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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事关公共安全，民众和议员都很重视罪案数据的透明度。根据媒体报道，近年来纽约公布的罪案率持续大幅度下降，针对各区上报的罪案数据，市警总局原来早在2011年便由警务处长基利任命三名律师及前检察官，展开了一个内部罪案数据调查，拟检查系统的运作和数据的真实性。基利在6月2日公布调查报告，并指出警队未来将要按国际调查宝典《红皮书》（Red Book）的标准来防止数据操控，提高警队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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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近十年来罪案率，尤其是严重罪案的发生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市警总局基利于2011年任命了律师、前检察官凯利（David Kelley）、麦卡锡（Sharon McCarthy）和副警务处长法雷尔（Micharl Farrell），对各区上报的成千上万的罪案数据报告，进行了重新审阅。计划悄然展开，截至目前已超过两年时间，并最终出台相关报告。调查员凯利称，纽约市警有完善与先进的系统，此次审查为警队重新分配警力资源等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有助于显露系统中存在不足的部分。警务处长基利表示，纽约警队将成为借鉴《红皮书》标准、对内部上送的罪案数据进行审核的全美首个警察局，以防止数据弄虚作假，增加警队公开性。基利介绍，警队即将联合内部审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对上报罪案数据进行审计。具体措施包括，以《红皮书》标准培训警队内部审计师，对警队内部审计师进行认证，对现行警队罪案报告系统进行正式的、系统化的风险评估，同时向警队推广《红皮书》标准，以及定期评估警队内部的审核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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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法治剪影：检察官西行漫记 警察、律师及检察官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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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家或社会都有一个系统来解决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并且都希望解决纠纷的系统是文明的、有规则的。任何国家都无法杜绝犯罪，司法系统是解决这些纠纷和问题的根本保证。在美国，法官是有绝对权威的职业，这种权威既有制度因素又有信念因素。有一句话美国人常挂在嘴边：“我不是法官”，意思是，我说的你别当真，权当听着。这饱含着民众对法官操守行为的高度信任，乃至对司法和整体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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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措施，总离不开由人来执行。警察、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在法律系统中，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警察的作用是维护秩序、捍卫治安，及时有效地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在美国，警察真可谓是“行动官署”，是直接接触民众、与民众联系最多的执法人员，走在大街小巷、湖边风景区等任何街区，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到警察。警察巡逻小队成员的随身装备，除了手枪、子弹、伸缩警棍、手铐、巡逻对讲机外，还有用于救援的急救包、医疗手套等等。警察队伍是具有很强组织性的纪律团队，具有健全的社会常识，包容的心态，以及人文关怀。人人需要警察，社会需要警察，因此，在美国警察、消防员和法官是必须服务的职业，不允许罢工，这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也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警察执法时，相关人员必须配合不可冒犯，公务执法活动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遍意义，当然相关人认为权利被侵犯或警察滥用权力，事后可以进行司法救济。职业化角色对警察专业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美国警察的整体素质与专业能力当属世所公认。此次出访，我们普遍的感觉是美国的警察很和蔼、精干，遇事询问时，态度和气、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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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今日听闻的警察文明执法，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现代警察制度发端于19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当时，由于工业急速发展，城市人口剧增，人员流动性增大，伦敦及周边地区的犯罪率急剧增高，传统上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治安员制度，已无法应对恶劣的治安环境，由此产生了专业的现代警察制度。警察是根据各种线索推理各种可能性来侦破案件的。然而，肇始于维持公共秩序所需的警察制度，却常常落入侵犯公民权利的权力窠臼。20世纪中叶，针对狡猾的犯罪分子，头脑精明的警察有着自己一套手段强硬的“三级法”规则：循循善诱，威逼恐吓，严刑逼供，这样的警察是“最伟大”的罪案终结者。对这样的“三级法”规则我们何其熟悉矣。“大胆假设”，往往是干练刑警开启侦查之门的第一步，效率往往是被首先考虑的因素，但侦讯犯罪终归要步入程序法治的轨道，要受公平公正理念的检视。各国警察调查犯罪走向法治也是渐进迈入程序轨道的。由此，我想起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坦福大学进行的社会心理学“监狱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把参加实验的学生分成“囚犯”和“狱警”两组，观察双方的行为变化。实验开始不久，“狱警”很快进入角色，对“囚犯”施行严苛的惩罚和心理虐待，程度远远超过原先估计。因此，建构制度进行规制显得异常重要。勘定警察权力界限和构建警察权力场域，便成为完善警察制度的核心命题。