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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震宇著：《东京审判中的国际检察局——以审判筹备阶段为中心》，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东京审判再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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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萍著：《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以台北“国史馆”档案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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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余先予、何勤华、蔡东丽著：《东京审判》，商务印书馆，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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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170268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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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二章 开庭之初的管辖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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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在海外、特别是日本有着持久、广泛的争议，这些争议几乎都可以从东京审判的庭辩中找到源头。其中，辩难不断的管辖权之争更是从开庭之初即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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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一节 辩方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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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争论涉及法理、证据、程序等许多方面，在所有相关争论中，管辖权问题，尤其是伦敦会议为战后国际军事审判确定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所谓“事后法”问题是最大的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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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根据是《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文书有关审判日本战犯的条款，而宪章的管辖权a“反和平罪”、b“普通战争罪”、c“反人道罪”则基本承自《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开庭后，辩方提出了两个“动议”，一是要求法庭庭长韦伯等所有法官“回避”，二是否定法庭的管辖权。“回避”问题被法庭驳回。管辖权问题检辩双方进行了影响深远的针锋相对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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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后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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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后不久的5月13日（第四个开庭日），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发表长篇讲话，阐述否定管辖权的理由。清濑的基本主张是：第一、法庭设立的根据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中“对包括虐待同盟国俘虏在内的一切战争犯罪者进行严峻的审判”的条款。因公告由同盟国与日本在9月2日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署的投降文书共同确认，因此《波茨坦公告》不仅对日本，对盟国也有约束力。第二、“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出自《波茨坦公告》之后，按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庭没有二罪的管辖权。第三、迄今为止各国公认的战争犯罪只是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即交战者违反战争法规，对非交战者的战争行为、掠夺，间谍与战时反叛，这四点是战争犯罪的典型。第四、波茨坦公告的目的是结束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亦即日本所称“大东亚战争”、盟国所称“太平洋战争”，“满洲国”地区战争与此无关，应该排除。第五、“张鼓峰事件”、“诺门坎事件”当时即已根据两国协议解决，不能再作为追诉对象。第六、日本与泰国（暹罗）战时为盟国，不存在战争犯罪问题。这些质疑的核心，是认为“反和平罪”“反人道罪”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事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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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东京审判开庭前印度、菲律宾法官尚未抵达，故法庭只有九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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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由于法国、荷兰国旗相似，法庭曾出现国旗位置混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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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全部法官到齐法庭，从左到右分别为印度、荷兰、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苏联、法国、新西兰、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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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东京法庭也更换了印度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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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条件投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