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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叔向还不能正式被作为儒家人物看待，但他的信却集中体现了儒家关于法律的观点。正如我们很快就要看到的，儒家是传统的“封建”价值准则的坚定的维护者。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儒家坚决反对新的法律，尤其是在这种新的法律刚刚出现的时候。后来，随着新的法律渐次巩固，儒家也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勉强把法律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的东西接受下来。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公布成文法是不必要的，甚至在当时未尽完善的政治状况下，与以道德训诫和示范来实现政府统治的方式相比较，以法律来实现统治的方式，应该只是次要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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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相对立，另一些人竭力为法律辩护，他们因此逐渐被称为法家。法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皆不是具有很深学术造诣的思想家，而是一些实干家，包括行政官吏、外交使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为愿意雇用他们的诸侯国服务。他们的目标直接而简单：在国内，建立一个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具有强大力量的政府，以废除封建特权；在国际上，扩张国土，最终使互相对立的所有国家联结成一个单一的帝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准备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力量。法家法律观的形成，不是基于“人权”的考虑，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其管辖下日益增多的民众，法律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在思想方法和使用手段方面，法家是一群真正的极权主义者，对于民众，总是考虑如何从整体上加以控制。与其相反，儒家则认为个人、家庭或者地方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认为法家是一些不讲道德、只追求权力的政治家，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只有通过极权主义手段，才能在四分五裂、互相残杀的世界上最终实现和平与统一。谁要是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无疑会重复子产的名言：“吾以救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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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儒家的礼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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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家所强调的“法”相对应，儒家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是“礼”。“礼”一词在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含义。最狭义的“礼”（也可能是“礼”的原始含义）是表示各种宗教仪式的特定方式。关于祭祀祖宗的时间、地点、祭祀方式和献祭时的姿势等方面的规定，都被称作“礼”；另外，它也是一种占卜方式的规定。这种意义上的礼，通常被译作仪式。广义的礼是指所有的礼节性或者礼貌性行为，既涉及世俗社会，也涉及宗教领域。在社会习俗中，涉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礼不计其数。待客、娶妻、交战以及其他各种讲究礼节的场合，都有应遵循的礼。在这种意义上，礼常被译作礼节、礼貌、礼仪或正当行为的规则。最后，儒家根据他们的学说，为人们描绘出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关系都遵循一定的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第三种“礼”，这也是最广义的一种“礼”，它表示这个完美社会中的所有的制度和关系。总之，礼既表示文明社会中的具体制度，也是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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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们认为，古代圣贤创造了礼，而现实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礼，不能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所以，儒者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并解释圣贤留传下来的礼，恢复其本来面目，用以指导现世的人们。这种信念促使儒家学者们编辑了几部成文的礼，不过，直到封建末期及帝国建立早期，这些成文的礼才基本定型。也就是说，在周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礼只是以不成文的形式传播的。与此同时，从礼的数量庞大及其复杂性和精巧性来看，它也只是为上流社会所专用。确实，儒家所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就是看其对礼所掌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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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儒家认为，礼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是与某些重要的道德准则相联系的。礼由于这些道德准则而具有效力，囚为它们植根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中。换句话说，儒家主张，人类由其本性所从事的行为，总是正确的。正是基于以上解释，现代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对儒家的礼与西方的自然法概念，以及对法家的法与西方的实证法进行比较研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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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说明，早期的礼产生于强调等级区别的社会。也就是说，根据人们的年龄以及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等级地位，礼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尊长者适用一种礼，卑幼者适用另一种礼，当然，也有一些礼为大家共同适用）。这种导致人们在行为方式和权利保护两方面不平等地位的等级观念，在孕育、生成这种思想的前帝国时期的封建社会消失以后，仍然存在于儒家学说中，并与整个帝国时代相始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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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从“纯粹”儒家立场出发所见儒家与法家所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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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按其本性是善的（孟子，公元前371？—公元前289？），或者至少是具有习善能力的理性存在物（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人受到礼的教导后，就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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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德为政，可以征服人们的心；以力为政，则只能得到人们表面的服从。礼的作用在于教化诱导，因而为德治政府所用；法的作用在于强制压服，因而为暴君政府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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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代圣贤依据人的本性和宇宙秩序创设了礼，因此礼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现实的人们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权力，因而制定了法律，因此法律不具备道德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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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儒家学说所强调的五种主要关系——父与子、君与臣、夫与妻、长与幼及朋友之间——是由人的本性而形成的，这五种关系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礼根据各个人在这些关系中的不同身份设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使这五种关系和其他类似的关系得到强化；法律则通过外力，强行一体对待，而使这些关系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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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礼（指其原始含义：仪式和典礼）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诗意和美感。礼为人们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其情感开辟了渠道。与其相反，法律具有机械性，缺少情感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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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礼为基础而建立的政府在履行自己的职能时能表现出和谐性，因为礼是不成文的，每当有特殊的情况发生，都可以通过对礼的灵活解释而恰当地解决问题。以法律为基础而建立的政府则会引起各种纷争。因为人们事先已知道成文法的内容，因而可以寻找法律的空隙，规避法律，而且人们还会依据法律的词句——而不是其精神——进行狡诈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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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律不会比创造和执行法律的人更好。对统治者及其官吏施以道德的训练，是比发明精巧的法律机器更有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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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儒者自己是怎样说的，下面摘录的几段引文是具有代表性的。只是，其中有两段话并非出自儒者之口，它们可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儒家对法律的怀疑态度，也可以在其他思想派别中看到，虽然他们的理由有时不尽相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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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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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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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滋彰，盗贼多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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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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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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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也。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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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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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为之小人。……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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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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