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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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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朋友可以说出照片上所有大法官的姓名，我可以送他一本新书。”2013年1月26日，我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参加一次以“律政剧、法律翻译和司法文化”为主题的讲座。开场时，为了活跃气氛，我亮出美国最高法院现任九位大法官最新一张“全家福”，并向现场上百位听众发问。意外的是，居然有不少人举手抢答。“罗伯茨、斯卡利亚、肯尼迪、托马斯、金斯伯格、布雷耶、阿利托……嗯……索托马约尔，还有卡根！”虽然答得有些磕磕巴巴，前排一位女孩还是准确说出了每位大法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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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主编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讲座结束后，一名男生特地过来打听：“戴维·苏特大法官传记的中译本什么时候出来？我们班无论男生女生，都很喜欢他，到时一定组织团购。”“你们为什么喜欢苏特？”我好奇地问。男生说：“他低调、克制的‘隐士’形象，最符合我们对大法官的想象。当然，女生们还喜欢他的单身和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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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要是目睹上述场景，肯定会觉得奇怪。因为根据2011年一项民意调查，55％的美国人连一位大法官的名字都说不出，32％的人不知道最高法院是干什么的，相反，65％的人却可以完整说出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三名评委的名字。这一结果，与全美中小学公民教育萎缩有很大关系，也令众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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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兴趣，倒是在缓步升温。从2008年的“特区禁枪案”到2012年的“医保案”，美国最高法院近年审理的几起重要案件，都成为中国媒体热议的话题。最高法院一些经典名案，甚至著名判词，也逐渐为人所知。2012年初，国内某位卷入“代笔之争”的公众人物欲提起名誉侵权之诉，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将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作为论辩依据。某些网站肆意删帖时，许多网民也会引用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沙利文案”判词：“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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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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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陌生到熟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打开，与美国最高法院及大法官有关的译著，陆续进入国人视野。较著名的，有鲍勃·伍德沃德、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合著的《美国最高法院内幕》、亨利·亚伯拉罕的《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等。进入90年代，经过贺卫方、梁治平、苏力、刘星等法律学者的普及传播，人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与经典判例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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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高法院文化传播方面居功至伟的，却不是法律人。由1996年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起步，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从宪政和法律切入，通过介绍诸多案例，全面展示了美国的政治架构、公民文化和司法议题。任东来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则更进一步，在2004年推出《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从最高法院的建立，一直讲到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这本书资料翔实、写法生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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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之后，介绍联邦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图书种类更加丰富、视角更为多元。《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首度揭示了大法官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描述了最高法院2004年后的保守转型。《黑衣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如何摧毁美国的》从保守派视角，解读了最高法院近些年的所作所为。《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和《吉迪恩的号角》从经典个案切入，赞颂了最高法院在维护言论自由、保障刑事人权上的努力。近十年来，卡多佐、霍姆斯、哈伦、布莱克、布莱克门、斯蒂文斯、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奥康纳、苏特、布雷耶等知名大法官的著作或传记，已陆续与中国读者见面。“美国法律文库”、“上海三联法学文库”和“社会思想译丛”中，也包含许多与最高法院有关的杰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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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关注度提升，最高法院题材图书中文版的出版进度，只比原版落后一到两年，新书版权也常常成为国内出版社竞逐的“抢手货”。例如，2012年9月，《九人》作者杰弗里·图宾的新书The Oath: The Obama White House and the Supreme Court甫一推出，中文版权就被迅速购走。2013年初，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自传、奥康纳大法官讲述最高法院历史的新著，都是刚刚面世，中文版权就有了着落。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读者们对这类图书的兴趣有增无减，还未进入“审美疲劳”状态。这种兴趣增长，既是受律政剧等法政文化广泛传播的影响，与近年国内热点事件多与司法个案相关也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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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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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路学者的引介和传播，国人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认识大致如下：它与国会、总统并列，是构成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之一。九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审议确认方可任命。大法官一经任命，终身任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随意撤换。由于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争得“司法审查权”这一重磅武器，大法官们可以解释宪法，据此推翻国会立法或总统决策。两百多年来，最高法院曾是保守堡垒，竭力抵制经济改革；也做过民权先锋，主动推动社会发展。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最高法院始终是宪法的忠实守护者，深受广大美国人民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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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认识，有制度上的客观描述，也有流于简单的美好想象。例如，我身边不少朋友就认为，大法官们有绝对的权威，是最后的决断者，美国是“九个人统治的国度”。还有朋友喜欢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名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甚至提出，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争议，最终都可以拿到最高法院审理，由大法官说了算，并认为这种“司法万能”或“司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有人不这么看。有朋友读完《九人》后，感叹“美国大法官原来也要讲政治，自由派支持民主党，保守派支持共和党，审判只是走过场”，甚至得出美国最高法院也是“政治化”法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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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看法，有误读的成分，也有因对当下司法现实不满，而对异邦制度生出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理解为一种善意的期许。