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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身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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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礼所倡导的精神相适应，法律规定的刑罚，根据犯罪者与受害人相互之间社会身份的不同而截然有别。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让我们来看看《大清律例》是如何处理殴打行为的。《大清律例》规定，最轻微的殴击犯罪是手足殴人，且不成伤（既未伤皮，亦未折伤）。如果罪犯与受害人社会身份相同（平民殴平民、奴婢殴奴婢），则对罪犯处以笞二十的刑罚。这也就是常人相殴的处罚标准[59]。但如果是一名奴婢殴平民，则加重一级处罚，笞三十；反过来，如果是平民殴奴婢，则减轻一级处罚，笞十。[60]再如，奴婢殴家长，不论有伤无伤，皆处斩刑。但若是家长殴奴婢，除非殴打致死，否则不负任何刑事责任。[61]殴打本管行政长官，徒三年；若殴打其他地方的行政官吏，则依被殴官吏的品级，从徒二年的刑罚等级上递减。[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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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大清律例》所确认的社会等级的数量，已远远低于公元653年《唐律》所确认的数量。这是因为，在唐至清的几百年中间，出现了部分的社会等级混合的情形。所以，《唐律》就各种身份近乎农奴的人有大量的规定，这些人被统称为“贱人”，其社会地位各各相异，但都介乎平民与奴婢之间。在清代，贱人或地位相近的受压迫阶层仍存在于社会之中（见第六章第二节的事例），但这时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已远不及唐代的贱人。其结果，清代法律对作为所有低于平民的阶层的主要代表——奴婢做了极详细的规定，“贱人”这种用语则绝少出现了。这样，奴婢、平民及官吏在法律上身份各异，构成了清朝社会的三大基本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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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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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刑方面，除了根据罪犯与受害人的相对身份而区别对待之外，法律还允许某些人适用特别审判程序。通过这种特别程序，形成一个区别于普通平民（良人）的特权团体。这一特别程序名之为“八议”。“八议”一词源起于《周礼》，这是一部儒家关于“礼”的阐释汇集。[63]“八议”入律，首见于曹魏时期（220—265）。曹魏以后各朝法律都保留了“八议”制度。八议的对象，包括皇帝的家庭成员、前朝帝王的后裔及“功勋卓著者”；但最突出的，应是那些高级官吏及其近亲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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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在不同朝代略有不同，但其基本含义却没有变化。根据八议制度，没有皇帝的特别批准，官吏及其近亲属不受逮捕、审问及刑讯；官吏及其近亲属犯罪，可由皇帝特准，减轻处罚；官吏被处以笞、杖、徒、流、死等刑罚时，常常（但不是必然）可易以罚金、降级或革职等处分。这样，在广大未受过教育的平民和少数受过教育、从理论上说非世袭的文人官僚之间，法律以另一方式正式划定了一条区别其地位的鸿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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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儒家理论要求官吏应在道德方面成为平民的模范。与其相应，法律规定，对于某些犯罪，官吏应承担较之平民更重的刑事责任。例如，清代法律规定，超量挥霍浪费，官吏杖一百，平民则仅笞五十。再如，清律规定，官吏诱奸其管辖范围内的妇女，要比普通人诱奸妇女加重二等处罚。官吏嫖娼，要受到处罚；但对于平民嫖娼，法律则没有规定应给以何种处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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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内的身份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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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或者家族中，尤其是从那些上下数代、直系旁系共同生活（这种现象通常主要见于上层社会）的大家族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儒家学说的内核。中国古代的各朝法律都确认家族内部这种基于性别、辈分、亲疏程度的不同身份，而这种家族内部的身份差别甚至比一般的社会地位差别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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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上述家族内部身份差别的最重要的制度是所谓“五服”制度。“五服”即五种丧服，当家族内某一成员去世，该家族内其他某些成员应穿上不同种类的丧服，以示哀悼，服丧的时间则根据其与死者之间的亲疏关系来确定。“五服”各有名称（其中第二种实际又分为四级，参见本页脚注）。服丧期由第一级的三年（实际上仅二十七个月）至第五级的三个月不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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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等亲属关系，即斩衰亲属关系主要包括：儿子或未出嫁的女儿对其父母，妻子对其丈夫或对其丈夫的父母，妾对其家长。亲属关系越远，其覆盖面越宽。第五等亲属关系，即缌麻亲属关系包含40种以上的亲属关系。其中有一些实际上是并不一定存在的、关系较远的亲属，例如：男子与其祖父的未出嫁侄（甥）女儿；女子与其丈夫的侄孙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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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立在男尊女卑、尊长优于卑幼原则上的五服制度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其亲等关系不一定相互对等。