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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瞿同祖在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中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参见该书第230页及注释11中关于“礼”的杰出论述。还可参见该书第六章“儒家与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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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白乐日的附录9中，也有几段这样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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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语，载《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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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孔子语，载《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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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老子》，第五十七章。传统观点认为，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老子年长于孔子。但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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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语，载《孟子·离娄上》。此处孟子是引述当时的一句格言。这一段以及以下几段引语都产生于法律将得到广泛适用的时代。尽管他们勉强地接受法律，但他们仍强调：在统治方式上，法律的作用是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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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语，载《荀子》第九章；英译本见德效骞（H. H. Dubs）的《荀子》（The Works of Hsüntze，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28），第123页。该书第十四章又重述了这一段（德效骞译本未译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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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荀子》第十二章开头部分（德效骞译本未译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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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和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86）所著《史记》第一百三十章；英译本见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著《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第46页。此处所引出自《史记》中司马谈论述六个哲学流派的章节，该书由司马谈开始编纂，完成于其子司马迁之手。司马谈虽然具有一些折中主义思想倾向，但他更接近于道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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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淮南子》，卷二〇，这一卷属于儒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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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礼记》，卷一；英译本见F·马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的《东方经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Oxford：Clarendon Press，1885），理雅各译。这一著名的关于儒家“礼”的汇编，直至公元前1世纪才最后定型，其内容则来自早期的材料。此处所引述的原则，即官吏（儒家自身也属于这一范围）不适用普通人的刑罚，将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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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法家的主要理论家）语，载《韩非子》第五十四章；英译本见廖文魁，《韩非子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London，1939—1959），Ⅱ，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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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管子》，第四十五章；卜德译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1953）。传统观点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的言论集；实际上，它是一本匿名作者的折中主义著作。本章属于法家思想，可能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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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韩非子》，第四十九章，见廖文魁英译本第二卷，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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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韩非子》，第五十章，见廖文魁英译本第二卷，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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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商君书》，第十八章；英译本见戴闻达译本第288页。有人认为该书是法家商鞅（卒于公元前338年）所作，实际上是一些匿名法家人物著作的汇集，大部分完成于公元前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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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韩非子》，第七章，见廖文魁英译本第一卷，第48—49页。此处将第一句中法家的重要术语“刑名”（刑罚和名称）译作“Performance and Title”，可参见顾立雅（H. G. Creel）《刑名的含义》（“The Meaning of Hsing Ming”），载易家乐德（Soren Egerod）及顾迩素（Else Glahn），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1959，第199—211页，主要可参见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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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韩非子》，第十四章，见廖文魁英译本第一卷，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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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参见顾立雅，《刑名的含义》及《法家：法学家，抑或管理者？》（“The Fa-Chia：Legalists or Administrator？”），载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增刊第4号，台北，1961年，第607—636页，主要参见第632—634页。顾立雅教授正继续从事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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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见冯·德·斯普伦克尔，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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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这一观点由高罗佩提出，在其著作的第56页上，他说：“确立这一原则的基础，与其说是严苛的政策，还不如说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真正的优秀公民决不会与法律发生关系；即便是受到错误指控的一名完全无辜的人，他作为破坏了地方安宁秩序的一方当事人，本身就已构成犯罪。”经过分析各种因素，高罗佩说（第63页）：“考虑到所有这些条件，中国古代司法体制在运作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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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第278页。瞿同祖博士是“法律儒家化”这一术语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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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见布莱《大清律例》法译本关于杀人罪的部分（nos. 1211—1343）；还可参见其他部分的有关条款（nos. 1063，1065，1380，1401，1410，1424）等等。此处及下文所标关于布莱《大清律例》译本的序号，是布莱本人在该译本中对律与例所加的序号，而不是该译本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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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布莱，《大清律例》法译本，no.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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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冯·德·斯普伦克尔在其所著《清朝的法律制度》第64—65页中已指出这一事实，只是在用词上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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