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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战时性暴力，尽管各国法庭各有审理“强制卖淫”罪行，但总体属零星数量，而“强奸”一项从未作为独立诉因提出。不论是东京法庭还是其他BC级法庭都没有对其中最重要的慰安妇制度本身进行裁决。直到战后50年，随着国际刑事法庭和联合国安保理事会等相继通过文件，战时性暴力作为反人道罪行必须受到惩罚，才成为国际共识。二是日军的生化战问题。战后太平洋各地的战争罪行调查已经掌握了大量日军进行人体试验和毒气战的证据，澳大利亚和中国审判也都曾涉及此类案件的审理。但仍有大量类似行径未被起诉，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七三一部队）在“满洲国”大量人体试验。在其背后则是美国担心自缚手脚的政治逻辑。三是对殖民地民众的罪行和殖民地籍贯战犯问题。日本在领土扩张时代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皇民化”教育和战争动员，更有大量朝鲜女性成为日军性奴。战争失败后，盟军一方面以日本战犯的身份对这些曾为日本帝国效命的台湾、朝鲜、塞班人提出诉讼；另一方面则未对殖民地人民“受害者”的身份加以足够重视。而接受审判的殖民地籍战犯又遭到原宗主国的抛弃，既没有得到辩护援助，也没有被授予日本军人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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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间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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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级战犯由各个同盟国独立审判，从各国国情到适用法律、司法人员的能力均不相同，因此各国法庭的不均衡性难以避免。例如户谷由麻关于英美系法庭的研究显示：一些法庭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出于对审判时长的忧虑，对日本被告适用了不严格的证据规则，实际上违反了1929年的《日内瓦条约》。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提出不少审判中可能存在冤罪的情况以及虐待日本战犯嫌疑人的情况——这些都是BC级审判研究中批评矛头所指。但也有学者认为，日军暴行之下的受害者们绝大多数从未有过审判的权力。倘若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批评没有建立在对这些罪行彻底反省的基础上，无异于在为加害者开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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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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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由各同盟国进行的BC级审判总体规模（法庭和被告数）远远超过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亚洲唯一的A级战犯法庭。尽管各BC级法庭处在各国独自管辖权之下，但审判前的战犯调查和战犯政策都由国际机构组织或决策，因此它们仍带有一些国际化或者说“同盟国家间”（InterAllied）的特点。东京法庭除了A级罪行也审理普通战争罪行，从战前的罪行调查到具体审理内容都与亚洲其他BC级法庭存在着大量情报共享与互通。这种内在联系使得两类审判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性格，也往往受到相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各BC级法庭之间同时存在着种种不均衡，包括适用的法律、审判的程序、审理的内容、判罚的依据等。尽管本章以国别分述，但若进一步深入考察会发现同一国家主导的BC级审判仍然会有巨大的差异——例如美军的山下审判因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草率而多遭诟病，而横滨审判则在实践公平审判的原则方面进行了充分关照。在这些事实基础上，战后亚洲地区的对日战犯审判是否实现了“正义”这一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仍需研究者们进行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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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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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京审判有关争论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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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论争之所以延绵不绝，当然有右翼挑战的因素，但与审判事出匆促、涉及问题广泛复杂、各种准备难以周全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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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一节 “事后法”问题的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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