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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现行国际法上的指挥官刑事责任既包括军事指挥官，也包括其他上级（非军事指挥官），这直接溯源于东京审判的判例。尽管指挥官责任理论存在着一些法理上的争议和困惑，但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及其后的战犯审判为当今国际刑法中指挥官刑事责任的发展提供了意义巨大的法律基础。“不制止暴行的指挥官责任”的确定和追究，将促使指挥官在战争中更好地约束军队的行为，以防止、减少战争中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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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创国际人道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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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放弃战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但目前仍然任重道远。尽管二战后不曾爆发全球范围的世界大战，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却频繁爆发。与禁止战争相比，国际人道法却获得了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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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普通战争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者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传统战争法规或者战争惯例的内容可总括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开始和结束，以及在此期间内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中立国或非交战国之间法律关系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另一部分是关于作战规则，即关于武器、其他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以及保护平民、交战人员和战争受难者的原则。第二部分的内容在国际实践和西方国际法著作中常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普通战争罪未包含关于战前违反人道的行为的内容，反人道罪可谓针对这一空白而专门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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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开创性的国际司法实践，以及战后国际法的发展，2002年7月1日，《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正式生效，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旨在惩罚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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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就是在人道关注与国家的军事要求之间达成一种谨慎平衡、设法将武装冲突所带来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一系列规则。其目的在于保护那些不参加或者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并对作战的手段和方法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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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是“保护”，其保护对象包括人员、场所、物品以及自然环境。国际人道法有几个基本原则，适用于一切战争或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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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原则：保护战争受难者。非战斗员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人道待遇。区分原则：在作战中必须严格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加以区别。军事需要原则：在战争中攻击军事人员和目标是合法的，但是应尽可能地限制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害。比例原则：当保护不可能是绝对的时候，应秉承善意，用“人道”和“军事需要”这两项原则互相制约。禁止报复原则：严禁对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对象采取报复行为。这一原则是绝对的。即使在对方已经采取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情况下，也不能采取任何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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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就开始订立有关伤病待遇的原则，迈开了使陆战规约“法典化”的第一步。1899年《马尔顿条款》，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新订法规）等一系列公约，逐步完善了战争中关于战俘和平民的待遇和保护。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仍出现了广泛虐杀战俘和对平民的暴行。这些条约和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遵循。二战后出现的军事冲突中，战俘和平民大多得到妥当对待，这与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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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尽管首要罪行是反和平罪，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唯有战争中实施暴行和应对战争中暴行负责的被告们，才会被判处死刑。甚至科刑的轻重也同暴行程度呈正比关系。因此，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惩罚战争暴行、维护人道主义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近半个世纪以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先后设立，它们是新时期国际人道法的司法实践，也是对战后两大审判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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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第三节 促进民主普及，奠定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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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过程，也是否定对天皇保持绝对忠诚的封建思想传统的过程，使日本国民从军国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脱，促使日本社会由专制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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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国史观”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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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立和保证天皇的权力与地位，日本明治政府在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的同时，特别强调天皇的权威，规定天皇的统治就是日本的国体，并且创造出一套理论体系来论证天皇制国体的合理性。这套理论被称为“皇国史观”。“皇国史观”的核心就是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它以绵延不绝的、万世一系的、具有神格的历代天皇为中心，以天皇崇拜为信仰。由于天皇承担着上天与普通人之间联系的神圣责任，不仅负责教化日本民众，更具有领导尚未开化或者半文明的亚洲其他各国，即中国、朝鲜等国的资格；以天皇为元首的皇国日本负有把“八纮一宇”的日本精神推广到全世界的神圣责任，如果遇到抵抗，日本国民应不惜牺牲一切，献身神圣战争和天皇领导的光荣神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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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皇国史观”真正影响日本国民的意识和信念，1890年日本政府以“圣旨”的形式发布天皇关于教育的指示，成为指导日本近代教育和编写教科书的基本指针。这就是统治日本社会思想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责，保卫国体”。在“教育敕语”的指针之下，日本人从小就开始培养忠实于天皇、为天皇献身的精神。以日本大家族制度为基础，建立“家族国家观”的思想体系，培养日本人无条件遵从于天皇和为天皇献身的国民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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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政府开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广播等只能传播政府核准的信息。加之从小就接受“皇国史观”的教育，日本国民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身亡者视为“为国捐躯的英灵”，将日本发动的对亚洲的侵略战争视为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是为完成历史使命而进行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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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昭和天皇“玉音传送”宣布“终战”之时，日本社会的反应是“空虚”。日本白桦派作家长于善郎曾记载：8月13日，在众议院图书室工作的朋友说将要发表重大的新闻。当时已经意识到战局发展对日本不利的人们都以为天皇可能会一面检讨自己，一面亲自鼓励国民全力抗战。如果天皇那样做的话，日本全体国民肯定会对天皇感激涕零而积极参战。但是，在听了15日的“玉音放送”后，人们“一下子泄了气”，“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荒畑寒村在其自传中写道：“听了天皇的玉音，日本人的反应十分奇怪。战争真的结束了吗？许多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空虚，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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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小接受“皇国史观”教育并在新闻管制之下的日本民众，是做好了“玉碎”的准备，将为天皇捐躯视为无上的光荣。因此，在听到天皇宣布“终战”时才会不知所措的茫然、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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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之前，日本社会在政治上实行君主集权的立宪制，在思想上奉行“皇国史观”，整个社会处于军国主义的管制之下。这样的社会体制极易导致对外侵略扩张，造成地区及世界的不稳定。东京审判从思想上破除“皇国史观”对日本国民的禁锢，政治上否定了君主集权，并通过战犯审判和惩罚剔除军国主义对日本社会的控制，为日本社会走向民主和和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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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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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民主进程。《波兹坦公告》中已经有实现日本民主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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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被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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