例如，父子关系：父辈优于子辈，父亲死了，儿子必须履行一亲等服制义务（即服丧二十七个月）；若是儿子死了，父亲仅须履行二亲等服制义务（即服丧一年）。再如，夫妻关系：丈夫死了，妻子必须履行一亲等服制义务；妻子死了，丈夫仅须履行二亲等服制义务。[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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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制度源于儒家所编纂的几部“礼”，特别是所谓《仪礼》。[68]它在家庭法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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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大清律例》关于家庭成员斗殴犯罪的处理规定。儿子殴打父母（一亲等），不论有伤无伤，处斩刑。但如果是父母殴打儿子（二亲等），则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殴打儿子致死，若是因为儿子违反父母教令，则判父母杖一百的刑罚；若是父母无故殴打儿子致死，亦仅处以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罚。[69]同样，妻子殴打丈夫（一亲等）应杖一百；丈夫殴打妻子（二亲等）却不受罚，除非造成明显的伤残（例如折齿、断肢等），而且妻子本人向官府投诉，又即使是在丈夫殴打妻子致残、妻子又投诉官府的情况下，对丈夫的处罚，仍得比照正常标准减二等（仅杖八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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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应该强调的是，在区别对待家庭成员这一问题上，法律的规定已超出五服制度的内容。在法律中，除了以五服制度为基础的辈分区别和性别区别之外，当事人各自的年龄也成为区别对待的依据之一。比如，兄弟之间辈分相同，服制关系也相同（都是二亲等）。与其相反，在《大清律例》中，兄弟之间的年龄差异却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弟弟殴打哥哥，即使不造成任何伤害，也要受到杖九十、徒两年半的处罚；但若是哥哥殴打弟弟，则不负刑事责任。[71]另外，殴打从堂（表）兄（姐）者（四亲等），应处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罚；若是殴打嫡堂（表）兄（姐）者（三亲等），则处刑杖七十、徒一年半。反过来，若是殴打从堂（表）弟（妹）或嫡堂（表）弟（妹），只要不成伤，都不治罪。[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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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见，家族范围内的成员犯罪，其处罚的严厉程度与亲属之间亲近程度成正比，即：亲属关系越近，其处罚越重。但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外——家族范围内的窃盗犯罪，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越近，其处罚却越轻；五服之内的亲属之间互相窃盗，对犯者的处罚要比普通窃盗罪的处罚轻。法律规定，同样性质的窃盗罪，偷五亲等亲属的财产要比偷外人的财产减二等处罚；偷四亲等亲属减三等处罚；偷三亲等亲属减四等处罚，依此类推。甚至雇工人偷窃雇主的家庭财产，也适用这一原则，即比普通窃盗罪减一等处罚。[73]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古老的家庭财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家庭财产由家庭所有成员共同享有；任何人都不得享有具有排他性的独占权。《大清律例》官方注释本具体解释了这一原则。但是，如果家庭内的窃盗行为伴有暴力发生，对该窃盗行为的处理就不再适用“遇亲减等”原则，而应适用亲属相杀伤的法律条款，即：亲属关系越近，处罚越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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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法律中的孝、忠及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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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谈到，家庭价值观中的核心概念是儒家所倡导的“孝”。“孝”在唐代法律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唐律》规定：官吏在为其父母服丧的27个月当中，必须辞去他的官职（可能是考虑到实际功效，清代将27个月的辞职期减为一年）。[75]唐代法律中还有一个很离奇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为其父母服丧的27个月当中生育孩子，否则要处以一年徒刑。这一禁令适用于普通人。但《唐律》将其与其他专门针对官吏的禁令列在一起[76]，可见它尤其适用于官吏。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说，与前文所述某些官吏的特别义务一样，孝顺父母也是法律对官吏的特别要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严厉批评了这一规定。他认为，服丧期间禁止生育子女，违反人的本性。明朝法律及清朝法律都废止了这一禁令[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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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孝”的观念相对应，社会生活中普遍流行“忠”（忠于最高统治者）的观念。儒家学说非常重视这两个概念，强调人们必须具备这两种德行。儒家同时主张，如果在同一个人身上，“忠”与“孝”两种德行发生冲突，那么，首先顾全的应是“孝”；换句话说，父亲的地位应优于统治者，家的地位应优于国。《论语》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已确立这一原则。这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一只羊，而这个人的儿子非常正直，因而向官府告发了他父亲偷别人的羊这件事。