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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能宽恕这样的人？”她接着说道，“我的生活因此变得复杂多了。我要同我心里的那些想法作斗争——哦，为什么他不死了算了？为什么没有人杀死他？这些想法并不健康。这是报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在折磨他，他的命运就握在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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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当我在教堂里的时候，我心里的这种感觉少了几分。我当时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只是在谴责那种疯狂的性欲。隔天早上，其中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吃早餐吧’。她又接着说，‘我们不能在电话里说。来我的公寓吧’。于是我就去了她的公寓。然后她就告诉她十分喜欢色情片、性奴役和性虐待这些东西。她就是那个世界的人。所以她了解这些。她跟我说了有关性的一切。我记得我当时是爱她的。我们曾一起在政府部门工作。她的有怪癖的一面，都曾完完全全地在我面前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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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森说了很久。她的情绪慢慢恢复了正常。她语速缓慢，声音温柔。“她很担心。她很害怕。她看到了我的愤怒。难道我应该把自己锁在愤怒里，然后对她摆出一张愤怒的脸庞吗？难道我要拒她于千里之外吗？”她发现，如果她要原谅她朋友，她就得原谅格兰特。她的道德观让她不能区别对待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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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抗拒，”她接着说道，“我不愿去原谅。我不是圣人。我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宽容。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她做了一个握拳的姿势。“我知道会有更多人支持我。我能够拥有很多拥护者。我背后甚至可以有一个庞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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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玛·德克森可以变成迈克·雷诺兹那样的人。她也可以起草自己的三振出局法；但她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慢慢地会越来越难。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会失去克里夫，还有我的孩子。也许我会像他对坎达丝那样对待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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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在悲痛之余，动用了整个州的权力，结果让政府陷入毫无成果却费用高昂的实验泥沼中。一个女人，她绕开权力，去寻找宽恕的勇气，于是她拯救了她的友情、婚姻，还有心灵。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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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三振出局法的几点内容是：第一罪（盗窃）——以前：2年，现在：2年；第二罪（盗窃）——以前：4.5年，现在：9年；第三罪（窝藏赃物）——以前：2年，现在：25年终身监禁。美国的其他州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继通过了各自的三振出局法。但是其他地方的都不如加州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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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肯尼迪接着指出，如果你去测验罪犯现在的动机，你会发现他们的风险和收益计算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肯尼迪写道：“威慑中最重要的东西，对罪犯和潜在的罪犯而言也同样重要——就是他们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定义风险和收益。”最近，犯罪学家安东尼·多伯（Anthony Doob）和谢丽尔·玛丽·韦伯斯特（Cheryl Marie Webster）在一个研究今天每个重罪的结果中指出：“我们对过去（主要集中在过去10年）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个理性评估，发现严厉的制裁措施对社会的犯罪水平没有影响……在过去25~30年的文献中，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表明严厉的制裁措施可以阻止罪犯犯罪。”他们说，发达国家正处于曲线的中间阶段。那些被关押的罪犯已经过了犯罪高峰，试图用一些年轻罪犯不在意的东西去阻止他们犯罪并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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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几年前，克利尔在一篇《适得其反：监禁使犯罪率升高》（“Backfire: When Incarceration Increases Crime”）的研究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在解释为什么关押大批罪犯无法产生预期效果这个问题时，他在文中提出了10个论点。起初，没有人想刊登克利尔的这篇文章。他曾联系过他所在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但都被拒绝了。没有人相信他，除了社区矫正机构。克利尔说：“在我这个领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矫正机构的专家都认为他们的作为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他们试图营造人性化的监狱，他们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就在那里，所以他们可以看到事情的发展。他们说了一些如‘我们的狱警虐待犯人’，‘他们还是待在监狱比较好’，‘我们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类沮丧的话。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于是他们竞相传阅我的文章。俄克拉荷马州刑事司法研究协会的某个人问我能不能刊登这篇文章。我说可以。他就刊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你在谷歌搜索我的名字的话，第一个跳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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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克利尔的文章，就是：“在某个特定地方挑选大批年轻人，将他们送进监狱，之后再把他们送回那个地方，这些人会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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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举个例子，根据法律规定，检察官可以选择是否使用三振出局法中的刑期规定。