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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大力推进“调解”的司法政策背景下，调解率仍然是很多法院对法官的考核指标，加上上诉率、发回改判率等其他与案件质量相关的衡量因素，以调解方式结案可以有效避免案件被发改或定性为错案的审判风险；而且法官制作一份调解书只需要半小时，写一份判决书可能需要一整天。从规避风险、节省司法资源的角度，也促使法官出于自身利益而偏好调解，甚至以拖延不结案、恐吓等方式强迫当事人调解，这无形中就使调解从“满足当事人利益”转变为“满足法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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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扶不扶老人”的话题，如果在进入诉讼程序后仍一味调解，虽然满足了作为裁判者规避风险的需要（无论支持老人还是支持扶人者，都容易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却损害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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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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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凡事有利有弊，调解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中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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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没钱，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往往不仅仅是因为钱。尤其是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山林纠纷，城市居民因邻里关系产生的相邻权纠纷、排除妨碍纠纷和与物业发生矛盾的物业合同纠纷、广场舞大妈噪声扰民，以及大量的小额借贷纠纷、婚姻家庭关系引起的纠纷等，都不是简单的依法裁决明确谁对谁错就能解决的，更深层次的矛盾，还是需要通过调解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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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亲兄弟因争夺村里一间房屋打了多年官司，一审、二审、再审，好不容易哥哥终于凭生效的法律文书赢了官司，那栋房屋已经因空置多年成了危房。哥哥拿到使用权后，向村委会申请危楼维修项目，好不容易才修好准备入住，弟弟多次跑去砸墙砸门。哥哥报案后，弟弟被刑事立案并最终被判处故意毁坏财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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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东莞的真实案例。法院裁判也都是依法依规明确指出双方谁对谁错，然而并没有很好地消除双方矛盾，反而导致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即使最后依刑法判处弟弟有罪，双方的矛盾也已经激化，将来恐怕再难有握手言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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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诉讼依据的是普通公众并不熟悉的另外一套法律知识和规则，如果严格走法律程序，对标的数额较大的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类案件、商事案件当然更好，可以把专业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但对于上面所说的民间琐事、矛盾引发的纠纷，不仅当事人自身难以负担过高的寻求专业律师服务的诉讼成本，司法资源要在引导诉讼、讲解法律规定等方面反复消耗，而且也不利于解决双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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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诉前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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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法官们苦于社会公众把大量矛盾纠纷转化为民事诉求蜂拥至法院，以及案件审判中调解武器的火力过小，结合工作实际刻苦钻研，终于解锁了新姿势：诉前联调。从此调解工作正式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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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一些基层常见的民事诉求，在立案之前先在政法委的牵头下组织、协调与当事人矛盾纠纷相关的职能部门、机关单位、社会组织等进行调节，综合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各项功能在内的多功能大火力武器。当然，这个新版本目前仍只在部分地区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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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通事故案件，可在发生交通事故初期就协同交警组织保险公司、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保险的赔偿事项，并以司法确认的方式赋予双方的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有利于交通事故的受害方及时获取保险赔偿，避免无钱治疗而延误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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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事故纠纷，可会同卫生部门组织医院方与患者方进行协商、固定证据材料、合意选择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医疗责任进行鉴定，避免将来再在医疗事故鉴定问题上发生争执或扯皮，也更容易在赔偿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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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消费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或者涉商会成员的企业类纠纷，则可联系工商、劳动部门、行业协会等出面协调。此类案件的当事人责任通常都较为明确，以相关部分的行政职能、行业规范等途径督促有责方履行责任，比走诉讼程序更为快捷，也更加节省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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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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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本也算是调解的一种，只是被刑事法官用得多了，于是就被调解成新的形式：刑事和解。有人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刑，其实花钱买刑只是对这一形式的误读，就像人体艺术不是色情一样。刑事和解中的钱可是花在被害人身上，而刑罚则是司法机关确定的，两者并不是买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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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二章）其实限制很大，只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因民间纠纷引发、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侵犯财产类或侵犯人身类犯罪；二是非渎职类并且可能判处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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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刑事实践中的和解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被告人（还有其家属）深明大义、悔过自新，砸锅卖铁也要筹钱弥补自己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以此证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并求得刑罚上的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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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普遍适用于一切刑事案件，不过最常见的反而是两极分化，即在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与较重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更愿意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求得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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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的刑事案件，如常见的盗窃、抢夺、抢劫、交通肇事和致人轻伤的故意伤害等案件，被告人主要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取得被害人谅解，可获得较轻的处罚甚至可以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此类案件在刑事和解中占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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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刑案件，则主要是涉及出了人命的抢劫、绑架、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一方为了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选择对受害者家属做出赔偿，以此换取留被告人一命的机会。如药加鑫案，当时其父母就是哭着喊着希望受害者家属能收钱，可惜对方也是铁了心要以命偿命，否则，也许今天在能否判处药死刑的问题上就没有那么大的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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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要说一下，和解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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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甲和乙在乙家发生争吵，甲为泄愤砸坏乙的一件古董瓷器。乙报案后，公安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甲立案，并鉴定得出瓷器价值10万元，但乙咬定瓷器应值100万元。在此案被诉至法院审理期间，甲与乙和解并赔偿给乙100万元，法院对甲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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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候，大家都还很开心，可是接着发生的事情就让乙整个人都崩溃了。甲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拿着当初双方的和解协议向法院起诉，要求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协议。而法院（没错，还是原来那个法院）审查之后，认为10万元的损失要赔偿100万元，的确显失公平，于是判决撤销协议，判令乙将100万元返还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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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伙伴们真想刑事和解的话，还是请求以调解书的形式确定协议的法律效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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