在近距离接触身体的执法过程中，警察权力具有随时侵害公民权利的现实可能性，即便有程序法治的严格要求，但是，“暴力永远不会消逝，只会改变自己的方法和容貌”。对此，美国的经验是，赋予警察维护公共安全与调查犯罪很大的权力，同时警察必须遵守程序法治，接受法官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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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律师交谈，他们说美国律师是法律族群，对所代理的案子的办理可谓细致入微，对案件中的信息和意见，不发推特，不逆法庭意，更不会利用媒体干预法庭正在审理的案子，否则会因妨害司法或藐视法庭遭到处罚。在法庭场域，控与辩针锋相对，双方都要服从法官，听从裁判。律师没有统一着装要求，西服领带即可。作为英属殖民地，美国很早就实现独立，立国之初就将假发、法袍连同判例法一起废除。但后来，判例法和法官法袍又恢复并沿用至今，律师袍和假发却没再出现。美国人收入差距很大，但钱少者也很少有怨气和心理不平衡，许多人做事不仅仅是为了钱，没有把赚钱当成唯一考虑因素，也有很多人是在挣了钱之后，寻找机会用自己的经验或专业技能回报社会，比如放弃挣大钱的律师事务所，选择去社区提供法律援助等等。在一些社区，许多律师挣钱并不多，但却乐此不疲且甘之如饴，很细心地帮一些存在法律需求的普通人，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这些服务社区的普通律师，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而且胸怀鸿鹄之志，一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挑战，为社会作出贡献。我在想，当一个人按照兴趣做事，而不仅仅为了谋生，是何等的快乐？这是何等的境界？当然，马克思早就说过，那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之后的第二次飞跃。但真正要比钱，美国人手里钱不多，也不存钱，他们很享受生活，快乐工作，待人也真诚又热情。深究原因，是因为美国人有安全感，国人常常缺乏的正是这种安全感以及深藏其后的社会保障系统的亟待完善，难道你愿意回家去种地吗，难道你甘愿带着家人偏安一隅、独享物欲与喧嚣之外的清静与孤独吗？答案当然是“no”，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往前跑，大家都感觉很累，有职业疲惫感和倦怠感。但是，人到底是被什么驱动着？显然法律职业不能视“挣钱是第一驱动力”，它应该还有更高的追求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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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异常重视程序，所有严格的执法都体现在对程序法治的不折不扣地遵循方面，但律师不能过度利用程序。程序正义关注的是，获取信息的方式和作出决策的方式的公平性，而不是我们获得的信息或我们所做的决定的公平性。例如，涉嫌犯罪的某个人可能会在认真、公正的调查中提供案件信息，也可能是在酷刑之下招供；要对某事做决策的人可能会听取所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的意见，也可能完全忽略这个步骤而自行决定。在一起案件中，辩护律师数周来一直拖延提交抗辩词，以精神错乱作为无罪辩论的证据，并认为这是有效辩护的意见。对此，法官认为：如果律师以精神疾病作为无罪进行抗辩，但又不肯与州府指定的精神病院评估医师合作，法庭将禁止律师在审讯时传唤能够证明被告在作案时神志不清的证人。可见，法官对辩护权的恰当行使具有监督、制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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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权利至上，可随时更换他不满意的律师。75岁的钱老先生，2013年2月遇到车祸，人、车被对方猛撞。警察到达现场后，由于不会英语，警方没有问他口供，救护车来到后，连忙把他送往医院。出院后，接到警方的控告，指他闯红灯肇祸。他委托的律师一直让他认罪了事，还替他准备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不小心驾驶，准备在法庭认罪时向法官宣读。但钱先生最后决定更换律师。代理钱先生案件的黄律师接过案件，认为检方理由并不充分，坚持钱先生不要认罪，就让案件开审。律师表示，检方的所谓目击证人，其实根本没有看到撞车的经过，事发时在一个街口以外，其证词并无法证明钱先生确有闯红灯行为，钱先生也亲自作证，法官指其证词可信，案件终胜诉，洗脱罪嫌，还其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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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系统虽隶属行政序列，但检察官被认为具备准司法官属性，对检察官群体的培育尤为重要。检察职业虽曰是专业法曹，但却跨行越界。但法律人因跨界而成长，因跨界而独立，因跨界而自由。美国检察系统重视硬件设施的基础作用和薪酬晋升等软件的配合，持续性强化检察官团队的技能培训和心理援助。面对调查与起诉犯罪如斯繁重的压力，检察官以及检察从业者皆能秉承专业精神和主观努力，谨守岗位。法治社会赖以成功的成因，除了从经验中学习，还以欣赏和鼓励作动力，完善制度公器和服务品质。国内同行，因为自身没有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内在晋升制度，所以很重视获得外界的尊重，而美国同行似乎更注重自我练达，更加追求专业操守，其为社会提供的专业服务颇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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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构成法治社会的中流砥柱，专业律师和检察官的贡献亦功不可没。律师是社会和诉讼中极其重要的司法和社会资源，在遇到车祸不去救护先找律师的国度，其公民日常生活、工作常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影响，规则已然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离开律师的局面简直无法想象，没有律师的积极参与，整个法律体系将会崩塌。律师的活动领域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为公民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对法制拾遗补阙，他们的活动完善甚至推动着法制的不断进步。检察官和法官具有良好的关系。在访问杜佩郡检察院行将结束的告别宴，就是法官替检察官宴请我们随行12人一起叙餐。席间，法官说，许多工作都是检察官做的，让我们省却很多烦琐以及沉重的负荷，我们很感谢他们。