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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狡猾的贝尔兔给狐狸下套一样，狐狸做了贝尔兔想要它做的事情（例如，兔子求狐狸把它绑起来），马丁·路德·金和那些精明的顾问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是如此。他们因此让“公牛”康纳做了他们想让他做的事；把这么多的黑人示威者抓进牢里不仅会引起国民的注意，实际上也使得伯明翰政府无法继续逮捕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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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见Trudier Harris,Martin Luther King, Jr., Hero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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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歇特和马丁·路德·金关于普里谢特结婚纪念日的对话在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作品中有述，My Soul Is Rested: The 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Deep South(Penguin, 1983), 3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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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解释为什么运动需要“公牛”康纳反击的内容（“那也就没有什么运动、宣传了”）摘自迈克尔·库珀·尼克尔斯（Michael Cooper Nichols）的作品，“Cities Are What Men Make Them: Birmingham, Alabama, Face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63,”Senior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1974, page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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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对康纳出动犬牙团的反应（“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在James Forman的作品中有述，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 A Personal Account(Macmilla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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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责备《生活》杂志记者的话（“所以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自Gene Roberts、Hank Klibanoff,The Race Beat: The Press,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and the Awakening of a Nation(Random Hous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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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露丝玛丽·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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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吧”出自Peter Taylor,Brits(Bloomsbury, 2002), pag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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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和小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撰写的如何对付叛乱的作品，请参见Rebellion and Authority: An Analytic Essay on Insurgent Conflicts(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0)。“分析基础”出自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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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弗里兰（Ian Freeland）的描写请参见James Callaghan,A House Divided: The Dilemma of Northern Ireland(Harper Collins, 1973), page 50。弗里兰和政府官员、记者看起来像是“在猎虎的英国统治者”，请参见Peter Taylor,Provos: The IRA and Sinn Fein(Bloomsbury, 1998), pag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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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麦克斯蒂奥芬（Seán MacStiofáin）革命是由愚蠢、粗暴的政府挑起的理论请参见Richard English,Armed Struggle: The History of the IR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age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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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合法性原则。其中有三个特别值得一提：请参见Tom Tyler,Why People Obey the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Kennedy,Deterrence and Crime Prevention(Routledge, 2008); Lawrence Sherman,Evidence-Based Crime Prevention(Routledge, 2006)的合著者。这里我又举了另一个合法性的例子。以下为2010年发达国家排名表，是根据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得出的非公开结果。也就是说，有些国家的居民为了避税采取了瞒报的方式。这是对比各国纳税人诚信度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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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7.8 芬兰 14.3 瑞士 8.34 丹麦 14.4 奥地利 8.67 德国 14.7 日本 9.7 挪威 15.4 新西兰 9.9 瑞典 15.6 荷兰 10.3 比利时 17.9 英国 11.1 葡萄牙 19.7 澳大利亚 11.1 西班牙 19.8 法国 11.7 意大利 22.2 加拿大 12.7 希腊 25.2 爱尔兰 13.2 这个表出自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的文章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Germany and other OECD countries in 2010（未出版，修改版，2010年1月）。这张表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美国、瑞士、日本的纳税人都很诚实。西欧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是如此。而希腊、西班牙和瑞士则不是。事实上，希腊的逃税额太高，导致了国家赤字；因为赤字太大，希腊这些年一直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只要希腊人遵守法律，上缴应缴的税额，他们的国家就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为什么美国人和希腊人相比，会那么规矩守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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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和沃尔夫会说原因就在于在美国逃税的成本比收益高：如果美国人作弊的话，他们被抓到，并被处罚的概率很高。