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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参见欧凯新著作第43页及《唐律疏议》卷二五第22条；还可参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 862，《唐律疏议》该条并没有明确规定27个月的期限，但作为为父母服丧的时间，在《唐律疏议》的其他地方（卷三，第2条）却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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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见欧凯新著作第43页。另可参见《唐律疏议》卷一二第7条及卷三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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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参见吴经熊（John C. H. Wu），《中国的法律哲学：简史概况》（“Chinese Legal Philosophy：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载《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1958年4月号，该文引述了明王朝缔造者为《孝子录》（Record of Filial Piety and Parental Kindness）所作的序（1374年）。1397年，另外公布了新的《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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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孔子语，载《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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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韩非子》，第四十九章，见廖文魁译本Ⅱ，第28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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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 1495。在这一方面有一种例外情形，即妻子被丈夫殴打致残伤（见本书第33页注④相应的正文）。此种情形下，妻子可以到官府控诉其丈夫，妻子的指控行为不构成犯罪。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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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s. 1024—1030。关于亲属相为容隐这一题目，瞿同祖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做了全面讨论。在该书第74页上作者说：“很明显，在国与家的利益不发生冲突，即忠于国和孝于家之间没有矛盾的时候，这两项原则都会被确认和遵行。但是，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即忠孝不能两全时，总是优先考虑国的利益，国优于家。”这一论断似乎有些极端化。亲属之间对于谋杀罪互相容隐，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权威造成了明显的限制，因而它与忠于国的原则相冲突，尽管不像容隐谋反、谋叛罪那样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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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s. 96—102。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五节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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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s. 1119，1124—1125。实际上，所谓的死刑还包括“绞监候”刑。而绞监候刑经常会被减作较轻的刑（通常减为流刑），后面将有几个此类案例。关于这一问题的细节，可参阅本书第一篇第四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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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见G·F·赫德逊（G. F. Hudson），《欧洲与中国》（Europe and China，London：Arnold，1931），第328页。赫德逊接着还辛辣地指出：“……很快，他们就可能议论非基督徒缺乏人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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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见卡尔·宾格尔，《中国传统法律对于精神病患者及过失犯罪者的刑罚》（“The Punishment of Lunatics and Negligents According to Classical Chinese Law”），Studia Serica ,9：1—16，1950。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二节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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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s. 127—130。宾格尔的《中国传统法律对于精神病患者及过失犯罪的刑罚》一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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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 1463。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条法律规定似乎特别令人难忘，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久以前，还出现过“麦卡锡主义”这样的字眼。参见本书第一篇第六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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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见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George Alexander Kennedy）所著：Die Rolle des Geständnisses im chinesischen Gesetz，柏林，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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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月令》原是《吕氏春秋》（编辑于约公元前240年）的一部分，很快又被《礼记》所吸收，成为《礼记》的第四章；理雅各将其译为英文，载《东方经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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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见何四维，《汉律辑存》（Remnants of Han Law,Ⅰ），第103—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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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见杨联陞（Lien-sheng Yang），《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载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第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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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见欧凯新所译《唐律》第85—86页，在第⑤类中缺少两天；另外，它也没有具体解释上述各类的名目。比较参照《唐律疏议》卷三〇第14条。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可参见何四维：Periodieke executieen Slachtverboden in de T’ang tijd en hun oorsprong，Leiden，1948。我们非常感谢何四维教授友好地送给我们一本他的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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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见布莱，《大清律例》译本，nos. 35，1694。中国文献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有一些出入。在本书附录6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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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见卜德，《中国人的观天术》（“The Chinese Cosmic Magic Known as Watching for the Ethers”）一文，载易家乐与顾迩素，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Ejnar Munksgaard，1959，第14—35页。这篇文章追溯了这一奇怪的宇宙学理论的历史，自公元前1世纪的出现，一直到公元8世纪被认为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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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见马伯乐（Henri Maspero），“Le Serment dans la procédure judiciaire de la China antique”，载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3：257—317（1934—35）。这一时期解决争端过程中平等交换意见的精神显然与帝国时期自上而下的东方类型的司法体制大相径庭；似乎还可以这样认为，即这一时期的社会较之政府官僚化以后的社会，更加类似于西方社会。然而，有一点应该注意，我们在这里所勾画的轮廓必然是片面的，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争端均发生于贵族阶层的成员之间，也就是说，发生于社会地位大体上相当的人员之间，并没有涉及任何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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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参见：黄伯禄（Pierre Hoang），Notions techniques sur la propriété en Chine，第2版，上海，1920年；亨利·麦克利维（Henry McAleavy），“Certain Aspects of Chine se Cu s to ma r y La w in t he Li g h t o f Ja pané sé S cho la r shi p”，载Bu l le tin o f t he S choo 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7：535—547，伦敦，1955年；H·F·舒尔曼（H. F. Schurmann），《中国传统的财产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5：507—516，1956年；谢和耐（Jacques Ger ne t），“La Ven te en C hine d’a p ré s le s con t ra t s de Touen- houang”，载T’oung Pao，45：295—391，1957年；爱德华·克罗克尔（Edward Kroker），《中国习惯法中的财产概念》（“The Concept of Property in Chinese Customary Law”），载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3d series,7：123—146，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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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及科学发展方面，这一问题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最后一章中，对于这一问题做了精彩的但不是最后定论的研究。他的一个双重论断是：在人文领域，儒家的“礼”构成一个与西方“自然法”概念对应的、具有理性色彩的相对物；但在非人文领域（the non-human Sphere），中国未能形成与“自然法则”（物理世界的规律，例如重力规律）对应的相对物。当然，对于这一论断的后半部分可能存在一些例外，但它并不能否定这一论断的一般有效性。参见卜德，《中国思想中关于“自然法则”的证据》（“Evidence for‘Laws of Nature’in Chinese Thought”），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709—72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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