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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根据斯道顿为《大清律例》所编的序号，布莱译本删去下列律条：28—29，34，40—41，43—44，46，51，68—70，85，156，161，216，226，228—232，235，237，241，244，246—247，253，279—281，286，307—308，326，342—343，362—363，377，391—393，397，400，402—403，405—408，410，414—415，417—419，421—423，427—428，430。这些被删去的律条中，有些不太重要，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律条。例如，关于类推规定的第44条。特别是“捕亡”和“断狱”两篇中所删去的20条，尤其重要。研究清朝司法机关的具体功能，这20条属于必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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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布莱译本将《大清律例》中的律和例编为1738条，其中包括一些布莱本人所作的评注。原书首卷的“诸图”在译本中仍居律例正文之前，但未被编入序号之列。因此，参阅“诸图”时，只能标明该图所在页码。《大清律例》中文原本没有序号，故清代官吏援引律例时，从不提律例序号，而只是说明所引律例的所属部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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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第三章 刑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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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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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代至近代，中国人皆使用“五刑”一词来表示他们所实行的主要刑罚种类。初见这一数字，使我们联想到，在中国很多事物都与“五”相联系（五色、五声、五味、五方等），甚至整个政治——宇宙体系均由“五行”（“五种元素”）所决定。但是，关于“五刑”与“五行”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早期文献中一直没有述及。第一次提到这种关系，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五刑”一词有可能在“五行”一词产生之前即已问世，甚至有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成文“法典”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根据古代传说，早在公元前23世纪，三苗就创建了“五刑”制度，当时人们称其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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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代的更替，“五刑”一词所含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前帝国时期，“五刑”专指五种肉刑：墨、劓、剕、宫、大辟。在汉代，刑罚普遍被减轻。公元前167年，皇帝发布诏令，废止墨、劓及斩趾刑。宫刑曾被废止，但不久又复用；直到公元2世纪，宫刑才最终被废止。总之，在汉代，除了死刑及鞭打刑之外，所有的肉刑都被取消，代之以不同形式的苦役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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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时期（220—580），五刑制又进一步发展。在此之前，每一刑种只代表一种处罚。几经变化，每一刑种又划分为几种不同量的处罚。公元581—583年的隋《开皇律》（现存的《唐律》即以其为原型）最终确定了五刑制的基本内容，并为后世沿用，较少变化。《开皇律》所确定的五刑制基本内容如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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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笞刑，五等，笞十至笞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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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杖刑，五等，杖六十至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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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徒刑，五等，徒一年至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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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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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死刑，二等，绞与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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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制在后世发展过程中，有几点重要补充，包括：增补第三等死刑：凌迟刑；流刑之中，增加一种极为严厉的“军流”。另外，绞刑与斩刑又各自区分为两种：绞监候与绞立决，斩监候与斩立决。1740年的《大清律例》卷首有《五刑图》，转引如下，以助对五刑制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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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笞刑，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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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法定执行量 实际执行量 1 10 4 2 20 5 3 30 10 4 40 15 5 50 20 二、杖刑，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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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法定执行量 实际执行量 1 60 20 2 70 25 3 80 30 4 90 35 5 100 40 三、徒刑，正刑五等，附加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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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数字为杖刑实际执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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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执行量 1 徒一年，杖六十（二十） 2 徒一年半，杖七十（二十五） 3 徒二年，杖八十（三十） 4 徒二年半，杖九十（三十五） 5 徒三年，杖一百（四十） 6 总徒四年，杖一百（四十） 7 准徒五年，杖一百（四十） 8 迁徙比流减半准徒（通常略写为“迁徙准徒”） 二年，杖一百（四十） 四、（1）流刑，正刑三等，附加初级流刑一等［各加杖刑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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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执行量 初级流刑 迁徙流一千里 1 流二千里 2 流二千五百里 3 流三千里 （2）军流，正刑五等，附加一等［各加杖刑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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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执行量 1 附近：二千里 2 近边：二千五百里 3 边远：三千里 4 极边：四千里 5 烟瘴：四千里 6 发遣：发宁古塔或新疆等地为奴 五、死刑，正刑二等，附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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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 执行方式 1a 绞监候 2a 斩监候 1b 绞立决 2b 斩立决 3 凌迟 第二节 监禁与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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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讨论五刑制之前，应当注意到，无论监禁还是罚金都不是正式被认可的独立的刑种（监禁与徒刑不同，后者是将犯人驱使到另一地方，强制服劳役；而监禁则是就地关押，限制自由，但并不强制服劳役。本章第四节将讨论徒刑）。在正式判决之前，罪犯有可能被监禁一段时间（有时监禁期长达数年），但对于他们的判决却从来不包括“监禁”这一内容（在西方国家，情况基本类似，除了对债务人的监禁之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前，监禁也不作为正式刑种）。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妇女犯罪，被处以流刑或监候死刑时，可分别以就地短期监禁或终身监禁取代。但这种例外情况极其少见。本书所列190个案例中，以短期监禁和终身监禁代替流刑和监候死刑，仅各见一例（第6.1案和第49.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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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作为一种处罚方式，在清代较为普遍地使用。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种，通常情况下，它只是作为其他正式刑种的替代刑。因此，一般称其为“赎刑”，即以赎金代刑罚。在清代，只是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方才被允许以赎代刑，例如：妇女、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幼童、官吏、官吏之妻等。而且也不是所有犯罪都被允许以赎代刑，法律规定只是某些特定犯罪，才可要求以赎代刑。另外，即使符合上述二条件，即：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犯有特定罪行，仍不能直接适用赎刑。适用赎刑，只能个案处理，每一具体案件都必须申报，待批准后方得以赎代刑。本书所引案例中，有些案例即发生司法主管机关不同意适用赎刑的情况（参见第6.1、22.1、49.1、60.3、60.4、79.3等案）。如果司法主管机关批准适用赎刑，被判刑者就得缴纳一定数量的钱银。举例来说，妇女、老幼或其他人被处死刑，又被允许以赎代刑，他们则得缴纳白银五钱二分五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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