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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反身自问一下，我们许多人、甚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种希望了解他人隐秘的欲望。[6]记得上研究生时，我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来访，顷刻间，几乎所有同学，包括平日最憨厚的同学也都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以倒点开水、找点饼干之类的借口，都跑到我的宿舍来看一眼，弄得不谙人情世故的我莫名其妙。一般说来，这种好奇心既无恶意，也无恶果，相反可能是出于一种关切，一种友爱（因此，只有“追星族”才会将心中偶像的所有鸡零狗碎都牢记心中）；但这已是一种人性的证明。这种好奇心或欲望是如此强烈，其力量有时会非常强大。即使是其“原始”形式，例如乡村、单位或隔壁邻居的风言风语，也造就了古已有之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和“人言可畏”的名言。现代社会的市场更是将这种分散的欲望集中起来，规模化地生产，规模化地消费，并且以这种生产不断创造新的消费，这种本来并不必然“恶”的欲望因此具有了一种非常压迫人的力量。在这里，市场只是一个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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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推理。我敢保证，在沉痛哀悼戴安娜的人群中，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都从或爱从各种小报上了解戴安娜的“个人情况”（私隐的一种比较中性的表述），而其中最为哀伤的人也一定是平日最关切戴安娜轶闻秘事的人。如果没有一种深厚的关切，没有一种相当程度的了解，一个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某人，更不会为之哀伤流泪。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听到戴安娜之死的心境——无动于衷。应当说，他/她们的这种欲望并不低下，也不必然具有伤害力。但就是这种无害的欲望培养了、促成了那种有害的小报和令人讨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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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表面看来悖谬、实际统一的现象。正是公众的关切、爱戴引发了或至少是加剧了戴安娜生活的悲剧和痛苦，引出了那比好莱坞警匪片更为狂野的公路追逐。葬礼上的泪水和街头的小报都源自那种窥探私隐的欲望，是同一心理在不同场合的表现。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人心险恶”的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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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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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人心险恶”，我们也许应当对传媒加以某些必要的限制。然而，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比较详细地分析过，这种限制有可能损害另一种同样值得保护的价值，在此不再赘述；[7]而且，就限制追踪名人私隐问题而言，除非这种限制铭刻在记者灵魂中，否则很难实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原因除了上一节指出的人性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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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名人和名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传媒谋求各种利益，这也包括不幸的戴安娜本人。在这个意义上，戴安娜以及其他抱怨传媒侵犯私隐的名人往往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我并不是指戴安娜承认婚姻期间与其骑师“有染”之类的事，而是指她在许多时候并不拒绝传媒；她不仅利用过传媒，而且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大力玩过传媒这把“火”。在一定意义上，公众面前的那个“人民的王妃”（英国首相布莱尔语）的形象就是她与传媒的合谋。例如，为了捐款，她拍卖了个人晚装，创造了时装拍卖的最高价。这并不是因为她个人的晚装本身特别昂贵，而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她利用了自己对于传媒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也利用了传媒塑造出来的她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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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福柯指出的那种权力的逻辑：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会发生流变的关系。[8]当你利用了传媒，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被传媒所利用；当你通过传媒说话，传媒也在通过你增加了自己的影响。你不可能玩弄传媒于股掌，让它仅仅听命于自己，只获得传媒的好处，而拒绝曝光的不利。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从来都只能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尽管玩火者并不必定都自焚，灼伤却难以避免。对于那些准备利用传媒的人，那些急于出名，急于“包装”自己、出售自己形象的人，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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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传媒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尽管集团内部也有利益的冲突。多年以来，传媒不仅给自己戴上了“无冕之王”、“第四权力”、“舆论监督”之类的政治的和道义的桂冠，而且创造了一个利润巨大的市场。传媒不断预测、顺应、塑造乃至创造消费者的口味，不断替消费者选择、创造着他/她们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偶像，思考着如何将之“包装”，如何将之“推出”。在这一背景下，我甚至怀疑，前面提到的那家声称自己拒绝刊登戴安娜之死的照片的报纸，以及目前传媒对戴安娜之死的自我“反思”，不是另一种有意的甚至是下意识的自我炒作，不是传媒自我形象的另一种塑造和强化，不是媒体权力的另一种行使和对这种行使的另一种正当化。哦，这样的分析也许太刻薄、太冷酷了；但是，如果社会本身比这还“刻薄”、“冷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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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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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创造了私隐概念，创造了私隐权，[9]私隐由此得到了更多保护；许多善良和天真的法学家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为什么要创造私隐概念？只要我们睁眼看一看，正是那创造了私隐概念和私隐权的社会条件也创造了私隐概念发生的前提以及私隐权的另一面——黑暗和残忍的一面，即对私隐的残酷剥夺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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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初民社会、乡土社会中确实很难有“私隐”。