在某些城市，如旧金山，这些规定就用得比较少。而在加州中央山谷的一些地区（靠近麦克·雷诺兹的家乡），检察官认为该刑期规定适用的次数多达25次，甚至更多。假设三振出局法确实可以防止犯罪，那么一个地区使用三振出局法的频率与犯罪率下降的速度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联系。假设三振出局法确实有威慑作用，那么法律有规定惩罚的罪行的犯罪率下降速度应该比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罪行快，对吧？同样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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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0世纪80年代，加州政府预算有10%用于高等教育，3%用于监狱管理。三振出局法颁布20年后，加州政府预算有10%都用于监狱管理，监狱中每个罪犯每年的花销为5万美元；而用于教育的预算则只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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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2年11月，68.6%的加州选民将票投给了36号提案。36号提案中提出，当罪犯的第三次罪行符合“严重的暴力犯罪”时，才可适用25年的终身监禁。同时，该提案也允许先前那些被三振出局法判刑，如今正在执行终身监禁刑罚的罪犯申请重新量刑，前提是他第三次犯的不是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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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在《阿米什的恩典》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阿米什母亲，她5岁的孩子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撞倒了，受了严重的伤。阿米什和门诺派教徒一样，继承的都是德克·威廉姆斯的传统。他们也和门诺派教徒一样，早期曾遭受迫害。在门诺派和阿米什的传统中，有过无数类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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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案件的警官把汽车的司机拉到巡逻车上做酒精测试，受伤孩子的母亲走进那辆巡逻车，去跟警官谈话。她的小女儿用力地拉着她的裙子。那位母亲说：“麻烦您照顾一下这个孩子。”那个警官以为她说的是自己受了重伤的儿子，于是答道：“救护车的医生和护士会尽力救他的。剩下的就只能看上帝的安排了。”那位母亲指了指坐在巡逻车后座上的嫌疑犯：“我说的是那个司机。我们宽恕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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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后来法官判决减刑，威廉姆斯坐了几年牢后就被释放了。他的案子后来成为反对三振出局法运动的一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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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共和军每天都会组织人们乘坐巴士去贝尔法斯特城外的监狱。仿佛那监狱就像是一座游乐园。“在天主教聚集区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父亲、兄弟、叔叔或者堂兄弟被关在监狱里，”政治科学家约翰·索尔（John Soule）提到北爱尔兰问题时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人会学着将被监禁看作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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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弱者如何找到优势，反败为胜？ 第九章 安德烈·特罗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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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有必要告诉您，我们之中也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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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德军允许法国人在维希组建政府。政府由法国“一战”时的英雄马歇尔·菲利普·贝当（Marshal Philippe Pétain）元帅领导。他是一个独裁者，拥有最高权力。贝当和德军积极合作。他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原有岗位。为了废除反法西斯法律，他围捕法国的犹太人，将他们关进拘留所；后来又采取了12项其他措施，这些措施或大或小，其中也包括要求法国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对着法国国旗敬法西斯军礼——抬起右手，掌心朝下。在德国占领法国时期，很多政策都被调整了，每天早上对国旗敬礼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小事。大多数人都顺从了；但不包括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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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尚邦是维瓦赖高原的12个村庄之一。维瓦赖高原是一个山区，位于法国中南部，离意大利和瑞士边境不远。勒尚邦是一个偏远的村庄，离它最近的城镇也远在山那边，有几英里远。该地区为农业区，松林周围都是农场。几个世纪以来，勒尚邦一直是持不同政见的新教教派的聚居地——其中最重要的教派为胡格诺派。当地的胡格诺牧师名叫安德烈·特罗克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周日，特罗克梅在勒尚邦的一所新教教堂布道。“爱我们的敌人，宽恕我们的敌人，好好对待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责任，”他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不能逃避。当敌人命令我们遵守那些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时，我们一定要抵抗，但同时也不恐惧，不骄傲，不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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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政府的敬法西斯军礼政策在特罗克梅看来，就是“与福音书背道而驰的命令”的典型例子。早些年前，他和另一位牧师爱德华·泰斯在勒尚邦创办了塞维诺中学。他们打定主意，不在塞维诺树立旗杆，也不让学生敬法西斯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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