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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近（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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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福山县等，以下各省皆略去府、县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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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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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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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缺，因为自保定往北，直到边境线也不足二千里，而军流刑犯无论处以何等次军流刑，都不得“流”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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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边（二千五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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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缺，自保定往东，不足二千五百里即为中国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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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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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甘肃省、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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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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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远（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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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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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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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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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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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极边（四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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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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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福建省、江西省、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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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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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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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烟瘴（四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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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西省（未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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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以保定府为例，列出了军流刑五等次的流放地点。尽管省略了府、县名称，我们仍然能看出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三流道里表》的对应部分。透过这两份道里表，我们似乎看到在中国各条大路上，一批批刑事犯正艰难跋涉，朝着流放地点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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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流刑制度的实行，也引起一些难题。例如，保定府被判烟瘴军流刑的犯人应被流至广东省，但如果广东人被判处烟瘴军流刑时，应流往何处呢？难道能就地流放吗？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再查看《五军道里表》。以南雄州为例。对于保定府来说，广东省南雄州是烟瘴军流刑服刑地之一（在广东省境内，共有四个地点作为保定府烟瘴军流刑犯的流放终点），但对于南雄州来说，其烟瘴军流刑犯的流放终点则位于云南省，具体地点在何府何县，由云南总督确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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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军流刑的各种术语较为生僻，有时还显得不合时宜（比如，《五军道里表》中所列的某些“烟瘴”地，至19世纪可能就不再是“烟瘴”之地了），但这些术语本身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沈家本提出：虽然清代沿用了明代军流刑的术语，但实际上，清代的军流刑已不再具有“军事”意义。他将明、清两代军流刑制度的差异概括如下[18]：第一，明代执行军流刑，被刑者应发往军事设施——卫所；但在清代，卫所制被取消，因而不存在卫所，这样，军流刑与普通流刑之间不再有实质意义的差别。第二，在明代，最初设军流刑的目的在于针对军人犯罪；但到清代时，普通民众也可以被判处军流刑。第三，明代军流刑的等次不甚明确，其道里远近也未确定；而在清代，军流刑等次确定为五等，1725年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各等次的道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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