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681612
1702681613
有些人也许就这样永远变了。但也有不少人，其实骨子里没有变多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许仍然喜爱故乡的秦腔、花鼓戏或者是那种有头有尾的、讲故事的电影，而不是《费加罗的婚礼》或《胡桃夹子》；也许喜爱的是陕北的“酸曲”，而不是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也许是民间的剪纸甚或是近代从西方引进但已经构成当代中国现实一部分的写实主义油画，而不是莫奈或毕加索；喜欢金庸的小说，而不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不是《审判》，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且，说不定哪一天，他被压抑的偏好都会重新显现出来，如果环境允许的话。当他因无法获得认同而心灰意懒因此不再追逐周围的承认时，或者相反，当他已功成名就而人们追求他的认同接受时，他就不再谈论这些了。如果他追求的女孩子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他就不会再买一束玫瑰花，也忘记了情人节。他的“劣根性”暴露无遗了。注意这里的引号。
1702681614
1702681615
这种现象在近代以及当代中国都不少见，可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少见。我也不想简单地对此说好说坏。也许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就是在这种“假白领”的摇摆中发展起来，变得日益现代化或“西化”了；也许今天许多外资企业、许多国家机关和单位也都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真的有这种必要吗？这种模仿和学习，注意，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和学习，这种谈资话题上的模仿和学习，这种举止做派上的模仿和学习，到底有什么效用？对人类社会有什么福利的增进？以及，如果确实有，又是对谁的效用？
1702681616
1702681617
我并不反对西方的文明，我也不反对一个人更文明起来，谦和礼貌，博闻强记；特别是如果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但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不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同时也没有或未必增进社会的福利，相反仅仅是为了遗忘现在的自己，为了疏远社会，为了脱离日常生活，仅仅是为了一种风尚，那么我觉得这种表面看来很个人性的、实际加总起来是社会化的大规模投资，从长远看来，是没有多少效用的，没有多少福利改善的。它甚至是压迫性的。它不仅压迫自己，甚至也压迫他人。我曾经见到自己的一些同代人，为了圆自己的梦，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小提琴；仅仅是为了圆自己年轻时代的梦。孩子成了父母自我心理补偿的工具。
1702681618
1702681619
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畸变。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这种表面的知识的交流和互惠中实际隐含了一种文化的自我殖民、自我压迫和消灭。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个人选择有关，我不想干预这种个人的选择；如果硬要说这是悲剧，那么到处都有这种悲剧，因此，没有太多的大惊小怪的必要。
1702681620
1702681621
我关心的是这种也算是知识交流之现象的背后，关心的是——在我看来——理想的知识交流和互惠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一般地、非语境化地谈论知识的互惠。这个条件就是知识生产和输出的更大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还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国家之间的，文明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并不真正基于知识的“真”和社会效用。没有经济实力的大致平等，哪怕同属于生活习惯和便利的知识，也还是会有些人的这类“知识”更有市场价值，而另一些人的则没有很多市场价值；由此而来，也就没有对自己的自信以及对他人和自己的适度尊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互惠，有的只是看似互惠背后的单向度强加和自我强加，有的只是认同的自我改变，有的只是文化的自我消灭。40年前，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前，韦伯的学说几乎是亚洲学者头上抹不去的一份阴影；而1970年代以后，韦伯关于儒家学说的观点至少受到了某种挑战或调整。人们至少不再一般化地认为儒家学说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了。
1702681622
1702681623
也许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知识的真正平等交流和互惠只有在人们富裕起来，有了自信心，有了自主性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叫做“财大气粗”。尽管这种说法有贬义，应当予以警惕；但它在抽象层面还是提示了：知识的流动和流向是随着财富权力关系变化的。这也就是说，仅仅从理想层面上构建一个知识互惠的理想模式不可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知识交流和互惠的问题。说不定知识互惠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强加的新战略，就如同关于人权的对话很少是为了对话，而仅仅是为了征服一样。
1702681624
1702681625
