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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参与审判于大正年代的1923年通过陪审法予以确立，并在昭和年代的1928年实施，采用的是类似于英美法的陪审制度，同时设置了许多限制。在专制制度下，陪审制的实施并不成功。在审理案件最多的1929年也只有143起实施了这一制度，1938年以后，每年实施这一制度的案件数更是只有个位数，最终陪审制在1943年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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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日本在美国主导下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但由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于推动陪审制度不积极，因此在审判制度方面沿用了战前职业法官（裁判官）垄断审判权的做法。这使得日本在随后六十多年里成为G8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陪审制度的国家。直到2004年日本国会通过《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并从2009年5月起实施裁判员制度，才结束了这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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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说法，裁判员制度是“不同于欧美陪审制以及参审制的我国独特的国民参加之制度”。但实际上采取的仍然是参审制的框架，由随机选出的普通公民作为裁判员以及职业法官（裁判官）组成合议体，对特定的案件（从实践来看，由裁判员审理最多的案件依次为强盗致伤、杀人、现住建造物等放火、伤害致死、违反毒品取缔法、强奸致死伤以及强制猥亵致死伤等）进行审理、评议并最终做出判决。至于合议体人数，一般为6名裁判员和3名裁判官（职业法官），但在案件情节较为简单且对公诉事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可以简化为4名裁判员和1名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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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裁判员制度其实是大陆法系参审制度的本土化结果，而日本也没有陪审制度的土壤（或者说，这片土壤比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贫瘠），那么有没有形成多数人暴政呢？日本最高裁判所每年都会发布与裁判员审判有关的数据。2012年，该裁判所值裁判员制度实施3年之际还发表了一份中期报告，我们可以依此进行一些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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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序方面。现代刑事司法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当事人主义，重视庭审和口头辩论，看重现场性而非只是调阅案卷。从这个意义来看，日本实施裁判员制度以后，司法审判在当事人主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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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开庭次数增加。裁判员审理每个被告的平均开庭回数在2009~2012年间不断增加，从2012年开始则维持为每人平均4.5回；与此同时，案件的平均审理期则逐年增加，从2009年的每人3.9日增加到2014年的每人8.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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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每起案件所调查的证人数在整体上也呈上升趋势，2009年为1.6人，2010年为2.1人，2011年为2.3人，2012年为3人，2013年和2014年均为2.9人，6年间总体增加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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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审查口头证据的时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从2009年的39.2%到2014年的63.2%，在6年间增长了二十多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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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三点，可以得出：当事人模式之下的口头主义、直接主义特点越来越明显，是实行裁判员制度给日本司法领域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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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裁判员制度之下也有一些不利于当事人的趋势，那就是开庭前程序比例的上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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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制度下，开庭前程序比例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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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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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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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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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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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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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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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审理期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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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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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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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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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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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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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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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前程序平均期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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