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很难发生这样的概念，也不可能产生作为权利得到法律保护的私隐。[10]但这并不意味不存在作为事实的“私隐”。没有现代传媒，信息和知识基本是口耳相传，许多事都局限于各个不同的“圈子”内，事实上的“私隐”随着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而存在。而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一个私隐概念，也许并不是因为传统社会中没有私隐，很可能恰恰是由于传媒的出现、市场的出现，市场和传媒的结合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压迫人的力量不断且很容易侵入个人、家庭的私人空间。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将私隐作为一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将一部分个人生活置于他人和公众的干预之外，也许恰恰是反映了私隐已经稀缺。但是，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不也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剥削的界限吗？而且这条界限还可以在实践层面不断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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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悖论：一方面，我们不能当面问一位女性的“芳龄几何”（这在中国的城市地区，恐怕也只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电影甚或电视中看到那些很难和孩子、父母或朋友一块观赏的“镜头”，在街头巷尾，在网上，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那以最现代方式展示的人最原始的隐秘的音像资料；一方面，在美国，女性人工流产已成为受宪法保护个人的私隐权，[11]而另一方面，这种权利却一次次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公开辩论后由大法官来确定，不时还有国会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一方面，同性恋被认为是个人的私隐，而另一方面，同性恋者又为他们法定权利和婚姻而招摇过市，走上街头和议会。请注意，我并不是指责什么，也不意图指责什么，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也许并不糟糕的社会。我仅仅想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分裂。而传媒，如果一定要说它的功过，那只是强化了、加剧了这种分裂，并将这种分裂的艰涩和痛苦以更强烈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又毫不悔改地继续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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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不仅触动了公众与戴安娜之间难以分解的情感关系（因此不存在这种情感关系的多迪和司机被遗忘了），还伴随了一种困惑和发泄；因此，本文第一节所辨析的戴安娜是否真的为传媒所杀，这个问题对于公众其实并不重要（而仅仅对那几位倒霉的狗仔队记者重要）。由于传媒曾展示塑造了一个幸福的和一个痛苦的戴安娜，我们也的确可以说是传媒杀死了那个作为符号的戴安娜。在一片对传媒的谴责中，因此，我听到了生活在传媒时代的人们对戴安娜悲剧引发的对人类自身荒谬、悖论式的难堪境地的质疑。戴安娜的生和死正是这样一种现代人类生存境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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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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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已死了，她曾面对的问题还活着；她的灵魂安息了，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还焦躁不安。的确，“死并非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这些问题不会因她的死而消失，也不会因反思她的死而消失，我们还必须活着、思考和选择。而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些文字不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剥夺和消费着戴安娜之死这样一个私隐，参与塑造着这一作为公众事件的个体死亡？我的文字将通过传媒发表出来，读者你也将通过传媒阅读这些文字。当我领取稿酬之际，我难道不正以另一种方式剥削着死去的戴安娜的私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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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都已深深嵌在这个使戴安娜不幸的现代世界之中了，尽管我们似乎是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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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0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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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天涯》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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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安娜王妃1961年7月1日出生于一名英国伯爵家庭。她幼年父母离异，学业平平，甚至没能读完中学；在一家贵族幼儿园当老师期间，她同英国王储查尔斯相遇并恋爱；之前没有交过男朋友。1981年7月29日她同查尔斯王子结婚，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用33种语言向世界转播了这个20世纪最隆重的婚礼，全球7亿多观众观看了直播。婚后，两位小王子威廉和哈里先后出世。戴安娜几乎重现了一个20世纪的灰姑娘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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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媒体开始关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婚姻中的麻烦。1992年出版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称查尔斯长期有婚外情，戴安娜曾因此试图自杀。1992年12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在下院宣布，王储和王妃正式决定分居。1994年6月29日，在电视采访中，当着1270万观众，查尔斯承认自己对戴安娜“不忠”，与已婚的卡米拉有25年之久的感情。同年10月3日，前英国皇家骑兵队军官詹姆斯·休伊特出版《爱河中的王妃》，以300万英镑出卖了他与戴安娜长达5年的恋情。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在全球2亿电视观众面前，剖白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怨，承认曾患易饥症试过自杀，与休伊特通奸，对丈夫不忠。伊丽莎白女王忍无可忍，于1995年12月20日公开责令查尔斯和戴安娜“尽快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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