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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须铲除割据势力，取消特权利益。为此，有必要把法律向全体民众公开，并一体适用，不论个人的身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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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稳定的政府要以法律为其基础，因为具有确定性并且向全社会公开的法律，是用以度量个人行为的精确手段。依靠“礼”建立起来的政府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礼”是不成文的，在适用上各有区别，而且对其解释也具有很大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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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行连带责任制，对于削弱自主倾向和强化国家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以五家或十家为一个单位，采取责任连带。同一单位内部，一人有愆过行为，其他人都与行为者本人负有同等责任；一人犯罪，同单位内的其他人没有向官府报告，皆一体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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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为历史变迁，人类的社会制度也必须做相应的改变。在古代，人口稀少，生活简朴。但现在，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古代的礼已不再适应今天的社会，而应以法律制度取而代之。法律当然不应被任意改变。但它要想保持住自身的活力，自然也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做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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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的强盛，有待于道德标准及思想标准的一元化。任何与法律所确定的官方标准不一致的私人标准，都必须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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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根本上是自私的，因此，仅仅通过道德说教不可能使人成为利他主义者。国家只能根据人的自私本性，在兼顾人的一己私利的基础上，驱使其从事有利于国家的行为。所以，贤明的君主建立起明确的赏罚制度。这种赏罚制度对于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官吏来说，尤其重要。凡是忠于职守者，领赏；职守有缺，或者滥用职权者，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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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只要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个人才能的强弱就不会对政权统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君王，只要恪守法制，也能统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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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只要法律具有一定的严厉性，它就不一定要通过具体实施方才收效，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已对各种邪恶行为形成一种威慑。因此，虽然从法律实施的短期结果看，它是非常残酷的，但从长远看，恰恰是能减少这种残酷的结果，并且能减少社会上的纷争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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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从古代典籍中摘引几段，以进一步说明上文所述有关法家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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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时宜则有功。……时移而法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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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古之法也，无闲识博学辩说之士，皆囊于法。[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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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今）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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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计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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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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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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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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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法家的胜利与法律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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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能看到这两个派别后来的际遇。秦国采纳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种充满活力但具有残酷性的理论，从而在与敌国的竞争中，连续取得胜利，并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在新王朝的统治下，各旧国的贵族和官吏们分别被迁出原先所服务的国度境内，并被剥夺了权力。中央政府委派一些新的官吏到被征服的旧国土地上，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统治权。这些新的官吏不再世袭其职位，他们从中央政府领取俸禄。秦以后直到1912年建立共和制，历代皇朝在行政体制上，都仿效秦朝的模式。法家所倡导的法变成帝国全境通用的法律。公元前213年，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焚书”政策，凡不属于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国历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书籍，一概焚毁。焚书运动标志着法家学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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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法家的胜利颇为短命。公元前210年，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死亡。秦始皇死后不到两年，他所建立的帝国就陷入一片混乱，到处燃起反叛的战火。在随后的内战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即汉帝国。汉帝国对于秦帝国所保留下来的官僚政府体制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与此同时，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是：历史出现翻转，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学说已开始获得作为正统官学的承认。从此以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在中国社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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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汉代取得独尊的儒家学说却是一个折中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广泛吸取了与其相对立的其他学派的思想，其中也包括法家的思想。因此，法家学派的消失，并不表示法家的理论和作用也随之彻底消亡。相反，法家思想继续对汉代及以后各代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产生影响。法家思想的这种作用，可能远远超出历来人们的估计。在经济政策方面，例如：常平仓、均田制及盐铁官营等项措施，皆主要根据法家理论而确立。最近，有些学者指出，通过文化考试选拔而不是由世袭确定政府官员的文官考试制度，其理论根据也主要来自法家学说，并非前人所称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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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家思想对于后来的法律没有持续的影响，这是不公正的。例如，帝国时期各个朝代的法典都以刑法作为主要内容；即使是对于行政行为，或者其他非犯罪行为，也遵循“有错必罚”[53]的刑罚原则。另外，帝国时期司法程序上的某些重要制度也可能与法家思想有关，例如：不设私人律师；有罪推定，即嫌疑犯在其被证明无罪之前，推定其为有罪（此项原则在帝国的法典中并未明确规定，但对被告的有关规定却处处体现了这种精神）；[54]法律明文规定（一定限度内的）刑讯制度，以逼迫拒不认罪的嫌疑犯认罪。株连制度（尤其是在重大叛逆罪等案件中）也与法家思想密切相关。当然，与这种株连制相关的家庭连带和群体连带思想，也与儒家所倡导的理论有直接关系。实际上，群体连带理论的形成，可追溯至中国远古社会部落群体阶段，远远早于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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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换句话说，是儒家所倡导的礼的精神和有时是礼的具体规范，被直接写入法典，与法律融合为一体。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始于汉代，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深化。公元653年，《唐律》被制定、颁布，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最终完成。道德习俗（礼）以实在法（法）的形式，具有了正式的法律效力；或者用另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实在法（法）作为自然法（礼）的具体化，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必须礼书、法典并观，才能明其渊源，明其精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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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参阅瞿同祖博士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一书。该书对于法律儒家化问题做了详尽的阐释。本书只能简要说明儒家思想影响法律的主要方面，并以1740年制定的《大清律例》——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帝国法律的最后一部法律——为例，具体说明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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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作为“礼”之范例的帝国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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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之间，有着很多不同点。其最主要的区别，莫过于法的普遍性原则（它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团体具有法律以外的特殊身份）与礼的等差性原则（它主张应根据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特殊环境，而给以区别性对待）的对立。在帝国的法典中，这种等差性原则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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