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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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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日战犯法庭分别设在马尼拉、横滨、上海、关岛、夸贾林岛等五处，前三处系陆军审判，后两处为海军审判。陆军审判适用法律为1945年底美军太平洋地区陆军司令部所制定的《战争罪犯审判规程》。海军审判则适用当地刑法。所有审判被告共计1409人，有罪判决1229人，宣判死刑并执行的有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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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审判的起始时间在各同盟国中是最早的。陆军在马尼拉进行的山下奉文审判（1945.10—1945.12）和本间雅晴审判（1946.1—1946.2）是亚洲最早的对日战犯公开审判。两名被告先后担任日军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被判是因其战时率部对菲律宾、新加坡平民和俘虏的暴行；本间雅晴则因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事件被判有罪，两人最终都被执行绞刑。这也是人类史上首次关于指挥官责任——指挥官为其下属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判决。美国海军在关岛和夸贾林岛进行的审判早在战时即已开始，共起诉123人，有罪宣判113人，判决死刑30人。不过，美国海军军方下达了“因服从上级而实施的杀人不得判处死刑”的命令，于是最终执行死刑者减少到了10人，大多数被告被指控的罪名都是杀人。相对而言，海军审判的刑罚较其他法庭为轻。日本外务省报告中称审判是“公平而慎重的”。此后有关美军审判的研究中多围绕山下审判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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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审判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虐俘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所有审理案件中，针对俘虏犯罪的案件比例高达81.3%，主要有虐待、虐死、杀害美军俘虏以及遗弃、亵渎乃至食用俘虏尸体的行为。在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横滨审判（1945.12—1949.10）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97%。法庭对日本各战俘营发生的虐俘罪行进行问责。设在上海的法庭（1946.2—1946.9）中则对中国战场上日军对美军战俘的罪行进行审理，如“汉口事件”和“杜立特飞行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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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俘虏问题，美军审判也涵盖了其他类型的犯罪，如被掳中国劳工被害的“花冈事件”。此外被告中还包括非军人，如参与虐待B——29轰炸机飞行员的普通日本人以及参与九州帝国大学活体解剖俘虏的医生和护士。总的来说，美军的对日战犯法庭审理的罪行类型较为广泛，但法庭更关注对美军战俘的虐待行为。这与英军审判颇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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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美军马尼拉法庭审判山下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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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美军马尼拉法庭审判本间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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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美军横滨法庭（摄于1948年5月7日），5名日本被告被控在1945年杀害62名美军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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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美军横滨法庭（摄于1948年3月11日），首席辩护人弗兰克·赛德尔在发言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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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横滨审判部分被告和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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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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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日战犯审判的最高长官是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路易斯·蒙巴顿（L. Louis Mountbatten），他手下的17支战争犯罪调查队在除菲律宾之外的东南亚全域开展工作。作为具有深厚诉讼传统的普通法国家，英国在战犯处理问题上主张通过严格程序对战犯进行审理和裁判。审判所适用的法律为1945年颁布的《王室授权令》（Royal Warrant）中所附战犯审判规则以及一些二级立法文件，此外还有盟军总司令部和东南亚陆军联合部队发布的指导性规章。自1946年1月开始，英国分别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北婆罗洲（即今马来西亚的沙巴）、马来亚（马来西亚半岛的旧称）、缅甸、香港等地设立对日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的精确统计数字还没有在学者中达成一致。例如林博史统计的英军审判被告总人数为918人，281人被判死刑。而另一位西方重要学者普里查德（Prichard）则认为，被告总人数为890人，237人被判死刑。就总体而言，新加坡法庭审理了最多的案件，其次为缅甸、香港和马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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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日战犯的审判的最大特征在于十分注重日军对本地居民的犯罪，与美军法庭几乎只关注本国战俘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如果算上本地籍战俘和平民，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受害者都是亚洲人，尤其是华人。在受人瞩目的新加坡华侨大屠杀一案中[1]，有七名日军军官被认定对此负有刑事责任，其中两人被判死刑，五人被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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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英军审判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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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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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审判中关注本地受害者的特征一方面反驳了“盟军审判只关心本国受害者及战俘”，也就是“亚洲缺席”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指出这是英国希望借此重拾其殖民地人民对其信心的举动。这是因为，在日军攻势之下，东南亚驻防英军一溃千里，令其在殖民地威望扫地。在印度独立渐成不可挽回事实之际，英国对于其东南亚各殖民地的重视可想而知。然而，这一政策随着1948年后以华人主体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武装抗英而发生逆转。一方面，英国不再有将受害者主体为华人的对日战犯审判继续下去的政治动力；另一方面，战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新加坡、马来西亚陆续走上独立的道路。这些都为英国审判投下了政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