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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判决书就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发动长期侵略战争的史实进行了回顾，认定自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就制定了夺取政权后的军事扩张政策，通过对其最终扩张目标“大东亚共荣圈”进行重新划分等方式，一方面控制印度和缅甸之间的所有领土；另一方面控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判决书解析了日本军事扩张政策的内容，揭示了其付诸实践的过程，然后说明被告人为这一时期军国主义崛起而做出的种种恶行，从而认定这些人的个人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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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做出的广泛策划，以及为此进行的长期而复杂的准备工作，并非仅靠一人之力就能完成。而是需要许多领导者为实现共同计划的共同目标而做的一系列工作。虽然他们可能并不熟识，并没有共处一室进行“密谋”，甚至可能存在意见分歧和对立，但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确保大日本帝国的统治地位，为此不惜策动、实施和加入侵略战争，这样的共同目标是他们采取共同行为的基础，即便没有具体的意思联络，也并不妨碍所有被告人对战争犯罪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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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没有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共同谋议发动侵略战争更为罪恶深重的罪行了。这种共同谋议的实施则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死亡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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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同谋议认定反和平罪刑事责任的法理揭示出，一个组织性不那么严密，甚至存在意见对立的集体也可以产生共同的战争罪责。这种归责原则贯穿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始终，甚至连勒林等对此原则持怀疑态度的法官也愿意承认，法庭对反和平罪的判决有一定的依据，明确了文职官员也可能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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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个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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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个人刑事责任面临两个主要的法律障碍，一是在古典国际法理论中，国家是唯一的主体。因此，在国际法中建立个人刑事规范就首先要求承认个人也是国际法的主体；二是要克服国家基于主权观念和利益本位产生的对外部干涉的防卫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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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大规模暴行“震撼人类良知”，人类文明的根基险遭动摇。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传统国际法理论的深刻反省。人们意识到，“不惩罚的文化”是暴行顽固地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国家反而成了个人躲在主权豁免理论背后实施严重罪行的庇护所。这一法律问题必须通过法律的自我革新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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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既有法律理论和原则的基础上，基于战争犯罪的特殊性，提出确立战争罪责必须突破传统的处理国家间事务的法律原则，深入到涉事国的国内领域，刺穿“主权的铠甲”。违反国际法的各种犯罪是由人而不是国家这样的抽象实体实施的，只有惩罚实施这些犯罪的个人才能真正执行国际法。那些直接参与侵略决策的政府领导者们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法庭阐明了关于共同谋议、指挥官责任、不作为共同犯罪等法律问题的原理，为个人刑事责任理论提供了许多创造性的法律解释，并最终通过以证据为中心的审判确定了被告人的个人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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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和纽伦堡两大审判明确，任何从事构成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犯罪行为的人都应当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刑事惩罚。这种“个人责任”意味着：第一，凡参与战争犯罪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决定或执行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的一切行为，均应负责。第二，犯罪人的官职不能成为免除其刑事责任的理由，即任何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各部门之负责官吏，不得以自己在犯罪时系代表国家或政府为借口，强调自己的行为是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从而推卸应当承担的个人责任。第三，具体实施战争犯罪行为的人不能因“遵令行事”而免除其实施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即实际实施战争犯罪的人，即使是遵照其所属政府或某一上级或长官的命令而行动，也不能免除其作为个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第四，被告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被告人所在国的国内法亦不能作为免除个人刑事责任的理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到犯罪时的实际情况而减轻其刑罚。这也为国际刑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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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本社会民主尚未发育，国家权力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倘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缺乏确立个人刑事责任的胆识，而是保守地采取国家责任论和集体责任论的立场，战争责任将转嫁到不被允许发表任何政治性言论且同时又深受战祸之苦的民众头上，真正的责任将反被掩盖。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抽象国家法人论都被东京审判坚决地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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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但前文所述的两个法律障碍被成功克服，东京法庭也成为确立国际战争罪行个人刑事责任的先例开创者，为后来国际刑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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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四节 人道、人权观念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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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道主义是战罪审判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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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必然造成生命伤亡，天然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在以战争制止更多的生命伤亡的严格条件下，战争才具备合理性。对战争罪行的惩罚，源自对战争中个人命运的关怀。对每个个体基本权利的保护越重视，惩治战争罪行的愿望就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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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把人道、人权、对弱者的同情关注以及对他人的宽容，逐渐摆到人们道德意识的核心位置。19世纪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日内瓦法体系和海牙法体系致力于改善受到战争行为影响的个人的条件，以及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基本个人权利，共同形成今天的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法同源共生，也是战争法的主体内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可能构成国际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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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24日，法、英、俄三国在谴责土耳其对阿美尼亚人大屠杀的宣言中声明：“所有土耳其政府的成员及涉及大屠杀的代理人都应该为反人道罪和破坏人类文明承担责任。”1919年，凡尔赛会议“战争发动者责任和刑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谋杀和灭绝、有系统的恐怖主义活动、处决人质、拷打平民、故意断绝平民的饮食、绑架妇女强迫卖淫、驱逐平民、在非人道主义的条件下监禁平民、强迫平民为敌对军事活动劳动、集体处罚以及故意轰炸无设防的地方与医院，这些行为都属于反人道罪。”虽然美国和日本代表团认为“人道法”的概念太模糊，但委员会的报告仍坚持认为“人道法”确实存在，违反了该法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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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人道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者缺少有效的制裁机制和司法实践。二战以后，这种状况在两大审判中得到了改变。《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将反人道罪纳入法庭的管辖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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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国际军事法庭都认为，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极为严重的国际罪行，侵犯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反人道罪不仅仅针对某一些群体和个人，而且，是针对整个人类的犯罪行为。如果这些犯罪行为不加以处罚或制止，国际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就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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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宪章中反人道罪的规定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反人道罪不区分“战前或战时”；其次，反人道罪的具体实施形式是多样的，包括杀害、灭种、奴役、强迫迁徙等；再次，确定了反人道罪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即使国内法规定某种行为是合法的，但如果这种行为符合了反人道罪的要素，也要受到国际法的惩罚；最后，与纽伦堡宪章不同，对于反人道罪项下的迫害罪，不要求基于宗教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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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人道”具有某种超越性。它首先超越国家与政权，回到了人的权利自身，将整个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来看待和保护。它还将“人类”的价值置于“文明”之前。认为文明不应高于人类而存在。任何以复兴文明、巩固政权的名义，或以“历史的意志”“前进的方向”等为借口来消灭、奴役国民或族群的行为都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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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起诉书没有对战争罪与反人道罪做出清晰区分，而是将其合并共同作为第三类诉因——战争与反人道罪。东京法庭也并未就反人道罪进行判决，而是把有据可查的所有暴行案件都作为战争罪对待。但这不但不会削弱东京审判的人道立场，反而凸显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反人道罪的思辨和理解。在东京法庭看来，反人道罪的实质在于特别的犯罪动机，即基于被害者的种族、国籍、民族、文化共同体、信仰等产生的歧视性动机。受此动机支配，产生的系统、严重侵害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最低限度尊严的行为才能构成反人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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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进一步完善了反人道罪的定义，明确规定对于犯有反人道罪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仅仅是针对冲突中的一方，而是针对实施反人道主义犯罪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二战之后的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审理行为的发展，是人道主义普适性诉求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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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两大审判惩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规则逐渐发展为战争国际强行法，确立了一个国家对全体国际社会的责任，即“对所有人的义务”（obligatio erga omnis）。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一个国家无论有没有条约的规定，都必须对全体国际社会承担一种义务，即打击和惩罚国际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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