检察官和律师活动在法制领域的最前沿，最清楚法律的不完备、缺陷或需要完善的部分，从而在维护法制和进行法制革新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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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警察、律师、检察官与法官整体体系化的运转，是司法体系有效介入社会治理所需要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既是司法专业化的需要，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于有些案件，诸如家暴的处理，需要司法系统联手应对，由警察、检察官、受害人支持人员、辩护律师、法官、施暴者干预案件共同来完成，这里并不存在一个预先绝对服从的权威，对事实的评估及采取的对策往往是共同参与完成的。美国法律同行，无论是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还是法学教师，对职业的责任感、专业知识、敬业精神、耐心心态和热情奔放都给我们全团成员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检察官和法官都持有很高的道德操守。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检察官体系开放度更大。检察官、私人律师、公司法务和大学助教之间经常相互流动，法官是从检察官或执业律师中选举或任命的。法律体系本身的定性仅在于传授论证的技术，而不可能传授做人的品格。汲取西方法律制度的养分，绝对不能缺少对西方法官、检察官司法品格精神境界的认知，职业操守观念作为最后唯一真实的价值，已然不是理论可以着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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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互联网和其他科技的发展，许多以往由律师进行的工作现在可以由电脑代劳。法律软件可以加速查询所需要的法律信息，还有网络公司提供法律文书和帮助填写这些文书。未来数年律师也仍会供过于求。这也缩小了律师的求职范围，导致许多法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些毕业生开始加入集体诉讼，状告母校用误导就业数据吸引自己就读。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许多法学院毕业生无法找到法律方面的工作，只好到百货商店或餐馆打工。数十名全国各地法学院的毕业生，对那些用误导性报告引诱自己入读的法学院提出控告。目前全国共有18个法学院遭到此类控诉，至少5起加州外的诉讼遭法庭驳回。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内心驱动影响着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库克郡一位新入行的年轻检察官对我们说，她大学毕业后，之所以会选择检察职业，确实是对检察官的工作充满了激情，最让她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工作可以对个人和检察院带来影响。她的工作是在为伊利诺伊州的所有居民服务，因此感觉无上荣光。确实，对人生的思考进而影响所从事的工作，选择职业受内心的影响。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然而，激情是修读和实践法律的关键因素，也是生命要素。要敢于按照自己的信念以及坚强的自我意识要求自己，这才能令我们踏足世界，第一印象不一定是对的。你要对人有信心，而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顿和低谷，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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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法治剪影：检察官西行漫记 法官不仅审案判案，还维系社会结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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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库克巡回法院，被尊誉为专家型的法官华盛顿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是一位黑人，人高马大，风度翩翩，此前曾经两度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访问。我们两次访问该法院，华盛顿法官都是在直通专属他自己的审判庭的办公室里接待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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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访问时，华盛顿法官站立着，回答了一些有关美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常识性问题，并且热情友好地向我们出示了他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朱江副院长的合影，并吩咐他的助手彩色影印了照片，让同行回国转交。在华盛顿法官办公室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他和家人的照片。在芝城，参访警察、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等的办公室里，几乎都是这样，有些热心者乐于介绍家庭成员的具体情况，甚至还拿出相册和我们一起分享，足见美国人是多么重视家庭、亲情。曾几何时，美国的移民政策也是以家庭移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业余时间也很少进行有工作内容与人情私交的应酬，即便是生意人也不怎么宴请潜在的合作伙伴，因为任何生意都不是应酬来的。闲暇时光里，他们大都和家人一起，陪伴妻子呵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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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法官第二次接见我们时，依然是站立着，但显得没有耐心，几乎焦躁式的应付性地回答。在被问及当时媒体热议的话题，如“怎么看待斯诺登事件，应当如何处理一位触犯美国法律的美国公民”时，他策略性地应答道：我不清楚这个案件，无法置喙（当时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可他回答说不知道这个案件，实在无法探知他内心的真正想法，抑或真如闻说的，美国法官为了职业中立立场，尽量把自己封闭包裹起来，避免受外界舆论对案件的影响，可这怎么可能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所有法律事件都充耳不闻呢？