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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例如，美国学者对无过错离婚的经济学研究发现，这一变革本身并没有增加美国的离婚率，请看，H. Elizabeth Peters, “Marriage and Divorce: Informational Constraints and Private Contracting,” 7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37 (1986)。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但是从理论上看，这与科斯定理——只要交易费用低，法律对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就不大可能对资源配置有重大影响——是一致的。事实上，中国的几次离婚高潮都更多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是社会变动的结果，而不是离婚原则变动的结果。离婚原则的变动仅仅改变了离婚的难易程度，改变了离婚双方“侃价”时的相对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有形财富分配而已，而这才是婚姻法修改更应当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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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例如，目前报纸上绝大多数所谓基于民意调查的讨论，根据都是零点-搜狐网上调查系统（http://www.sohoo.com.cn）1998年9月下旬进行的一次网上调查，共有7852人参加了调查。但是，若是以这个调查作为民意的代表取样，显然太离谱了。可以推定，参加网上调查的绝大多数都至少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工资或家庭条件比较或相当优越，并且更多是中青年男子（因此性欲更强）。若是以此作为“人民”或“大众”的代表，即使不算是强奸民意，那也至少是忘记了“沉默的大多数”。有关数据的分析，请看，“大众评说《婚姻法（草案）》”，《长江日报》，1998年10月23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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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大众评说《婚姻法（草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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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1]——从戴安娜之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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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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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基督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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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30日午夜，备受公众和传媒（或者应改为传媒和公众？这是一个问题）关注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2]一个星期之后，英国举行了据称是继丘吉尔之后20世纪最隆重的葬礼。备享哀荣之后，戴安娜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然而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仍为她和她的死不安，以至于远在东方的《天涯》杂志为此要编发一个专题，以至于我这个只能算知道戴安娜名字的法律教授也居然开“机”，而不是提笔，为她的死写下这篇并不仅仅关涉法律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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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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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将戴安娜之死归罪于传媒；戴安娜之兄查尔斯·斯潘塞更明确指责报界手上有戴安娜的血。但是，这种情绪化语言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本身的考察，以至于走进了语言构建的迷宫。只要仔细看一看有关报道，就会发现，即使是那几位追逐戴安娜的摄影记者，也没有造成戴安娜的死亡，最多只是引发戴安娜死亡的因素之一。司机体内的过度酒精（超过“正常”范围三倍多），超高速行车（时速160公里），以及死者未系安全带（唯一系了安全带的保镖活了下来），我想，如果不为感情迷惑，任何人都可以判断，这些才是造成车毁人亡的真正的和最根本的原因。酒后驾车和不系安全带与“狗仔队”的追踪毫无关系，却为法律甚或现代公共道德所不容；高速行车也许与试图摆脱记者有关，但这也不足以构成在市区违章超高速行车的一个充分理由或借口；毕竟，可厌的狗仔队的亮闪闪镜头并不是匪徒的黑洞洞枪口。因此，就戴安娜之死而言，我认为，承担主要责任的应当是酗酒的司机，以及要求或至少默许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高速行车的多迪和戴安娜。说记者杀死了戴安娜，如果不是非常不公平，那也是一种修辞。事实上，法国警方也仅仅宣布对这些记者是否构成“非故意杀人”或“见死不救”进行调查，至于能否提出指控，即使提出指控后能否最后认定，都还是问题。如果事实真的大致如新闻报道所言（我的判断还是将不幸地取决于传媒），那么，我敢预言，对这些记者将不了了之；他们最多只会受到一些象征性的处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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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试图为这几位摄影记者开脱责任。就这一事件而言，他们确有“责任”。他们的令戴安娜讨厌但难以逃避和躲藏的镜头；车祸发生后他们没有首先救人（尽管这仍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法律责任，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是强制性的），却抢着拍摄可供发表赚钱的照片；他们甚至可能妨碍了救援人员的及时救助；这些也许都是他们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应当受到某种行政和/或职业的惩处。但这都不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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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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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人们会谴责这些记者，甚至称传媒杀死了戴安娜，称他们或它们对戴安娜之死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人称这些记者要对司机和多迪之死承担责任？