但是，如果司法改革者也按照想象中的图景进行顶层设计，甚至考虑制度移植，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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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访华时，我曾就美国是否存在“司法至上”这一问题向他求教。他回答，在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属于政治分支，因为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目的是为公共事务作决策。而制宪者设置司法分支，不是为了让它成为反映多数人意志的工具，因此，不能把法院看做政治机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最高法院向来认为，政治问题应该交给政治分支解决，法院不受理也不解决政治问题。例如，关于国会的选区划分争议，早期的最高法院就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拒绝介入。另外，最高法院既不掌握军权，也不把控财权，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如果介入政治过深，执行判决不力，反会降低司法权威。布雷耶提出，最高法院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维持坚实有力、切实可行的工作关系，在决定是否受理案件或作出判决时，要充分考虑其他部门的宪法职能，包括他们的优点、不足和运转方式。这一思维，与我们对美式司法独立和“司法万能”的想象，其实有很大差异。国人常对“布什诉戈尔案”津津乐道，认为是大法官的关键一票决定了总统归属，但在多数大法官心目中，最高法院当时根本就不该蹚这摊政治浑水。13年来，从来没有一位大法官引用过这个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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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至上”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司法政治化”更是标签式的判断。谈及最高法院大法官，许多人爱作这样的分类，如斯卡利亚大法官是保守派，支持共和党；布雷耶大法官是自由派，支持民主党。有人甚至认为，与保守派因循守旧的原旨主义相比，自由派的务实解释方法更接近宪法核心原则。初涉译事时，我也好作这样的派系划分，因为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也符合国人的思维习惯，但随着观察逐步深入，渐渐觉得这样分类太过绝对，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导致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死刑、错案纠正问题上立场保守，但他又是刑事被告人对质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被誉为“刑辩律师之友”，所以，很难把他的立场套到一个意识形态框框里去。另外，同样是立场偏保守，斯卡利亚与罗伯茨、阿利托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就不一致。的确，立场偏保守的大法官们近年推翻了不少先例，但立场偏自由的大法官早年推翻起先例来，也是毫不手软。再说，到底什么是“宪法核心原则”呢？恐怕大家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才是宪法“正道”，而对方走了“邪路”。大法官们终身任职，就算跟之前任命自己的总统或政党对着干，也没人能拿他们怎么样。人人皆有立场或偏好，如果把他们的司法立场式个人偏好一律理解为依附于某个党派，并不是公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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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如果对某个机构运行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土壤缺乏了解，任何赞美和贬低都是廉价的。因此，每当身边朋友过度溢美或无故抨击美国最高法院，我都会推荐他们阅读几本通识性读物，如戴维·奥布赖恩的《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亨利·亚伯拉罕的《司法的过程》，又或劳伦斯·鲍姆的《美国最高法院》，希望他们在深入了解之后，再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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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抱怨，这几本书都是“大部头”，如果不是对司法话题特别感兴趣，没人能坚持读下来。这就让我犯愁了，因为在浩瀚书海里找一本能够简明、准确地介绍美国最高法院的小册子，本来就有难度，如果还要求资讯够新、门槛够低，更是难上加难。如今，问题总算解决了，因为有了琳达·格林豪斯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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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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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大学时，一位老师曾告诉我，年轻时别急着猛啃经典，可先读读学术大家写的小文章，看看别人如何化繁为简，用平实的语言阐释一门复杂学科或一套知识体系。后来依此行事，果然受益匪浅。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就是典型的“大家小书”。牛津大学出版社这套系列丛书于1995年推出，每本对应一个特定主题，介绍简洁、精炼、准确。丛书皆由行内公认的专家撰写，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艺术、宗教、考古、生物、物理各领域，每本篇幅在120—150页左右，“在不牺牲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写得简单”。由于原书副标题为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所以被广大读者们亲切地称为“VSI丛书”。《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就是2012年年初推出的“VSI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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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像《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这样涉及诸多法史、判例知识的小册子，出版社应当约请著名法学教授、法官或资深律师执笔，但最终选定的作者，却是退休女记者琳达·格林豪斯。不过，只要看看格林豪斯的履历和作品，人们不仅不敢质疑她的资格，反会认定她是撰写本书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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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大媒体在最高法院的“跑口”记者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这些人长期报道最高法院及其案件，多数人一干就是好几十年，不仅与大法官们交情深厚，更是最高法院事务专家。例如，最高法院记者团团长莱尔·丹尼斯顿从事最高法院报道已有50多年，全美关于最高法院资讯最权威的博客SCOTUS就由他创建。这些记者对最高法院的人事格局、内部流程和案件内幕如数家珍，不仅有大量脍炙人口的报道，还出版过不少以最高法院为主题的畅销书。如《批评官员的尺度》《吉迪恩的号角》和《言论的边界》的作者安东尼·刘易斯，就曾是《纽约时报》记者，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曾赞叹他“比大法官还熟悉最高法院的情况”。《九人》作者杰弗里·图宾是《纽约客》专栏作者。奥康纳、斯卡利亚两位大法官的最新传记，也都由《今日美国》记者琼·比斯丘皮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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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格林豪斯就是最高法院“跑口记者”之一。她1968年毕业于哈佛，1978年读完耶鲁法学院后进入《纽约时报》，在时报从事了30年最高法院事务报道，撰写过2800多篇新闻稿，除1998年获普利策奖外，还获得过不少新闻奖项。在采访过程中，格林豪斯与许多大法官结下深厚友谊，2008年宣布提前退休时，九位在任大法官全部参加了她的荣休仪式。目前，格林豪斯仍在耶鲁法学院执教，并为《纽约时报》网络版撰写双周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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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格林豪斯在美国司法圈地位的，是她为已故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作传的经历。布莱克门自幼勤写日记，定期收存文献，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退休。1999年，布莱克门将私人文献全部捐给国会图书馆。这些文献多达50万份，分装在1585个纸箱里，里面既有他的日记、书信、课堂笔记、消费单据，也有各类备忘录、会议记录、判决初稿，其种类之齐全、分类之细致、整理之严谨，令后人叹为观止。布莱克门去世后，亲属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邀请格林豪斯优先接触这些文献，为大法官写一部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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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夏天，格林豪斯在国会图书馆埋头工作了两个月。随后完成的《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一书，因角度新颖、叙事简洁、情节生动而广受好评，成为《纽约时报》2005年推荐的畅销书之一。2011年，我曾有幸将该书译为中文出版，两年后，能再度受托翻译格林豪斯女士的新作，是缘分，也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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