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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这一审判不仅是专门家的事）国民的每一人都应从国际正义的立场见证审判的进行，正视起诉提出的每一个犯罪证据，倾听每一句检察官的主张和辩护人的辩论，充分反省、改变认识、下定新的决心，唯其如此，我们日本国民才能作为新的国际人重生，才会被新构想的国际社会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说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作为国民必读书绝非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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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森顺造和大滨信泉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都不算左派，他们对东京审判的高度评价，最可见正面肯定的声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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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胜者的审判”论在日本渐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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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21日，国际检察局局长季南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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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的理由公开出版东京审判庞大的记录不现实，所以我最近姑且只关心公开出版各法官的意见和开头陈述（检方和辩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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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满意于这个决定，但还是有若干理由。我提议对公开出版起诉书、开头陈述、判决中各法官的意见及审判经过的概要应予认真的考虑。多数意见判决对详细的法庭证词只作了有限的引用，与之相比，帕尔法官的反对意见则作了丰富的征引，有鉴于此，特别提出这一提议。在这一状况下，帕尔法官的反对意见被不当地强调，极易招致误解，对批评审判者而言，作为不认可多数意见判决而导致误认诉讼全体的结论。然而，如果附上充分引用检方极为慎重准备的详细的审判资料和法庭证言的概要，我认为多数意见判决的主旨是适切的。我在此概略说明的计划，衷心希望阁下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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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南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几乎与东京审判进程同步的冷战局面的形成，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季南写此信时朝鲜半岛的冷战即将转为热战，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热情迅速冷却。与此同时，否定东京审判的议论却迅速地蔓延。信中所说的帕尔（Pal）是东京审判印度派出的法官，他在东京审判时与辩方即有频繁互动。与东京审判多数派持异议的法官并不止帕尔一人，但只有帕尔认为被告全员无罪，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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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的主张在宣判前已经辩方律师转达为被告所知。1952年4月28日，美国结束占领日本、也是禁书令解除的当天，田中正明编辑的《帕尔博士陈述·真理的裁判·日本无罪论》即公开出版，帕尔意见书的全文也于当年出版。以后否定声浪逐渐高涨，东京审判的主张更被贴上“东京审判史观”的负面标签遭到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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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日本中生代中研究东京审判最有成绩的学者日暮吉延说：“‘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迄今仍是东京审判论争的基本构图”；“两者的论争与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感情论、道义的战争责任论有复杂的关联，今天已化为难于和解的‘价值的对立’”。日暮所谓“迄今仍是”的“基本构图”，在我们看来早已不再存在。因为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起，持“文明的审判”的肯定论者已不像我们所说“正义的审判”那样“义正词严”，而且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众”。进入世纪之交，“文明的审判”已不复再见。现在和“胜者的审判”勉强还能分庭抗礼的对立面毋宁说是所谓“超越”“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的论者。虽然我们不宜化繁为简地说“超越”就是放弃原有立场，但“超越”强调“反思”和“胜者的审判”的愈形强化毕竟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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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主流从高度肯定到出现争论，再经过长时期此消彼长的积累，最终双方影响易位，积极评价东京审判的主张现已越不出学术界的藩篱，面向大众的否定派主张已呈压倒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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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左翼对东京审判的反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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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派曾经是东京审判肯定派的中坚，今天虽然对于东京审判揭露日本近代侵略和暴行仍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但已不复当年对东京审判的高调称颂可比。在有限肯定的同时，日本左派也指出了东京审判的不足。他们认为东京审判主要有如下的缺陷：第一，只占受害人数一成的西方国家占了东京法庭的七成法官席位，这样的“殖民地宗主国”代表占多数的法庭，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追究日本对亚洲被侵略国家和被侵害人民犯下的罪行，甚至被认为是“正在从亚洲被驱逐的欧美殖民地体制最后作为权力者施展的胜场”。第二，没有以反人道罪起诉日本，对战后赔偿等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三，东京审判提前结束，不仅使大量本应受到审判的战犯嫌疑人躲过制裁，重回政界，而且至少在历史观上未能斩断战时军国主义的脉络。第四，为了避免牵连天皇，“被告仅选择军政责任者，而不选与统帅权关联的军令责任者”。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地宗主国”对罪行的选择性审判，使许多罪行应审而未审。