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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作者的学术关切是出自对中国社会、对人的关切。作者以自己所在的湖北为基地，跑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追求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注意那些人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却具有学术意味的细节。因此，作者虽然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的；他的研究以社会改造为导向，但是他摈弃了道德主义的进路。他的努力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的。其实，如果从求知和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高下、土洋和先进落后之分别的，落后的只能是学者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观察、理解生活中的问题是回答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理解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读书、读“先进的”理论书完成的，而必须面对生活本身，让生活的问题本身在自己的面前展开，理论仅仅是一套工具，把引发你关注的似乎不相关的社会现象勾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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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关切的是中国社会和农民，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作者也就不追求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一个代表“弱势群体”说话或所谓“说真话”的道德立场。这也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实话，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仅仅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近现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最重要问题，甚至可能无需加修辞词“之一”。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加入WTO了，中国更对外开放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占目前中国人口将近60%的农民。因此，中国要真正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必须最终为农民提供足够的自由就业机会，无论他是从事农业或是从事其他行业。中国要法治，也就不只是在城市建立几个法律援助中心，或有多少法官或律师，而是农民的纠纷可以得到农民愿意接受的因此大致是公正并有效率的解决——无论是通过司法、行政、民间调解或是其他什么方式，也不论有没有律师介入。中国要建设宪政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农民真正成为公民，实际享受到国家直接赋予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的许多地区那样，农民实际享受的是地方性的权利，得更多依赖熟人网络或从自然社区寻求帮助。甚至，现代化还包括了“教育”——一种现代化的规训——农民，使他们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随着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逐步自觉摈弃——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自己摈弃——那些与现代化生活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许他们要有更多一些个体主义，更多一些普遍主义，更少一点地方观念和老乡观念，更多一些协作精神等等。但是要注意，这种教育不只是宣传，而是现代化生活给农民带来的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作者研究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完全不是某种道德化因素推动的学术选择，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中国今天社会生活推动的真正的学术选择。这样的研究可能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却不是为了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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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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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把握了时代背景，也就是书名中的那个“新”字，因此也就需要界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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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当年研究时，中国确实是一个“乡土中国”。那时的农村基本上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基本上是乡土的。当时是有城市，有的甚至还很繁华，如上海；但是，不仅城市经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城市人口数量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也很小，其中大多数可能在一代之前还呆在农村或者就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因此，就整体来说，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乡土中国；或者，费老的一本英文版著作的书名中译可能更准确地注释了他的乡土中国的准确含义——“捆在土地上的中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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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尽管农民还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略低于60%，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农村，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捆在土地上的中国了。不仅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比例已经非常小了；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农民的种子、化肥、农业机器都来自城市或城镇，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例如，种植水稻的种子大多来自遥远的南方种子基地，许多培育养殖的生、植物种也都来自远方，有的甚至来自国外；在生产许多产品时，他们的目光使劲盯着城市甚至国外的市场。他们使用了电和各种电器，使用了汽油、煤油或柴油；在许多地方，甚至浇地的水都要购买——今日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同城市连接在一起，已经构成了现代工商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孩子已经进入了各种学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甚至成了准城市居民。在广东的东莞市，当地人告诉我，本地人口只有100多万，外地民工则有500–600万。当代中国许多农民的最主要收入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从土地中刨食了。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现在其实更多是捆在市场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就整个中国而言，已经是“市场中国”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命运都更多与市场，与现代民族国家，甚至间接地与全球化相联系了。这是我们考察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一个基本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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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把握了这个背景，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这一点相联系。因此中国农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而是“半熟人社会”了；甚至村庄的含义也变了，出现了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别；人际关系开始理性化了，出现了村治的问题；提出了制度下乡的问题；有了计划生育、“大社员”；有了两委关系、党政关系、干群关系等等。只要看一看本书的诸多题目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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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不是“乡土中国”了。这也就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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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难道真的是在为书名较真吗？我不过是借这个书名指出了今日中国的变化，以及中国问题的变化而已；同时也是进一步强调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微观研究才会始终保持一种宏观气象；乡土社会或农村问题研究才具有普遍的意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紧紧把握了当时中国农村正在开始的这种变化（请想一想“文字下乡”等问题），因此为我们创设了一部难以绕开的经典。今天我们也可以并应当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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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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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作者将这本书寄给我，我读得很愉快；之后，作者又来电话，要我替他的这本书写一个序。我一贯对给别人写序有抵触情绪。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是有成就者、长者给新人、后辈写序。而在我看来，贺君在农村方面的研究是远在我之上的；而且虽然我比贺君年长十余岁，但进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大致相当。我也一直将之作为朋友。现在请我作序，一下子唤起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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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直可能令人误解，因为我认识作者并不很久。先前他在荆州任教时曾按期给我寄过他们学校的学报，后来也常常在许多杂志上看到他的文章，包括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杂志。由于当时他的就职单位是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并不在意——其实学者常常是“势利”的（当然不完全是势利，至少是有一个节省信息成本的问题）。偶尔读了他的文章，才觉得，虽然比较毛糙一些，分析有些简略，但可以说是虎虎有生气，给人启发挺多；作者不仅对相关文献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材料充分，并且会从中提炼问题，提的问题也比较真和实在，论述分析也都很到位。这是我读他的论文的第一印象，也是读这本书的印象。只要看看此书中一些篇章的写作日期——有时是一天写了两三篇，我们就可以感到作者勤于思考、勤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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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夏天，作者邀请我参加了他主办的一个农村研究的会议，我们第一次见面，有过一次比较长的夜谈，感到作者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热爱学术，勤奋，认真，有学术追求，坚持学术平等，不盲从，有社会责任感，思考问题有深度，但是最让我感到自己与他有差距的是他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和对相关材料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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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就在这里，可以印证我的这些印象，同时也证明了作者的学术能力、追求和勤奋。我也就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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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3日于北大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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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法律书评》，法律出版社，2003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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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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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siao-Tung Fei and Chih-I Chang,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revise ed. ,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ul Cooper and Margaret Park Redfie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c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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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超越“不过如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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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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