我的这番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抵抗，或是要做出一种抵抗的姿态，有什么民族主义情绪之类的东西；人们会很容易这样理解。我其实并不是在抵抗，也不想发出什么抵抗的宣言。不仅是到了这个年龄，到拿了洋博士回来之后，再搞那一套，且不追究你是否沽名钓誉、故作姿态，也不会有多少人信的。更重要的是，如同我在一开始就说的，我还是相信有些知识确实是互惠的、互补的，甚至是目前中国必须努力学习的，而且——如果提醒能起作用——即使有一天中国发展起来了，也还是应当不断努力学习其他人的（一切人的）对于人类生存有利的知识。因此，我上面说的仅仅是指出在知识交流中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无法用知识话语本身改变的现实，我和你都处在这种宿命之中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尼采意义上的人，一种不断斗争着的人，是“超善恶”的；或者用老子的话来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因此，我的这些言说不是一种道德话语（尽管可能被理解为道德话语），不隐含什么规范的追求；我只是看穿而已。我是绝望者，绝望者无所谓抵抗。
1702681626
1702681627
更重要的是，我的例子也表明，这种知识强加现象不仅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而且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存在于我们同他人（包括同学生）的交流中，这个强加者和被强加者同时就是你、是我。而且仅仅你我“自觉”也无法改变。
1702681628
1702681629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所谓重构知识互惠的理想模式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努力——你如何要求人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在言辞上采纳这种模式？！也许只是学者有了一套政治正确以及隐含在其后的社会利益分配而已？有意义的也许只是生存的斗争，只是实力？！
1702681630
1702681631
2001年2月15日星期四草于北大法学院
1702681632
1702681633
[1] 本文原为赵汀阳先生组织在北大举行的一个研讨会（约2001年2月）发言稿；后载于《法学家茶座》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1702681634
1702681635
1702681636
1702681637
1702681639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曾经的司法洞识[1]
1702681640
1702681641
一个巴掌拍不响。
1702681642
1702681643
——俗语
1702681644
1702681645
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1702681646
1702681647
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事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
1702681648
1702681649
这是位于中国山西省平遥县，极少数目前仍保留完整的中国古代县衙署进门前的第一幅楹联。与遍布中国各地名胜古迹的诸多楹联相比，它既没有抒发情怀，也没有感叹历史；它文字朴素，直白得甚至令人别扭（例如“做这官”）；它仅仅与传统社会中的打官司直接相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但2003年盛夏，面对这副楹联，想象着它背后的传统中国“司法”，对照着正在发生的热火朝天的司法改革，我发现，这不就是一种曾经的司法理论？
1702681650
1702681651
1702681652
1702681653
1702681654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一
1702681655
1702681656
社会生活纠纷难免，解决也有多种办法。由政府提供司法救济，作为选项之一，无论对于纠纷人还是国家来说都是必须的。但一个社会未必有能力提供令人满意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司法服务。首先，任何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都有限，小农经济的传统中国就更是如此。没有财力供养一支相对完整的司法专业队伍，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自然有限。其次，即使国家有税收财力支持，但由于使用司法的人总是具体的，因此，只要诉讼的个人收益大于个人的成本，诉讼人就会过度并因此是没有效率地使用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司法。第三，从规范层面上看，即使国家有能力垄断纠纷解决，这种垄断也会导致社会中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衰落和萎缩，不仅会丧失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竞争以及可能的创新，从而会减少诉讼人的选项，增加其诉讼费用，而且从理论上看还更可能引发司法腐败的增加。
1702681657
1702681658
因此，对于传统中国的治理者，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量入为出，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尽可能提供给那些最需要司法服务的人，以争取司法活动的最大绩效，实现在当时财政、技术制约下的最大公正。这意味着司法必须适度筛选诉讼人。
1702681659
1702681660
上联的主旨针对了这一问题。楹联位于诉讼人进入诉讼之门前，不仅明确告知了诉讼人必定支付的成本——“费心费力费钱”，还告知了因诉讼结果不确定（就胜人）而发生的另一种成本——风险成本；而至少某些诉讼人——例如寻仇者——往往容易低估后一种成本。尽管告知的实际效果难以确定，但只要信息会影响决策，那么就一定对边际的（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官司可打可不打））诉讼人会产生某些影响。因此，上联不但是一个有关诉讼的粗略经济学分析；而且，由于其所处的特定政治司法空间位置，从功能或后果上看，它也是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是一种与当时的政治治理相一致的追求效率的微观制度和制度实践。
1702681661
[
上一页 ]
[ :1.70268161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