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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录》对了解裕仁天皇在日本战时政治中的作用有特别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它是裕仁天皇的亲口自承，也是因为谈话时值国内外都有追究裕仁天皇责任呼声的东京审判之前，和上引麦克阿瑟信件在同一时段。即使裕仁未必有意遮掩，至少不会为自己的责任平添嫌疑。在此特地指出谈话时间，实际更是因为裕仁天皇似有和美国，特别是麦克阿瑟立场心照不宣的默契。因为谈话中多次提到当年因迫使田中义一内阁辞职引出同情田中者流言，使他以后除了“二二六”（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政变）和战争结束两次例外，遇事必待“辅弼者进言”，他也不对进言作相反的决定云云，几乎就是麦克阿瑟“对辅弼者进言机械应对”的复写。而在《独白录》末了所说如对开战决定被否决，“我周围的亲信将被杀，我的生命也无法保障”，和麦氏所谓天皇如果违背大势将陷于险地之语也如出一口。因此，对在那样一个背景下的谈话，裕仁天皇对自己的作用只有缩小的需要，没有夸大的理由；也因此我们从这部《独白录》中能看到的裕仁天皇的作用只是实际情况的下限，而不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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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录》中所说田中下台、“二二六”及战争结束的作用之外一概被动，其实即使案之《独白录》也完全不能符合。有关事例在《独白录》俯拾皆是，以下仅摭取数例以为证明。在“上海事件”（第一次淞沪战役）一节中，有关停战，裕仁天皇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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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能够将战斗地域控制在那样的程度，防止事件扩大，是白川（义则——原注，下同）大将的功劳。三月停战，但不是由于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特别命令白川不要扩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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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奉敕命令”之意，是指非依军令部门拟旨画押，此条可见裕仁天皇不仅不必等待“辅弼者进言”，不必“依法行事”，而且可以“逾制”（逾制本指臣下，但明治后日本号称是“立宪国”，所以借用无妨），事实上也超越了制度。在“‘支那事变’和三国同盟”一节中谈到第二次淞沪战役时向上海的增兵。当时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为对付苏联和“满洲国”安危才是日本的急务，所以反对在上海扩大战事，受到日军主战派的激烈反对，最后石原挂冠而去，日军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从“七七事变”时所谓的“北支事变”到淞沪战役时的“支那事变”，从此节中可以看到，增兵是裕仁天皇促成的。在“诺门坎事件”一节中裕仁天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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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诺门坎方面的苏满国境（正确的应是满蒙国境）不明确，所以双方都可以说对方非法入侵。当时我曾对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植田谦吉之误。山田是终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下达过严守满洲国境的命令，因此关东军和入侵的苏军交战是有理由的，同时，从日满共同防卫协定的立场上满洲国军参加战斗也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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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裕仁天皇下的命令。在“阿部内阁之事”一节中，裕仁天皇说，因以为风传的“军部大臣”（陆、海军大臣，但此处指陆军大臣）人选不适，因此“我命令阿部以梅津（美治郎）或侍从武官长畑（俊六）为陆相”。在“米内内阁和军部”一节中，裕仁天皇说：“为了抑制日德同盟，我任命米内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授米内大命的同时叫了畑，要他支持米内。”在“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一节中，裕仁天皇说开战后日本首次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是“我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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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裕仁天皇虽未取积极态度，但不是无权。在“三国同盟”一节中裕仁天皇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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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同盟从结果说我是赞成了，但绝非满足的赞成。松冈相信美国不会参战。我对松冈所说在美国的德裔会站在德意一方不能确信。但我也不认为松冈会说谎，所以将信将疑的同意了，同时对苏联的问题我要近卫注意更深的确认苏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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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开战前的组阁情况也相似。在“近卫的辞职和东条的组阁”一节中，裕仁天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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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卫的手记中有奉戴东久迩宫为总理大臣云云的记事，这是陆军推荐的，我觉得皇族作为政治责任者不好。……这样，如以皇族为总理，万一爆发战争，皇族就要负开战的责任，我觉得这样不好，加之东久迩宫也无此意，所以我没有接受陆军的要求，而令东条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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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裕仁天皇并非无权，只是不愿承担责任。裕仁天皇在许多场合的消极态度其实都是基于此类的利害算计。在上节之后“开战的决定”一节中，裕仁天皇对开战的疑虑主要也是能否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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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被认为是战争中权力最大的日本首相，人们也习惯于将东条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为同等的“独裁者”，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君下之“相”。裕仁天皇在“东条内阁的内政”中说到“我想谈谈东条内阁为什么倒台？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让他倒台？”，虽然接着的话脉仅谈了倒台的原因，而未及自设的后问，但裕仁天皇确实有权“让他倒台”。裕仁天皇在此节中谈到“我的心情无法通过东条传达至全体官员，也无法传达至国民”，但原因不是东条凌驾于自己之上，而是“东条兼职极多，极忙”。在“东条其人”中裕仁天皇谈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上奏要求取消天皇“裁可”之事。事情经过如下：1944年，由于内部有异议，东条不再兼任参谋总长，东条曾向伏见宫咨询由后宫淳续任，伏见宫以为不妥。在东条向裕仁天皇报告时裕仁天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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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更有分量的人选的建议？