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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由外国主导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日本，外部势力主导的民主改革进展顺利并且很快稳定下来。这种特殊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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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所谓的“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实际上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其目的并不是要“解放亚洲”，而是要取代西方列强，将亚洲各国纳入到日本的殖民体系中。真相揭露之后，日本民众由对军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变为蔑视与厌恶。美国著名的日本通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在其著作《日本人》一书中对当时日本民众的心态做过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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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曾期望靠日本人民优越的意志力赢得战争，人民也以他们每一盎司的意志力来响应，直到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耗尽为止。被烧光的不仅仅是城市，人民的心也被烧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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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战争、对把国家引入灾难的领导层、对整个过去，产生了普遍强烈的反感。人民并不感到内疚，而是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使他们奇怪的是，他们发现日本军队在亚洲远未被当作解放者被人欢迎，而是普遍地受到憎恨。把军人当作无私的爱国者和天皇的仆人而给予他们高度的尊敬，变成了对他们的愤恨和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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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的否定，从思想上改造了日本国民，创造了适合民主发展的社会环境，从而为《日本国宪法》的实施和日本民主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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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建立了君主集权的立宪政体，施行《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仿效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即“俾斯麦宪法”），天皇集统治权、立法权、统帅权、关于议会的大权及外交权于一身，对国家拥有绝对统治权。正是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才得以摆脱列强欺凌、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一跃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加之日本政府对国民从小进行“皇国史观”的教育。因而，即使国家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民众对于天皇及明治宪法仍持肯定态度。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币原政府自己提交的宪法修正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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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同币原喜重郎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要求币原对明治宪法进行“自由主义改革”。1946年2月8日，币原政府提交的宪法修正草案中对于明治宪法仅做了微小的调整，仅仅在“第十一条”中将“陆海军”改为“军”，将“天皇统帅陆海军”改成“天皇统帅军队”，在“第十二条”中“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军的员额”，修改成由法律决定。这一结果显然不是美国所期望的，也是负责日本民主化的盟军民政局所不能接受的。于是，1946年2月13日盟军司令部拿出一份较为进步的日本宪法草案，也就是所谓的《麦克阿瑟草案》，交给日本并要求日方接受。这就是日本现行宪法《日本国宪法》的草案，币原政府只做了微小的调整便由国会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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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宪法虽然保留了天皇制，但是天皇由战前的“神圣不可侵犯”变为“日本国的象征”，不掌握任何实际的国家治理权力。并且，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不具交战权、不得保持战争力量，被称为“和平宪法”，也称为“麦克阿瑟宪法”。1946年11月3日，宪法修改草案正式公布。随后，该草案被分发到日本各地进行讨论。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施行。草案正式公布并进行全国讨论的阶段，东京法庭的检方立证基本结束（6月4日进入检方立证阶段，12月24日检方立证结束），这个过程中，法庭揭露了日军的大量暴行以及日军对外战争的侵略实质。开庭的早期，东京法庭几乎天天座无虚席，走廊中都站满了来旁听的观众，日本的媒体几乎天天报道东京审判的法庭状况和每日进展。可以这样讲，东京审判对于“和平宪法”的顺利通过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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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外部势力对于一国政治进程的干涉，普遍会遭受到强烈的抵制。但是，日本社会对“和平宪法”却表现出极高的认同，不过分地讲，与东京审判有很大关系。而这部宪法的颁布及执行，也加快了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推动日本走上和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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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奠定东亚和平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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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罪行，反和平罪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破坏和平行为要求严惩的诉求。反和平罪指“计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场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行为之共同计划或共同谋议”。东京法庭认为不仅“发动”或“执行”一场侵略战争构成犯罪，为侵略战争进行“准备”也构成犯罪。“准备是犯罪行为真正执行前的各种各实施计划的步骤”。东京法庭追溯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如何逐渐控制整个日本政府，如何通过国家政策动员整个日本社会为战争做准备的过程；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三方协定，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除松井石根、冈敬纯、大岛浩、重光葵、岛田繁太郎和东乡茂德之外，25名A级战犯中19人被判定参与了准备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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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和平罪将侵略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不经宣战”，“经宣战或不经宣战”都不影响侵略战争的认定。有人认为应当从袭击“珍珠港”开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对日宣战。