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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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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几年来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批评，没有他/她们以各种方式的支持和督促，这里的许多文字或现在以文字表现的思想最多只能私下交流。除了感谢丁小宣、方流芳、冯象、葛云松、贺卫方、梁治平、刘星、刘燕、强世功、舒国滢、宋军、张志铭、赵晓力、郑戈以及法学界其他一些无法在此一一提及的朋友外，我还必须感谢邓正来、黄平、盛洪、沈元、孙歌、汪晖、王铭铭、杨念群、张曙光、赵汀阳等其他学界的朋友，感谢许多杂志的编辑，这里许多文章都是他/她们“逼”出来的。我要感谢我的许多学生，这里的许多内容都曾以讲课或讲座的方式讲授过，受到他/她们的评论和质疑，其中有些对我是有启发的。我还必须感谢本书的编辑杨苗燕女士，没有她的二次“逼迫”，这些当年被“逼”出来的文字，也许还得等两年才会变成一本书的。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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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感谢我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兄妹和我的女儿。然而，我已经无法表示谢意的是对我的父亲，他不久前去世了。除了其他影响之外，父亲对我走上学术之路也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的许多文字他都曾细细读过，甚至是在他病重住院期间，用着放大镜；也许他并不都能理解儿子的专业，但我知道，他曾为此自豪和骄傲。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水盈眶……中国人的习惯是，许多感情话不对最亲近的人说；等到想说的时候，却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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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当下中央电视台一个关于下岗再就业的公益广告中的话，“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使我不敢停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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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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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30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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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增订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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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1999年出版，首印3000册，据说重印过3000册，市场上却一直少见。不时有学生询问。曾托刘星学兄几次督促，但也只是督促而已。想改版，除人懒、怕麻烦外，因在版权期内，若手续不齐，没有书面证据，还怕成了被告——侵犯了出版社的知识产权。与此经历类似的还有同一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阅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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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的版权期总算过了，于是有了这本增订版《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除了仍有市场需求外，出版增订版主要不是因为“敝帚自珍”，而是因为这些文章——即使一些类似时评的文章——中触及的诸多社会和学术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八年的时光更验证了当年的一些粗陋分析和预测。它们不合时宜，却因此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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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增订版与初版还是有较大区别。首先是校订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制度”一文原副标题“马歇尔（应为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故事”；甚至被人转到网上，真可谓“谬种流传”。其次做了某些文字修改调整，力求明白流畅，一些文章增加了相关背景介绍，也恢复了某些文章发表时省略的某些注释。但最大的改动是文章的增减。“为什么‘送法上门’？”和“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原先是当时设想中的《送法下乡》的两章，如今让它们归队，不再收入；初版的五篇书评文章已收入书评集《批评与自恋》，本来也不打算收入，但为保持整体结构，只删了两篇。增订版因此保留了原书11篇文章，新增了14篇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新增文章的追求、思路和风格与原书基本一致；也仍按原书结构大致分为三编：关注社会现实、反思法学和读书，尽管这三方面很难严格划分。想过改书名，但还是保留了，主要怕蒙读者多花钱。这样的交代可能有利于买书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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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初版以及各文中致谢的朋友外，我想特别提一下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编辑，谢谢他的大力督促；否则，惰性会一直拖住这个增订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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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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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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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原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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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汇集了我近两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有两篇曾收入早该出版但因出版社拖沓至今尚未出版的《阅读秩序》一书中。文章大致分成三编。书名则取自集中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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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主要是关注一些社会和法律的热点问题，诸如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婚姻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送法下乡、科技与法律以及司法审查和制度形成的问题。当然都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试图从一个角度切入进行学理的然而可能对社会实践有影响的讨论。写作这些论文，我寻求的不是上帝的眼光，而是带着普通人的常识，以法学家的冷酷眼光来考察。可以说，这些论文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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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的关注当然应当包括对自己所在的学科和学术活动的关注和反思。特别是在目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已成为流行话语，法律和法学行当非常热门的今天，这种反思甚至格外必要。正如一些清醒的经济学家所言，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经济学研究的功劳一样，我也一直很怀疑法学家是否有能力担当起建设法治的任务。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法治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法学家的工作大致只是对这一事业的正当化和理解。因此，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中国社会变迁中反思法学的特点，反思中国近代法学形成，乃至反思法学研究及其方法，不是多余的，而是法学家必须经常扪心自问的。这并不是说法学家可以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生关怀，而是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知识的界限。这是康德的问题，可能太哲学化了；但至少我们应知道如今不允许作虚假广告，声称自己有包治百病的宫廷秘方呀！否则，就有乘机攫取私利或推销假药的嫌疑。这种“自我审查”是否会对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呢？我认为不会，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说一切事情，总是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不能因为市场销路好，就萝卜多了不洗泥；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不仅害人，而且最终只会砸掉自己的饭碗。第二编的文字就是这样一类对于法学自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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