对此，孔子评论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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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的这种观点，法家持反对意见。法家著名人物韩非子在他的著述中转引了同一个故事：父亲偷别人的羊，儿子向官府告发；而官府认为，对父亲的孝要比对同家的忠更加重要；因此，官府处罚了告发父亲偷羊的儿子。韩非子评论说，这一判决显然是不适宜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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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当作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所举的例子，变成了帝国法律确认的原则，这个事实可以表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力。汉代法律允许近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而不受惩罚；法律还不强迫近亲属之间在法庭上提供确认对方犯罪的证据。显然，这与上述法家的连带责任原则大相径庭。从世界范围来看，儒家所提出的亲属互隐罪行原则似乎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妻子在很多类型的案件（不是所有的案件）中，不得违背丈夫的意愿而提供不利于其丈夫的证据。中国古代关于这一原则的特殊之处在于，与此原则相适应，还有一些其他特别规定。例如，从汉代开始，法律都规定，儿子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大清律例》规定，儿子告发父亲，若所告不能成立，即父亲实际上没有儿子所告的罪行，儿子要被处绞刑；若所告成立，即父亲确实犯有儿子所告发的罪行，儿子也必须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妻子告发丈夫，或告发翁姑（丈夫的父母），与儿子告发父亲两种情况同样对待。告发者与被告发者的亲属关系越远，对告发者的处罚越轻。[80]举告犯罪即便属实仍处罚举告人，实行这种刑事政策的，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恐怕是唯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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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之间享有互相隐瞒犯罪的权利，这只是对一般犯罪而言。对于谋反或谋叛等犯罪，这种权利就被取消了。如果亲属之中有人犯谋反或谋叛罪，其他亲属则都负有连带责任。犯人所有的近亲属都要受到处罚，有一些要被处死，还有一些要被长期流放。从这里我们看到，当以儒家学说为立国方针的统治者们感到其统治确实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舍弃亲属容隐的原则。[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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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律体现“孝”这一原则的，还有一个重要制度，即“罪犯存留养亲”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罪犯被处以死刑或长年徒刑时，如果该罪犯的父母年老或有病，而罪犯又是其父母的唯一儿子，那么，法律允许对该罪犯处以其他刑罚（例如笞杖、纳赎、枷号等），以便让该罪犯能留在家中侍奉父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被扩大。父母双亡，而罪犯是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那么，他也可以援引“存留养亲”制度，留在家中，供奉父母的灵位，延续祖宗的香火。[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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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法律相比，中华帝国的法律在有些方面更加人道，更加合理。例如，在中国，盗窃罪一般不处死刑，除非所偷赃物的价值超过一百二十两白银，或者屡次盗窃、第三次所窃赃物价值在五十两白银以上。[83]而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法律却规定，盗窃商店货物，价值超过五先令者，即处死刑。这项法律规定直到1818年为国会四次否决之后才被废止。[84]在中国，所有的死刑（除了少数例外）以及其他一些重刑判决，在其执行之前，都必须得到设在京城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同意，甚至要得到皇帝本人的批准。清朝的死刑有一种“监候”，其意思是表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须待一年一度在京城举行的“秋审”之后，才能被提交执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秋审”，原判处死刑监候的罪犯都能被减轻刑罚，因而可免死。统治者还经常赦免罪犯，既有针对所有罪囚的大赦，也有针对某一类甚至针对个别几个罪囚的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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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道主义在法律中的另一表现是对于犯罪的老人（70岁以上）、儿童（15岁以下）以及身体有病、精神不健全者，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处罚。[85]在许多犯罪中，妇女也可以缴纳赎金，从而免除刑罚。[86]匿名告状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并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即便是所告的情况属实，匿名告状人也要受到绞监候的处罚；官吏接受匿名告状并进行审理者，杖一百。[87]另外，以儒家关于罪犯能够悔过自新这一理论为基础，法律规定了“自首减免罪”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罪犯在官府发现其犯罪行为之前，主动、如实地向官府承认自己的罪行，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情况下，官府都要对该主动坦白的罪犯减免刑罚。这一制度的确立，可上溯至唐代，甚至更早一些。[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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