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美国，每年审查的纳税申报单只有1%多一点。是很少的。如果美国人少报收入被抓到的话，最通常的处罚就是补缴应缴的税款，外加适当罚款。很少有人因此坐牢。如果美国的纳税人理性行为——根据莱特斯和沃尔夫的定义，美国的逃税状况应该十分猖獗才对。就如税收经济学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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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率只有1%的国家和地区，你的作弊机会高达90%，甚至更高。假如你说你的收入只有1美元，那么你要交30、40美分的税。而假如你不申报这1美元，你有可能会因此被抓。但是概率只有0.1%，甚至更低。如果你被调查的话，美国国税局（IRS）会对该收入是否属于境外收入进行认定。如果不是，你需要多缴约10%的税。如果政府审查了你的纳税申报单，发现你骗税，你需要多缴约75%的税。所以被抓到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作弊的成本相对来说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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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美国人不作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是合法的。当人们看到每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时；当他们有发言的机会，且政府能听到他们的意见时；当规则保持大体不变时，——今天政府这么对待你，明天政府依然会这么对待你时，人们就会接纳当权者。合法性的基础是公平、可发言和可预见性。虽然美国人总喜欢抱怨美国政府，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在这三个方面做得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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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希腊，其地下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三倍多。这并不是因为希腊人比美国人不诚实。而是因为希腊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相比，缺少一些合法性。希腊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该国的税制十分混乱。富人可以得到特殊的税率。假设你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税制公然不合法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任何公平可言，政府听不到我们的意见，规则总是时刻在变的国家中，我们也一样不会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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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爱尔兰游行季的论述请参见Dominic Bryan,Orange Parades: The Politics of Ritual, Tradition and Control(Pluto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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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蒙德·哈米尔（Desmond Hamill）对北爱尔兰地区英国军队的描写，请参见Pig in the Middle: The Army in Northern Ireland 1969–1984(Methuen, 1985)。那首小曲（从“8月15日”开始）摘自18页。“爱尔兰共和军（IRA）……反击”摘自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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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北爱尔兰问题引起的死亡人数和暴力犯罪数据，请参见John Soule, “Problems in Applying Counterterrorism to Prevent Terrorism: Two Decade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 Reconsidered,”Terrorism12 (198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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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兰将军袭击楼而菲地区的描述出自Seán MacStiofáin，在Seán Óg Ó Fearghaíl作品中有述，Law (?) and Orders：The Story of the Belfast Curfew(Central Citizens’ Defense Committee, 1970)。帕崔克·埃利曼之死的细节描写摘自14页。想了解更多关于宵禁的内容，可参看Taylor, Provos。穿着睡衣的男人的细节描写出自Nicky Curtis,Faith and Duty: The True Story of a Soldier’s War in Northern Ireland(André Deutsc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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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维尔玛·德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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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三振出局法历史的作品有许多，其中一些比较主要的：Mike Reynolds、Bill Jones、Dan Evans,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he Chronicle of America’s Toughest Anti-Crime Law(Quill Driver Books/Word Dancer Press, 1996); Joe Domanick,Cruel Justice: Three Strikes and the Politics of Crime in America’s Golden Sta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Franklin Zimring, Gordon Hawkins、Sam Kamin,Punishment and Democracy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in California(Oxford, 2001); George Skelton, “A Father’s Crusade Born from Pain,”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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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斯科特·德克尔（Scott Decker）对持械抢劫的罪犯的采访请参见Armed Robbers in Action: Stickups and Street Culture(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文中列举的评论摘自120页。赖特和德克尔的著作特别引人入胜。以下也是他们提出的犯罪心理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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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持械抢劫的罪犯也不会去思考被抓到的问题，因为这类想法会让精神处于极度忧虑的状态。他们相信，甩掉这种忧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忘记风险，将一切交给命运。其中有个罪犯是这样说的，“我不能完全跳开被抓的这种想法，因为你还是会担心自己被抓。”几乎所有的罪犯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不仅在要有压力的情况下迅速地拿到钱，而且无疑要采用非法的手段去拿到这个钱。如果一个人，他除了犯罪别无他法，那显然犯罪对他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罪犯在犯罪时通常会忽略掉风险，而优先考虑到回报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宁愿冒着被抓和被关押的风险，也不愿因为破产东奔西跑，也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这种想法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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