东条退下后却错送来了后宫为参谋总长的上奏，我还是裁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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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意思，所以不拘于我已裁可，旋又奏请取消有关参谋总长的上奏，推荐梅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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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这样取消裁可的上奏不仅没有前例，也没有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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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最可见不仅天皇的明令，即使天皇的“意思”也有巨大的影响力。（裕仁在此节中对东条的评价相当正面，说“能领会”“拼命工作”“思虑周密”“长于任事”“体察民意”等等，并为东条开脱，如对1943年春夏东条出访东亚各地受到日本高层“自我宣扬”的批评说是“这是得到我的许可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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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矶内阁后日军连连失败，陆海军矛盾日益尖锐，小矶被迫辞职，续任人选之一的铃木贯太郎本不肯出任首相，经裕仁天皇出面始而接受。所以不仅是东条，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或者试图拂逆天皇之意。裕仁说感到威胁的兵变，无一不打着“清君侧”等拥护天皇的旗号，“二二六事变”被裕仁下令镇压，但被处决的肇事者在临刑前都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所以在局外人看来，战时日本没有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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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强调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玉音”对战争结束的关键作用，在日本有着主导的影响力，不少日本人也喜欢把这一宣布说成“圣断”，如把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吹捧成“世界的最高文化”的原子昭三的《从世界史看日本天皇》称“国体精华的最好表现就是这个圣断”，以见裕仁天皇的“热爱和平”。其实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正和裕仁天皇心存侥幸的态度有关。比如莱特岛战役前，裕仁天皇希望给美国以重击以创造“妥协的余地”。这种想法不仅是莱特岛战役前，伴随美军开始反攻，日本“胜利”日益渺茫，裕仁天皇仍抱有这种想法。如裕仁天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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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新几内亚的斯坦利山脉被突破后（十八年九月），胜利已无望。所以我想能在哪里给予敌人以打击，以取得讲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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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日本的战争狂热氛围中，不到一败涂地要放弃战争确实很难，但至少可以说裕仁天皇在战争结束之前并未对“和平”作过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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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引裕仁天皇的自述，我想裕仁天皇在战时的作用是否如麦克阿瑟所说，已没有见仁见智的余地，无须再置一词。由此，我们可以说裕仁天皇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或者说如果东条等人确应对战争负责，那名列第一的责任人应是裕仁天皇——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疑问及本身当否则是另外的问题。反之也可以说，如果裕仁天皇可以免责，则正如东京审判法国法官亨利·贝尔纳（Henri Bernard）所说：对东京审判判处有罪的其他A级战犯至少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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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和天皇免责抽去了“共同谋议”罪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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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对于避免战争结束时日军的抵抗、减少盟军占领日本的维稳成本和日本转型期的动荡，其作用是不必讳言的。但裕仁天皇的不当免责，确实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其中对东京审判最重要的负面影响，就是使“共同谋议”罪是否恰当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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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中的“共同谋议”作为“反和平罪”的总纲是东京审判的最重要指控，不仅检方提出的55项罪名中“共同谋议”罪名列第一，不仅所有被告在这一项中都被控有罪，而且除松井石根和重光葵外，其他23名被告最终也都被判此项指控有罪。这一突出罪名也是从被告、辩护律师到庭外反对者一致认为的最“乖离事实”的“诬告”。时至今日，东京审判的反对者仍认为这一罪名最不可接受。原因是日本的政治情况与纳粹德国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日本从明治维新后进入现代议会民主制，到昭和战争爆发时没有发生质变；不仅党与党之间政策不同，走马灯式的内阁与内阁之间政策不同，内阁与军方政策不同，即使政府内部，如外务省和大东亚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设立）、企划院和军需省也时有矛盾，而海军和陆军的意见不一有时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谋议”。持此议者以为虽然德国也有诸如党卫队和国防军的矛盾，但日本的情况还是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日本没有德国式的一个领袖（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一个政党（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一个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所以援用纽伦堡审判的“共同谋议罪”完全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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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的起诉和法庭的判决主要是对日本1928年以来的侵略历史作宏大叙述。从既成事实的角度看，这样的总结还是有力的；问题是它与被告责任的关联性还有一间之隔。韦伯庭长从被告个人角度的论述当时未能公开十分可惜，但串起“共同谋议”经线的裕仁天皇未被追究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正是抽去了这一串联的灵魂，才使各个被告在“共同谋议”上看似散落一地、互不相干。可以这样说，如果天皇未被免责，被告所谓互不相识、原本对立等等说辞都将进退失据，辩方对于共同谋议罪也将辩无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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