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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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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一说法见于清光绪元年（1865年）李鸿章的《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但“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李鸿章清同治十一年（1860年）五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请看，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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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表现为严复的译著，《国富论》（经济学）、《群己权界论》（政治学）、《群学肄言》（社会学）、《法意》（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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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静庵文集·自序二”（1907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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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鲁迅：《写在〈坟〉后面》。1924年，胡适在《再谈谈整理国故》中也认为“我们不必怪青年们不读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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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但没有确证。公开发表的毛的观点是：“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965年7月21日），《诗刊》，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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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1957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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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21指示”指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全文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随后，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中国各大学开始了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请看，“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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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多关于“文革”中甚或之前一些注明知识分子的著作中都流露出了这一点，尽管没有明说，甚至很少人关注。可参看，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其中就反映出至少是部分教师对陈寅恪享受待遇的不满。间接关联的，还可参看，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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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人民日报》，1988年2月12日，版5（署名“阳雨”）；该文首先发表于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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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请参看，张汝伦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第4期；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6期，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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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看，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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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1995年重印本，2006年增订纪念版。之后还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1995年版和三联书店的1997年版。到2005年9月，仅三联书店版就已印刷21次，印数达263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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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泽厚，“三边互动”，《21世纪》，1994年第6期，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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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243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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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阅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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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信仰？[1]——《法律与宗教》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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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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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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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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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年前，梁治平翻译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这本薄薄的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简洁且深刻。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样的句子至少当年获得了许多法律学子的心。记得我回国教学头一学期期末，学生交来的“论文”（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在我看来更像是杂感、随笔）中，至少有5篇引用了这句话作为结尾或开头，且不论文中引用的（由此从另一侧面也可见当时的法学理论书籍之稀少）。但是就“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来看，这种引用许多并不尽然恰当，很明显，许多学生和我当年读书一样，还不注意或无法把握全书的中心论题，而是喜欢那些引起情感共鸣的响亮语句。这一句话，因此，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更大的发展。然而，从这些情绪和期冀中，我感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是如何被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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