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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法律的信仰和某些“不信仰”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要有一种“必要的张力”。的确，对法律的信仰有时恰恰是以这种悖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当一个律师为了打赢官司而千方百计寻找法律漏洞之际，当某个诉讼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努力说服法庭接受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之际，他们都明白自己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他们是在规避法律或规避法律的常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对法律缺乏信仰甚至没有信仰。但是，当他们把法律当作一种追求个体利益的资源而诉诸、利用之际，他们的活动已经展示着他们的全身心都已经卷入、沉溺于这种法律实践的话语，已无法解脱。他们已无需声称自己是否信仰法律，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们至少在此刻相信唯有通过法律才能更好地获取某种利益或保护即得的利益，他们是如此倾心以至无暇顾及其他。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尽管似乎不那么崇高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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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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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学家来说，这种张力也许格外重要。因为法学家除了以与普通人一致的方式展现他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即在日常生活中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诉诸法律争取自己的利益——之外，法学家还有他特殊的法律信仰表现方式。这种特殊方式是法学家的职业所决定和要求的。法学家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一个法律学术传统中（这很重要，这是他可能挑剔的基础），以一种近乎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法律，以似乎是不相信任何法律的态度和研究活动这种特定方式来实现他对法律的追求和信仰。一个好的、真正的法学家必须、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审视法律的眼光，他不可能只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了，就认为是对的，就认为应当这样做。那种法条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威权主义的信仰法律，尤其是制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作为法学家责任，既不利于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法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自然，也就是放弃了对法律的信仰。但也正是在这个挑剔、审视的过程中，在他发现具体法律或法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认真的解决办法（尽管这后者并不必须具备，因为社会应有所分工，也因为法律最终必定是社会的选择）的研究过程中，他正以执著的追求，以一种某些时候甚至他人看来是固执或偏执，展示着他对法律的最虔诚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怪异”得令人感动的关于信仰和怀疑的辩证法。的确，如果没有怀疑，还谈得上什么信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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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从根本上看，信仰从来都不是、也无需一种言词的表白，而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她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未必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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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21日于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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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左卫民主编：《四川大学法律评论》卷1，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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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卷3，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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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认真对待人治[1]——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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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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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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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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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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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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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中国，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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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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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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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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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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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已普遍接受法治是当代中国应当追求的。在流行的法学话语中，人治受到批判，甚至被等同于专制。从普法、促成当代中国的制度形成、确立人们对法治的追求而言，这种近乎宣传的文字也无妨，但是，若是将这样的文字当作法理学，则有重大纰漏。如果法治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真是如此优越，而人治真的是如此恶劣，反差真的是如此鲜明，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还会有长期的“人治”和“法治”之争？人治又怎么可能曾经长期被一些伟大·思·想·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国家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些思想家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都一目了然的选择之间错误选择了人治？难道，我们的前人真是如此愚蠢，而我们真是如此聪明？如果从这种进路来思考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会把问题太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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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思维上看，这种论证方式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其次，这种论证也势必将法治和人治的讨论道德化，或者是将人治论者视为傻瓜甚至坏蛋，他们为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损害全社会、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引导下，就不可能认真理解和尊重古代诸多伟大思想家的研究成果。最后，这种分析也容易将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简单化，似乎法治与人治的问题只是一个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的认识和决心问题，而完全忘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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