美国媒体无孔不入、高度发达，是否受到影响、能否做到中立，有时候很难界定）；我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依据是美国国内法，国际法我不懂；斯诺登在美国应承担什么责任我也无法回答。华盛顿法官应答得相当冷静、理性、智慧和策略。当然，在国际外交领域里，一切说穿了无非都是风险计算和利益交换，如何处理，是保护抑或出卖，不单单是法律事件。人权在美国绝不是个统一的观念，中美之间对人权的认知差距，仍相当遥远。在这些事件中，不唯政客，法官也是如此，法官的中立地位，不可能超然于国家利益之外。华盛顿法官拒绝回答这类问题，往小了说，是法官不应对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待处理的，尤其是敏感案件，保持沉默的职业伦理操守，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职业习惯和政治智慧；往大了说，是国家利益使然，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也只是迷人眼的表面贴金的说辞，或许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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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远离政治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上贴金”的迷人的命题，还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在现实中，司法审判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由法治精神主导的，政治影响或明或暗依然存在，政党政治不可能不对司法产生影响。在浩若烟海的重大案件的判决中，可以觅到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和美国法官同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对美国司法制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美国法官对我们的求知欲，这种开放的学术态度，激励了国人更愿意走出去进行广泛的学习交流。长远来看，这对于扩大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是有帮助的。相互交流中，美国法官也会插间问询我们一些问题，但当我们很认真很详细地应答时，他们好像心不在焉，似乎并不是真想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抑或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压根儿就不明就里。也难怪，许多时候我们回答他们提出的同一个问题时，同时在场的几个人会有不同的解答，而美国同行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作答几乎是相同的，相互补充亦相得益彰。我们这种欠缺学术严谨性与统一性的回答，会阻碍我们的国际交流效果。同时我们也发现，国际交流中仍然是以美国信息的单项输出为主，其中固然有语言交流障碍的问题，但美国同行对中国法治普遍存在的无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美同行间彼此缺少基本需求的共识，如伊州检察官办公室、库克巡回法院法官的敷衍应付，对案件管理、人事管理，缺少基本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对同行所提问题基本是未有回应，或是答非所问，基本是自说自话，隔山打牛，这种交流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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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媒体、社会三者间的关系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出现前，美国法官只通过判决书表达意见，在公共空间遵循法官不语原则。面对社交媒体中的民意汹涌，对社会争议和政治争议事件，法官是秉承继续保持缄默，还是要善用社交媒体，积极抢占先机回应媒体，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或者是挑战。2011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茨对法官及其工作人员适用社交媒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并不认为9名大法官中有人在使用脸书和推特。我还指示法院书记员不要使用推特。”但目下全美不少法院和法官使用脸书和推特的数量持续增长，成为最为广泛的新媒体工具。2013年2月，美国法律协会发布“法官对于电子社交媒体的使用”指导意见。指引申明：“法官可以参加电子社交网络，但与处理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一样，法官必须遵守《司法行为准则》相关条款，防止发生可能损害法官独立、清廉、公正的情形，防止出现形象不当、不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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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体制独具特色：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套体系独立运作。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州上诉法院、美国巡回法庭制度，并不受地方行政辖区的影响。法官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中极其重要的一极，分权逻辑建立在权力制衡（权力相互制约，实现动态平衡）、信息透明和民主选举，这些由联邦宪法所确立的体制的基础之上。所有争议，无论是什么法律关系，只要有争议，理论上都归法院管辖，实行司法最终处理原则，但实际上法院判决的只是一部分。陪审团制度被认为是美国司法民主的体现，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实行陪审制度。陪审是英美审判制度的特色之一，渊源于英国，是取消神明裁判制度后，让民众参与监督司法的制度。但是，这项制度因陪审员的非专业、不理性以及过于主观判断，一直在争议中运行。现代诉讼强调侦探的作用，以及证据合法性、证据准确性的判断，而陪审团往往不能作出符合专业性的判断。正因如此，法官必须对陪审团行使特别警告权，行使该权力的指示内容包括“务必审慎审查各个目击证人能否正确指认对象、真实清楚地表达感官接触的内容”。联邦量刑指南是一张表格，横坐标是犯罪前科（Criminal History），纵坐标是罪行程度（Offense Level），过往犯罪越严重，本次犯罪罪行越严重，刑期也就越长，对罪犯量刑会考虑罪行的具体情节，增减量刑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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