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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日中国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有序，是一种昔日或外国经验及其抽象也无法涵盖的有序，并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有序，将之固化、僵化并神话。无序和有序是相对的。可以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秩序还只是一篇草稿，段落与段落之间无论在气脉上、文字上都有不衔接的地方，有病句，有修辞不当，有重复，还有误植的字和标点，甚至某些段落、句子含混不清，错误百出，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和把握。感受到这种无序因此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和可能修改文章。即使大名家的文字初稿，也未必不会出这种毛病。倚马可待、七步成诗，恰恰是因为其罕见，非常例或通例，才得以成为美谈。中国今日的无序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种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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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学者，由于他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对无序的感受往往更为强烈。这极其重要，他是一个认真、诚实但有时也许有点认死理的读者，他要改正病句，要删掉那些至少在他看来是多余的废话，他追求一种完美。在今天，这种人是极其需要的。需要并不是因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这种人少了（我从来认为，能够被市场经济卷走的也许从来不是这种人；请注意，这句话也绝没有抬高或贬低某类人的意思，仅仅是一种类型划分），而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一些人来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或能及早提醒众人一些问题，因此可以扮演一个他可能扮演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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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但我必须首先是在理解中国社会发展这本书自身的内在语法之后才可能真正做好，否则我们就可能会犯诸如“这里应当用‘is’而不能用‘是’”之类的错误。除非我真相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法、章法和文法，我无法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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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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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想修改文章，他们也正在以自身的言行进行着这种修改。但认真说来，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在修改这篇文章；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他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修改着这篇文章。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不那么自信地说——更可能只是在解读这篇文章，发现文章的章法结构。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中国社会变革的理性化、正当化的过程，不仅为了对他人、对世界，也是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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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知识分子以其理性构建社会秩序的力量，我抱有一种温和的怀疑态度。知识分子的事业无疑是重要的，但又有谁能令人信服地说哪一个行当（而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不重要？在民主、平等成为一种信仰甚至意识形态的时代谁又敢说哪一个行当的事业不重要？！而且说又有多大的用处？中国凤阳县的十几户农民的行动，以及此后几年间亿万中国农民的活动引起了当代中国农村的一场深刻革命，改变了土地的产权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组织制度，且不说对当代中国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冲击。请注意，他们改变的是一种制度，突破了一种秩序、一种游戏规则，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秩序和游戏规则。而当初人民公社制度的设计者、决策者和论证者也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些大学问家。当然会有人争议知识分子的界定。但如果不是将知识分子的名号当作一种专利或营业执照，只发给你我认可的一部分人，或发给狭义上的知识界人士的话，那么在任何意义上都应当承认许多政治家也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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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不敢或准备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仅仅是想切合实际地为自己生命和职业的意义定个位。弗格森说：“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2]在我看来，这里的“国家”可以被置换为制度、秩序、法律、市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学者活动的结果只是关于它们的理论。尽管在学术逻辑上可能后者是前者的原因，但在社会生活中却不是，一般不是，或不必定是（在严格意义上，我甚至不接受相反的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秩序的发生也许和语言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也很相似，是一种不根据前提的推理（Non Sequitur），不存在事先的严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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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理论的产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现实是原因，理论是其结果。但也仅限于此。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可能把理论视为社会现实的对应或图画，进而把理论的逻辑视为社会的逻辑，理论上的关联视为社会的关联，从而落入为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的语言图像说。在我看来，任何理论，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都仅仅是一种正当化的过程。作者也许力求再现、并自以为已经真实再现社会，其实他或她的理论是独立的存在。理论有时对实践起作用，但这并不是因为理论真实再现了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实体，[3]而只是它有这种效用。就过去的经验看来，具有这种效用的理论，也不必须是对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的真实再现（想一想已被哥白尼“推翻”的托勒密天文学对航海者的效用，想一想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我的这种观点似乎过分贬低了理论的作用，但结果可能相反。这种观点恰恰提出理论自身存在的意义，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再现现实——否则，至少未来学或神学对许多学者或许多人都没有意义了——而在于其自身，在于其解释力、预测力或其他效用。从这一维度上看，社会科学理论和艺术也可以归为一个类型，都超越对错。此外，这种对理论自身的怀疑主义观点也为学术上“毋必、毋固、毋我”提供了一个基点，至少我们不会因为诸如“经济理性人”的假定不“真实”而试图彻底废弃基于这一假定之上的某些学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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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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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也许保守、然而未必是缺乏雄心大志的任务：阅读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秩序，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实际的制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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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秩序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是人们在自身行为方式变化后相互之间的预期和行为方式的磨合；这不是个别人的才智或洞察力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这并非推卸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员对社会的责任，而是因为有些工作（例如必要的磨合时间）实在是超越任何个体能力的。此外，真正负责任的履行都必须以了解任务为前提，不了解情况下的“履行”是对己、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即使没试图从中渔利的话，那也是头脑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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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能读懂就很不简单。许多年前，我曾听说过一个传闻，说是某个日本人评论说近代以来只有两个半中国人读懂了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还有半个是蒋介石；[4]我当时心里一惊，有康德所说的那种仰望星空之感觉。如今，对这种评价已知道如何反诘，诸如“一家之言”，还可以施用庄周和惠施论辩的战术。然而当年的那种感觉难以磨灭：要读懂一个社会，谈何容易；即使读懂一个侧面，也不容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来读，还能靠谁吗？如果这个也不读，那么我们又还能读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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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26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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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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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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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要简单看看、想想，就会明白，一旦是再现的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谁也不可能再现“真实”；“再现真实”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或一种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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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日读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页456）提到蒋廷黻曾说：“近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倾向反倒瞠目茫然”。意思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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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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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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