他们认为至少日本对中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对中国实行的细菌战、化学战，以及美国对东京等日本城市的狂轰滥炸，都是应该却未能绳之以法的严重罪行。日本左派还特别以美国战后轰炸朝鲜、越南、伊拉克的“不对等战争”的暴行说明东京审判未审罪行的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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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批评有其道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除了以上所指出的缺点，东京审判未将日本殖民朝鲜、台湾的内容纳入审理范围，也都可谓不足。但此类不足是所谓“美中不足”，而“美中不足”本是受时空环境限制的人类活动无法避免的常态。因此这样的“不足”并不影响东京审判十分重大而正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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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否定东京审判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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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右翼“检讨”历史的重心已从南京大屠杀转到了东京审判。有一位叫北冈俊明的人写了一本名为《东京审判是捏造》的书，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有两小节，第一节的题目为“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第二节的题目为“否定东京审判应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在日本否定派看来，东京审判不仅在程序上不公正，法理上不合法（所谓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而且在证据上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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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出版了八大卷《东京审判辩方被驳回、未提出证据》，号称出席了大多数庭审的富士信夫在稍后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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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可以说无论辩方提出的证据还是辩方的最终辩论对法庭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从实质看等于是说：“法庭的判决是基于检方提出的证据和检方的最终陈述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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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检方提出的证据全错，辩方提出的证据全对。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具有常识的日本人在阅读检辩双方的证据时，深感检方提出的证据包含了极多的歪曲、夸张、虚构，同时感到辩方提出的证据合理的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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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否定派多从法理上质疑、和右翼可以划等号不同，今天否定派也开始深入文献，从中找寻检方与法庭的所谓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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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京审判的普遍质疑，造成了中道学者也开始加入了质疑的行列，而且，质疑的范围也远较以前更为广泛。比如牛村圭对丸山真男的名篇《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中关于日本战犯“矮小化”问题的辩驳，便是从季南、松井石根的法庭发言及戈林在纽伦堡法庭发言等文献着手，发现丸山在关键证据上的所谓“断章取义”。即使学院型的著作，基本结论也往往指向东京审判的所谓“问题”。如日暮吉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便通过梳理错综复杂的各国间关系，说明东京审判是种种不同利益相互折冲、妥协的结果。无论日暮的动机如何，他的研究所呈现的就是东京审判的所谓“政治性格”，客观上确实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最近日本放送协会（简称NHK）播放的历时八年拍摄、反映法官团对适用法严重分歧的非虚构电视剧《东京审判》，主要即是采用了日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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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充分肯定东京审判意义的学者，往往也会指出东京审判的种种“问题”，长此以往，造成了放大东京审判缺陷、弱化东京审判正面意义的严重不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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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日本档案的解密，我们已可清楚了解日本政府是东京审判翻案的由来已久、准备充分的重要幕后推手。早在1946年1月17日，日本政府第二复原省即召开了由及川古志郎、吉田善吾、丰田贞次郎、近藤信竹、井上成美五位大将及众多中将、少将出席的东京审判对策会。“1月17日”很值得注意，因为其时还在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公告将进行东京审判之前二日。翻看档案，也让人惊讶地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远离东京审判的时期，日本政府有关东京审判事务的文件却常常钤有“至急”的印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提前释放重回政界的A级战犯贺屋兴宣，居然以“法务大臣”的身份委托学者从“法”的角度“研究”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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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13年3月安倍晋三以首相身份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所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不是一时兴起的失言；他特地补充说这些问题应由“专门家”来判断，正可见他自认否定东京审判已胜券在握。虽然日本政府至今尚未以公告天下的形式否认东京审判，但种种迹象表明，否定东京审判，日本政府从幕后走向台前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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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宣布进行东京审判之前两天，日本政府已召开了对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