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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otani, Yuma.Justi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1945—1952: Allied War Crimes Prosec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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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统著：《国民政府对日本重要战犯的审判》，《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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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严海建著：《通向战后审判之路：盟国对二战战罪惩拟议论述》，《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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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Acting 9.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Sebal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 29, 194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ia, Volume V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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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itchard, J, British Postwar War Crimes Courts: The Gift of Clemency following British War Crimes Trials in the Far East, 1946—1948, Criminal Law Forum1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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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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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京审判有关争论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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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论争之所以延绵不绝，当然有右翼挑战的因素，但与审判事出匆促、涉及问题广泛复杂、各种准备难以周全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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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一节 “事后法”问题的后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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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法问题的提出其实并不完全出乎检方的预料。季南在开庭词中强调日本发动的战争对“全人类”危害的同时，也说及东京和纽伦堡两审判为人类审判史上的“嚆矢”。这是援引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讲话中特别讲到国际法的“黎明期”和“渐进性”——这些都表明季南完全清楚：法，尤其是国际法，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他看来，人类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避免毁灭”有着至高无上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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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法的“突破”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战后两大审判对国际法和国际刑事法庭发展所具有的先导性的划时代意义就无从谈起。战后审判的重要推动者、战时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在面对所谓纽伦堡宪章违背“罪行法定主义”的指责时，指出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各国法律的整体性质的错误概念”之上，“一部权威的成文法躯壳不足以涵盖国际法，国际法是一案复一案的积累，渐进地表述着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另一方面，正如东京审判的检方在法庭上表明的：不仅战争的违法观久已深入人心，发动战争须承担相应责任也早已通过条约、协议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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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以后的相关论述基本都沿着法庭之内检辩双方的问题展开。由于东京审判实际未审理反人道罪，所以讨论主要集中于反和平罪。大致来说，否定派的主张基本是辩方的老调重弹，而肯定（包括基本肯定）的主张也如检方，多从法的脉络上展开。在肯定派看来：第一、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特别是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使战争违法观得以确立；第二、追究战争策动者的责任为东京审判时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明示或默认；第三、联合国的法典化工作正在进行；第四、作为法的规范意识战后已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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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过头来看，检方从“有法可依”上立论和以后肯定派所说的“理由”确实都有“事后法”的压力。但辩方罔顾检方提出的法的根据，反复散布所谓“对清濑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权问题不能回答，法庭已经失败”，则完全不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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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否定的两方之外，或者说介乎肯定、否定的两方之间，还有另一些不同主张。如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多·A.勒林（Bernard Victor A. Röling）认为，东京宪章的“反和平罪”确是“事后法”，但他同时认为对这一重大新罪名的认识不必在这一点上纠缠；“反和平罪”应该而且也可以给予特别解释。勒林在接受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e）的访谈中对此有多次谈论，概括起来主要观点包括：第一、战争犯罪在国际法意义上“确实具有真正的犯罪性质”，但如果譬之以国内法，最适切的还是所谓的“政治犯罪”，即比起传统的“不道德”更在于“对社会的危害”。这类犯罪的犯罪者，与其称为“犯罪者”还不如称为“敌人”更恰当。与此相应，由此对犯罪者处罚的“性格”，比起“法的报复”更是一种“政治手段”。第二、法的正当化由战争而生，战争赋予胜者维护和平的使命，这一使命对危及新秩序的“可能”有防范的权力。第三、新的法理的普遍适用，往往是借着败者实现的。勒林的看法应该不是“事后”之见。除了前面提及的季南在开庭辞中的表示，纽伦堡审判时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在开场白中也承认“审判反和平罪”为“史无前例”。但作为无法回避的“重大的责任”，杰克逊强调：审判“反和平罪”是因为其“恶性”和“破坏性”为文明所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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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和平罪”一方面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另一方面也完全不必讳言，它的开创性意义确实是一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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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二节 “共同谋议”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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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二章第五条第一项为：“反和平罪，即计划、准备、发动、进行经宣告或不经宣告的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及誓约的战争，或为实行上述行为而参与共同计划和共同谋议。”这一条文中的“共同谋议”作为“反和平罪”的总纲是东京审判的最重要指控，不仅公诉人提出的55项罪名中“共同谋议”名列第一，所有被告在这一项中都被控有罪，而且除松井石根和重光葵外，其余23名被告最终也都被判此项指控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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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突出罪名也是从当年被告、辩护律师一直到今天的否定派一致认为最乖离事实的诬告。时至今日，东京审判的反对者仍认为这一罪名是最不可接受的。原因是日本的政治情况与纳粹德国完全不同，所以援用纽伦堡审判的“共同谋议”罪完全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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