公众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的厚此薄彼？又为什么会对上一节所述的、明显于他/她们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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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只能结论说，公众谴责传媒并不是因为它造成了戴安娜之死——尽管是因为戴安娜之死。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可以看到公众对传媒的谴责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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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不到二十年间，人们几乎是看着戴安娜如何从一个美丽、青春和清纯（这两个词居然同音，也许这意味着两者在现实世界的联系和语词上的同源？）的平民少女成为高贵的英国王妃，成为两个可爱王子的母亲，成为一位在全世界的慈善事业都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拥有一切可能被人们视为与幸福相联系的“东西”，几乎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从她身上发现自己的某些憧憬和梦想。然而，人们又几乎是看着这位有一切理由得到幸福的女子的幸福如何烟消云散：夫妻反目，丈夫“不忠”，本人承认与他人“有染”，婚姻破裂；当命运似乎开始转机，爱情重新降临之际，在一个青春已逝、美貌犹存的中年，却突然死亡。这一切已不仅是她的不幸，已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关于人类个体命运无常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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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通过媒体直接展示在人们眼前。当传媒创造了可爱和令人怜爱的她的时候，实际上是创造了大众与他/她们所钟爱的形象之间一种难分难解的情感关系。所谓“可爱”和“令人怜爱”并不是一种由某人占有或天然具有的“物”或“品质”，而意味着一种关系，一种诉诸怜爱者自身情感的关系。因此，在传媒中，当人们看到戴安娜的青春和爱情均在逝去，婚姻在破裂，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承认“有染”，为记者所纠缠和困扰，并且是“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4]，以及当她最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香销玉殒——这一切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自己想象的美与善的逐步毁灭，人们愤怒了。他/她们需要保持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戴安娜对她自己的死可能具有的责任势必成为这些人的盲点），需要情感的排解。人们无法苛责同为死者的司机和多迪，因此，与戴安娜之死有某些、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关系，同时也确有某些道德缺失的记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传媒就很“自然地”成为受谴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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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层面上看，戴安娜之死引出的谴责传媒似乎更多是因为社会失去了一个他/她们喜爱的人物，必须寻找几只替罪羊。这只羊，一方面掩盖了本文一开始指出的死者本人的过错，使其死显得更为无辜；另一方面，更保持了一个由传媒和大众合谋创造的完整的美丽、善良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来填补社会的失落。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要说，人们不是为戴安娜伤悲，而是为他/她们自己失去了一个偶像伤悲，为他/她们自己并不意识到的残酷的善良或善良的残酷而伤悲。这并不是说有公众有意这般行为（但也不排除有人利用这一事件），而是说社会本身会有这种集体下意识的反应。这就是戴安娜死亡之地的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一个世纪前就曾指出的一类普遍现象：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找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5]只要看一看，人们将所有悲伤都倾给了戴安娜，而不是倾给同样无辜甚或更为无辜的多迪，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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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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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围绕戴安娜之死的社会心理，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公众对传媒的指责很容易过分（因此，传媒并非无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传媒机构和传媒人士都以刺探戴安娜或其他名人的私隐为工作中心，骚扰戴安娜的主要是一帮自由摄影师和小报记者。大的传媒机构，即使有时也关心和报道了戴安娜的私隐，并在特定意义上参与了制造戴安娜的痛苦，但它们一般并没用令人反感的方式获得有关信息，也不渲染，而是有自我约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戴安娜死后，有记者试图向某大报高价出售戴安娜奄奄一息的照片，就被该报拒绝；传媒界也有人对这几位狗仔记者行为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反思。这都表明，就整体和就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人不一定比普通人更缺乏道德感和道义感；当然，这也不意味或隐含着另一个判断：就整体和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道德感比普通人更高。问题是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传媒；那样的传媒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传媒”这个词实体化之后给人们的一个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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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报纸和小报有比较严格的区分，那些不择手段刺探和公布名人私隐的往往只是小报。一般说来，大报和电视台比较严肃，尽管有时也会有越界的或打擦边球的行为。将这些不同的传媒机构或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范畴来加以谴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不能因为出了一个希特勒，所有的德国人就都得对希特勒的罪行负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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