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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否定东京审判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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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右翼“检讨”历史的重心已从南京大屠杀转到了东京审判。有一位叫北冈俊明的人写了一本名为《东京审判是捏造》的书，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有两小节，第一节的题目为“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第二节的题目为“否定东京审判应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在日本否定派看来，东京审判不仅在程序上不公正，法理上不合法（所谓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而且在证据上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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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出版了八大卷《东京审判辩方被驳回、未提出证据》，号称出席了大多数庭审的富士信夫在稍后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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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可以说无论辩方提出的证据还是辩方的最终辩论对法庭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从实质看等于是说：“法庭的判决是基于检方提出的证据和检方的最终陈述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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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检方提出的证据全错，辩方提出的证据全对。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具有常识的日本人在阅读检辩双方的证据时，深感检方提出的证据包含了极多的歪曲、夸张、虚构，同时感到辩方提出的证据合理的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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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否定派多从法理上质疑、和右翼可以划等号不同，今天否定派也开始深入文献，从中找寻检方与法庭的所谓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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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京审判的普遍质疑，造成了中道学者也开始加入了质疑的行列，而且，质疑的范围也远较以前更为广泛。比如牛村圭对丸山真男的名篇《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中关于日本战犯“矮小化”问题的辩驳，便是从季南、松井石根的法庭发言及戈林在纽伦堡法庭发言等文献着手，发现丸山在关键证据上的所谓“断章取义”。即使学院型的著作，基本结论也往往指向东京审判的所谓“问题”。如日暮吉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便通过梳理错综复杂的各国间关系，说明东京审判是种种不同利益相互折冲、妥协的结果。无论日暮的动机如何，他的研究所呈现的就是东京审判的所谓“政治性格”，客观上确实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最近日本放送协会（简称NHK）播放的历时八年拍摄、反映法官团对适用法严重分歧的非虚构电视剧《东京审判》，主要即是采用了日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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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充分肯定东京审判意义的学者，往往也会指出东京审判的种种“问题”，长此以往，造成了放大东京审判缺陷、弱化东京审判正面意义的严重不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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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日本档案的解密，我们已可清楚了解日本政府是东京审判翻案的由来已久、准备充分的重要幕后推手。早在1946年1月17日，日本政府第二复原省即召开了由及川古志郎、吉田善吾、丰田贞次郎、近藤信竹、井上成美五位大将及众多中将、少将出席的东京审判对策会。“1月17日”很值得注意，因为其时还在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公告将进行东京审判之前二日。翻看档案，也让人惊讶地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远离东京审判的时期，日本政府有关东京审判事务的文件却常常钤有“至急”的印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提前释放重回政界的A级战犯贺屋兴宣，居然以“法务大臣”的身份委托学者从“法”的角度“研究”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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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13年3月安倍晋三以首相身份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所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不是一时兴起的失言；他特地补充说这些问题应由“专门家”来判断，正可见他自认否定东京审判已胜券在握。虽然日本政府至今尚未以公告天下的形式否认东京审判，但种种迹象表明，否定东京审判，日本政府从幕后走向台前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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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宣布进行东京审判之前两天，日本政府已召开了对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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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1964年日本政府以“至急”件委托研究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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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A级战犯贺屋兴宣释放重回政界、任法务大臣后委托日本学者研究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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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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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战争破坏力的日益增大，如何防止战争，成了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违法观已在国际社会渐成共识，发动战争、破坏和平将受到惩罚在各种国际条约中也已有所体现。而一战后对于德皇威廉二世的追究设想，更具有司法实践“先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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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著述，尤其是日本的著述，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辩方主张单方面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而检方的声音却如季南所担忧的，不仅早已湮没不彰，而且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翻开东京审判的原始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季南、柯明斯——卡尔、向哲濬等检方代表对辩方的管辖权质疑作出了有力的回应，绝非以后否定派所不断宣扬的检方因理屈而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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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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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刊行会編：『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富山房，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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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田滿夫編集編：『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速記錄』第一卷，雄松堂書店，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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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京審判資料刊行會編：『東京裁判卻下、未提出辯護側資料』（8卷），国書刊行會，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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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朝日新聞法廷記者團编：『東京裁判』第一輯，ニユ——ス社，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