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681879
[10] 许多关于“文革”中甚或之前一些注明知识分子的著作中都流露出了这一点，尽管没有明说，甚至很少人关注。可参看，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其中就反映出至少是部分教师对陈寅恪享受待遇的不满。间接关联的，还可参看，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1702681880
1702681881
[11] 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人民日报》，1988年2月12日，版5（署名“阳雨”）；该文首先发表于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
1702681882
1702681883
[12] 请参看，张汝伦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读书》，1994年第4期；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吴炫等：“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6期，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章。
1702681884
1702681885
[13] 参看，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702681886
1702681887
[1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1995年重印本，2006年增订纪念版。之后还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1995年版和三联书店的1997年版。到2005年9月，仅三联书店版就已印刷21次，印数达263000册。
1702681888
1702681889
[15] 李泽厚，“三边互动”，《21世纪》，1994年第6期，页156。
1702681890
1702681891
[1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243节以下。
1702681892
1702681893
1702681894
1702681895
1702681897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阅读秩序
1702681898
1702681900
法律如何信仰？[1]——《法律与宗教》读后
1702681901
1702681902
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
1702681903
1702681904
——叶芝[2]
1702681905
1702681906
1702681907
1702681908
1702681909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一
1702681910
1702681911
整整十年前，梁治平翻译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这本薄薄的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简洁且深刻。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样的句子至少当年获得了许多法律学子的心。记得我回国教学头一学期期末，学生交来的“论文”（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在我看来更像是杂感、随笔）中，至少有5篇引用了这句话作为结尾或开头，且不论文中引用的（由此从另一侧面也可见当时的法学理论书籍之稀少）。但是就“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来看，这种引用许多并不尽然恰当，很明显，许多学生和我当年读书一样，还不注意或无法把握全书的中心论题，而是喜欢那些引起情感共鸣的响亮语句。这一句话，因此，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更大的发展。然而，从这些情绪和期冀中，我感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是如何被信仰的？
1702681912
1702681913
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快的发展，尤其在立法方面。法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尤其在经济生活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今的学生们可读的法律书多了，在市场的熏陶下，他们也显然更为现实了，甚至连论文选题以至文风也都有所转变。似乎，“法律必须信仰”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已经由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法律的日益显赫而消解了。但是当年浮现在心头的那个被转换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解，因为这更多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特别是对于转型时期大量立法的中国，如果要使这些立法不是停留书本上，停留在执法机构的建立上，而真正成为一种全社会的实践，这是个长期的任务。因此，即使法学界以至全社会都接受了“法律必须信仰”的理论命题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也并不等于法学界理解了和回答了“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的问题。
1702681914
1702681915
1702681916
1702681917
1702681918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二
1702681919
1702681920
无疑，由权力机关（人大）精良立法、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和必要条件；普法教育也会起到一些作用。这一点，在此，毋庸我再多言。但是，这还不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充分条件。因为，从事实上看，人们并不总是仅仅因为一个文件是由权威机关制定的，被冠之为“法律”，就会为人们（包括官员和普通百姓）自觉遵守（信仰），尽管似乎原则上应当如此。人们并不会因为一个法律得到国家有关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就会信仰该法律；相反，至少有些时候，有些法律越是需要并得到执法机关的严格执行，倒更可能表明人们并不信仰它，例如“文革”时期打击“投机倒把”等，又比如我们法学院外中关村街上屡禁不绝的盗版光盘。而且，如同我其他地方曾经探讨过的，人们了解法律知识也并不必定导致遵守或信仰法律，至少有一些人了解法律更可能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无论他是官员、法官、律师或是普通人，尽管这种做法，我将在后面论及，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能构成或促成对法律的信仰。
1702681921
1702681922
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或者换句话说，如何才能赢得人们的身心？首先，我们必须具有一点起码的常识是，尽管人们遵守或诉诸法律的直接动机并不相同或完全不同，有时甚至可能没有清醒的自觉意识，仅仅是出于习惯（例如在城市出行遵循交通规则靠右行走），但就总体说来，遵循或诉诸法律必定是由于法律可能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包括心理和感情上的利益（公正）。如果一个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必定是具有功利性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或某个法律在所有的时刻给所有人都带来功利，也不意味功利就是或者应当是法律的唯一性质。
1702681923
1702681924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由于，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实际上以国家立法为中心；因此，我们就必须问立法能否总是在事实上实现这一点。注意，我问的是“能否”做到，而不是立法机关或立法者是否意图做到。就算是所有立法者都有这种意图，但只要立法者的判断有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是民主的立法程序也无法保证立法总是能够获得这一结果。而且由于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的，需要法律处理的具体事件是复杂的，一个在昔日是普遍有利的规则或在某些地区普遍有利的规则未必对今天或对另外一些地区的人们普遍有利。因此，即使是好的法律也总是需要适时予以修改。任何法律只有在这种不断调整以适应人们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并不以某种固定形态出现，它也会因受到法律规制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的过程中，才能逐渐使人们接受它，逐渐形成遵循法律的习惯，以至于产生对于总体法律的信仰。
1702681925
1702681926
因此，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是在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遵循或诉诸法律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而且，即使某个人一时“皈依”了法律，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调适就可以结束了。如果由于社会发生了某种变化，一个本来适当的、好的法律变得违背或损害人们的利益，皈依者也会逐渐以行动“反叛”。从这个层面上看，信仰法律可以说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演进的理性选择结果。理性和信仰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致性。也是从这个层面上看，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也同样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至于一个人究竟是否成为一个法律的信徒，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某种不变的“民族精神”或“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不能仅仅靠论辩、靠灌输“法律必须信仰”，“对法律应多些尊重、多些崇拜”，而使人们信仰法律；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他/她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否则倒真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
1702681927
1702681928
[
上一页 ]
[ :1.7026818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