如果法庭采纳这个观点，那么日本在中国所犯的主要的、重大的罪行都将逃脱审判，“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也许就从历史中滑过，成为战争中不可信的传闻。如果法庭没有审判太平洋战争之前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也许会有更多的战争罪犯逃脱惩罚，不利于日本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对军国主义残忍本质的认识，不利于从根本上清除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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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侵略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不经宣战”，这样可以避免侵略战争发动国进行“不宣而战”的侵略，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小的事端逐渐发展到不可控的战争，减少战争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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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对战败国进行军事审判，本身就体现了对和平的诉求。1945年《波兹坦公告》声明，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但制裁的目的不是为报复，“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者消灭其国家”。传统的国际法对于战败国的处罚，一般是斩杀败将，割地赔款。这种处罚方式即时、简单，却也粗暴、野蛮，容易埋下仇恨。被处罚国家一旦国力恢复便会寻机报复，从而陷入报复的恶循环，带给世界无尽的战争与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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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败国进行国际审判，提议之初就面临着国家之间的协调、时间的延宕、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等问题。关于对轴心国的处罚，在同盟国内部有“即刻处决”和“国际审判”两种争论。“即刻处决”可能更加高效。然而，最终同盟国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战败国进行“文明的审判”。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正义”；另一方面是为了树立和平处理国际事务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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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给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通过和平审判的方式来处理战败国，重构战后国际秩序。这个过程本身显示，战争作为谋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应该被放弃，国际秩序的形成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塑造。东京帝国大学的团藤重光认为：“世界性的舆论形成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这能对世界和平间接做出很大的贡献。”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所传达出的追求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理念，通过形成世界性舆论的方式，起到长期预防战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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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国际军事法庭记录历史、警示未来。设立国际军事法庭，以国际审判的方式对战败国进行惩罚，可以说是在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坚持下才实现的。在试图说服罗斯福总统选择国际审判的方式时，史汀生给出进行国际审判的必要性：“我们应该追求预防性的处罚，进而言之，是教育性的处罚，而不是报复”。通过法律程序对战犯嫌疑人进行起诉的整个过程，一方面记录历史，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通过庭审，留存于历史，并以此来警示世界；另一方面教育民众。东京审判开庭时，每天在法庭上都有一千人左右，包括法官、被告、律师、法律工作人员，还有日本和外国记者、普通观众。1948年11月3日的《朝日新闻》有社评认为：“东京审判的判决对于日本历史和世界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和平决心的世界性表现。”东京审判“要求把以往被告培养的军国主义为特征的旧日本完全埋葬。这个审判还清楚地规定，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应该建设的国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东京审判为日本与世界的和解提供了机会。1951年日本通过《旧金山合约》重返国际社会，其前提就是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日本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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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东京审判法庭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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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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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国际社会创设了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开创了惩治战争犯罪的国际刑法实践，奠定了战后和平国际秩序的基础。同盟国放弃简单、明快的即刻处决而选择费时、费力的“国际审判”，其重大意义便在于更好地预防战争、维护和平。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仅是“为镇压邪恶而斗争的记录，而且是把世界导向正义和公正的规范的巨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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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了追究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先例，“国家”不再能作为个人的“保护伞”。这样对于欲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能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从而更好地预防战争的发生。进行国际审判，不仅是为了处罚战争责任人，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记录历史、揭示真相、教育民众，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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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本民众得以了解历史真相，从而放弃战争权、交战权，不拥有自己的军队，使日本走上民主、和平的道路。同时，通过法庭的审判，将原本可能被掩盖的历史揭示并记录下来。二战时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对亚洲各国进行残暴的侵略行为，经过法庭的审理和判定，成为不容置疑和篡改的历史。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是建立在东京审判对历史的判定及日本对和平道路的选择之上的，承认东京审判是日本重归国际社会的前提。和平来之不易，维护东京审判的成果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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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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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户谷由麻著，赵玉蕙译：《东京审判：二次大战后对法与正义的追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