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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前程序比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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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公开审理以前程序所占的比重，从一开始就超过一半，并且在其后5年间不断攀升，到2014年已接近80%。这也是裁判员反对者最为看重的一点。他们认为裁判员制度之下审判前程序过长，检察官掌握证据并决定是否在法庭上进行开示以及开示的范围，这极大制约了被告人“防御”的能力。但总的来说，裁判员制度对于庭审程序的影响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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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被告的判决方面。多数人暴政往往意味着对无罪（或者有疑点）的人判定有罪，又或者判处畸重的刑罚。裁判员制度有没有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从定罪、量刑和判决的维护程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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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定罪。在裁判官时代，日本的有罪判决率一直高达99.9%。裁判员制度实施以后，有学者推断裁判员的加入可能会导致无罪或者部分无罪判断的增加。然而，裁判员制度实施的第一年并没有无罪判决，第二年也只判处两个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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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第三年（2011年）开始，判决无罪的人数开始增加，2011年为10人，2012年为9人，2013年为12人，2014年为7人，趋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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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判决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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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数据显示，裁判员在6年间共判决7 407人，其中有罪7 217人，有罪率为97.4%，除了无罪的40人以外，还有145人通过撤诉或者移送的方式解决。从整体上来看，裁判员制度下没有发生定罪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无罪判决率反而比职业法官时代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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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量刑。最高裁判所的报告书显示，在判实刑最多的案件中，如杀人未遂、伤害致死、强奸致伤以及强制猥亵等，裁判员制度实施以后确有比裁判官时代量刑偏重的情况，然而另一方面，暂缓执行率，特别是缓刑率也在提高，因此裁判员制度比起裁判官制度到底哪个更容易判重刑，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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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判决维持率。2012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发布的中期报告书中针对同样15项人数较多的罪名的第一审判决，裁判官时代（2006~2008年）的上诉率为34.3%，与裁判员时代（2009年5月至2012年5月）的数值（34.5%）相比没有明显变化。与此同时，在第二审法院驳回第一审判决的比例（即破弃率，包括发回重审和改判）方面，裁判官时代为17.6%，裁判员审判时代为6.6%。其中以事实认定错误驳回的比例在裁判官时代为2.6%，裁判员审判时代则降至0.5%；以量刑不当驳回的，裁判官时代为5.3%，裁判员审判时代更大幅下降到0.5%；此外，以判决后发生情况驳回的比例在裁判官时代为8.4%，实行裁判员制度以后为5%。因此，裁判员时代判决被上一级法院维持的比例实际上比职业法官时代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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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证结果都说明陪审制度不必然导致多数人暴政，如果进行良好的运作和引导，完全能够反过来推动刑事司法的进步，促进审判的公开和判决的公正。正如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1789年写给托马斯·潘恩的信中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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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nsider…(trial by jury) as the only anchor ever yet imagined by man，by which a government can be held to the principles of its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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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陪审团审判是人类唯一能想象出的，将政府控制在宪法原则之内的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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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陪审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个人利益（为此美国陪审团甚至有废止法律的“陪审团否弃权”）的意义，这一意义和陪审团本身至今也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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