州关押的罪犯人数分别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5倍和8倍。难道你不认为三振出局法有可能会让加州的一些地区变成布朗斯维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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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兹之所以坚信他的改革每天可以拯救6个人，是因为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后，加州的犯罪率陡然下降了。但是近期的调查显示，其实早在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前，犯罪率就已经在下降了。20世纪90年代，加州的犯罪率骤然下降时，美国有许多州的犯罪率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甚至连那些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犯罪的州也是如此。越是研究三振出局法，就越难以厘清它对犯罪的影响。一些犯罪学家得出结论，说三振出局法确实可以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还有一些人认为该法的确有一定成效，但他们也认为如果政府将关押罪犯的这笔费用花在其他地方会更好。最近的一个研究表明三振出局法确实降低了整体的犯罪率，但同时也增加了暴力犯罪的数量。这是很矛盾的一个结果。也许那些规模最大的研究可以证明三振出局法对犯罪率完全没有影响。甚至有些研究结果表明该法提高了犯罪率。[74]加州实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刑法实验。20年过去了，在投入数十亿美元后，竟没有人能确定这个实验是否带来了好的结果。[75]2012年11月，加州最终放弃了三振出局法。经过州公民投票后，这项法律被人们彻底废除。[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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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玛·德克森此时在家，她正准备清理地下室。这时，她女儿坎达丝往家里打了个电话。那天是11月的周五下午，是欣贝尔·雷诺兹最后一次从父母家里走出来的10年前。德克森一家住在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伯，那里处于加拿大的中央大草原地区。那年的那个时候，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坎达丝13岁。她在电话里格格地笑着。当时她正和学校里的一个年轻男孩儿打情骂俏。坎达丝想让母亲去学校接她。维尔玛盘算了一番。他们家有一辆车，她得去接她丈夫克里夫下班。但克里夫还得再工作一个小时。她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9岁。她听到他们正在另一个房间里吵嘴。她得先让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一起去接坎达丝，最后再去接她丈夫。这样的话，3个孩子就得饥饿地在车上待一个小时。坎达丝已经13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她可以自己搭公交车。再说，现在家里还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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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达丝，你有钱搭公交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